第二章 2002年萧红研究述评

一 萧红作品研究

1.萧红小说研究

（1）《呼兰河传》研究

王金城《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1]认为《呼兰河传》是一部“抒情性写实小说”，它鲜明地体现出萧红感性的小说诗学思想与理性自觉的文体意识，是一次独特的小说新美学实践。作者认为，《呼兰河传》这种全新小说叙述类型构建受到萧红独特的小说诗学思想、奇异的艺术感觉和艺术传达能力以及鲁迅先生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在叙述策略上，作者发现，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一是由人物、情节、事件表面的零零散散所组成的显在结构；二是由小说七个部分合成的平行并列的块状结构，即中层结构；三是由“时间、空间、人生”三位一体构成的具有生命意蕴的哲学结构，即深隐结构。《呼兰河传》这一结构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程序，又外在地指向作者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从叙事角度来说，作者发现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将自己裂变成“成人叙述者”和“儿童叙述者”两个叙事人，与之对应的便是“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两个叙述视角，“成人话语系统”和“儿童话语系统”两套叙事话语。

（2）《生死场》研究

自《生死场》问世以来，对于它的评论便层出不穷，尤其关于它的主题更是众说纷纭。黄晓娟[2]系统梳理了自鲁迅、胡风、周扬以来的各种评论，认为，新时期以来，《生死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作品主题的总体性确定，也从“反帝爱国”深入到“改造国民灵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一的“改造国民灵魂”的阐释似乎越来越难以解释萧红作品所辐射的天地。于是，作者从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生与死的三个方面入手，即从出生就走向死亡的自然群体——农民，生与死的意义承载——女性的身体，在充满了奴性色彩的文化环境中生活着的农民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上，认为民族的兴亡是萧红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对生与死的一个侧面的探讨。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探究，对民族自立的潜在障碍及其封闭、落后而又愚昧、陈腐的文化心态的历史反思才是她所要揭示的主题，这也是萧红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另一条途径，从而将“国民性”思考的文化指向和历史主题引向深入。

此外，萧红在《生死场》中有多处对生育场面的描写，黄丝雨[3]认为，这些描写用真实而深刻的笔触还原了女性生育的原貌，并且萧红通过描写女性生育的生理之痛和揭露男性歧视生育等不负责任的事实来全面解构了男权社会所高扬的母性。

（3）小说整体研究

对于萧红小说的风格，评论者多从抒情的、感性细腻的等层面入手，艾晓明[4]却独辟蹊径，认为戏剧性的讽刺才是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特质。适应这种想象方式，萧红创造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发展了一系列反讽手段，从而建立了她个人的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作者以萧红的《呼兰河传》为例，就场景性的小说结构来说，它的故事片段是戏剧化的，而它的章节安排是场景性的。由这种开合式的分场、移步换景的聚焦，萧红敞开了同一空间里不同侧面的深度。并且从叙事效果来说，它的散文笔法有利于情境的切割、场景的转换，以便出演不同的人物故事；而故事里内在的戏剧性和讽刺主题，则把片段的故事连缀成小说整体。就反讽方式来看，作者归纳了如下四种：一是对照型反讽，包括结构上的对照、场景间的对照以及人物行为的前后对照；二是自白、对话与扩展型反讽；三是人物自嘲；四是叙事者反讽。此外，作者还特别注意到《呼兰河传》中的女童视角，认为女孩的不谙世事、一知半解与她眼里的成人形成两种理解。这个距离和陌生化的效果，正是反讽所需要的。具体来说，女童视角还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来她的位置，决定了叙事的详略，也串联起不同场景。二来女童视角又是一段距离。在女童的眼睛里，现实改变了形象。三来可以在现实扭曲变形后，产生出富有童趣的意象。可以说，该文无论是在文本细读、逻辑论证，还是在文章观点上，都是近年来有关萧红研究中一篇不可多得的力作。

可以说，在小说的规范中，萧红是一个出格与越位者。孙中田[5]认为，萧红的小说学是对传统小说学的一种反拨。具体来说，她弱化小说情节，而大张情绪，并且糅进了诗味；她间离了小说的艺术空间，以不完全的叙述，强化了艺术空白；她反人物的描绘转向负面的群体；而在追忆式的体式中，融化了风俗画的色彩，以象征的笔墨，增强了作品的内蕴。

萧红的几部优秀小说几乎都与东北的乡土社会紧密相连。单元[6]认为，萧红乡土小说的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原始、蒙昧、混沌的乡土生活写照；二是透彻、强烈、执着的生命意识探求；三是病态、落后、原始的民俗文化展示；四是清醒、深刻、孤寂的现代人生思考。

姜志军[7]认为，萧红小说的诗蕴品位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天然脱俗，具有诗的语言；和谐有致，具备诗的韵律；水乳交融，构筑诗的情景；含蓄淡远，饱含诗的意境。

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启蒙”与“救亡”是文学发展的主流，萧红的命运与文学创作始终与大时代联系在一起，却又固执地沿着个人独有的轨迹发展。何莲芳[8]认为，萧红以其个性主义的创作和自由写作的姿态，以个人熟稔的社会生活为创作蓝本，通过对老来失子无所依持的寂寞、孤寒，少年失怙的孤零和漂泊，人生独行者的苦寒、孤寂，失情、失家、失国者的漂泊流离四个方面的深切关注和执着叙写，反映出了萧红创作温厚、宽广的人伦关怀。

余娟[9]结合萧红的几篇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分析发现，由于经历的缺乏，对抗战题材的陌生使萧红在正面描写抗战内容时，显得艺术上把握不足，但她巧妙地将大时代中熟悉的小故事置换了自己陌生的抗战题材，以抗战大潮边缘的人物为对象，用女性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敏锐的艺术触角从侧面表现了动乱年代加之于个人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罹难，展示出他们的心灵创伤。

王雪[10]认为，萧红的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创作模式，主要体现在：她的一些小说淡化社会环境，注重文字的优美，体现出其个性化的审美意蕴，即呼唤人性的觉醒，叙述童年情结以及情结化的叙述人语言等。不仅如此，萧红的小说创作借鉴吸纳了诗歌的创作技巧，故而其作品蕴含着浓浓的诗意，使小说平添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提高了作品的文化品位和欣赏价值。此外，郭剑敏《论萧红小说的绘画美》[11]同样探究了萧红小说的艺术个性。作者认为，萧红善用画家的笔法来描摹故乡的风土人情、自然地貌以及社会人生图景，写景状物形象传神，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

2.萧红散文研究

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作为一部回忆性作品，主要内容是回忆两萧在哈尔滨时期的一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和自传色彩。马云[12]从萧红当时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的层面入手，认为萧红在这个时期如此关注她与萧军的两人世界，恰恰是因为两人世界出了问题。萧红在《商市街》中对萧军的描写和感受，从某种程度上看，她的情感是压抑的，创作情绪处于低落时期。可以说，《商市街》是萧红的情感经历和心灵记录，是独语。同时，《商市街》又是萧红写给萧军的，是与萧军的情感交流和深情对话，它隐含着萧红那段时间的情感饥渴和爱的失落。

3.萧红作品整体研究

萧红的创作以反映东北乡土的作品最为突出，这些作品发展了20世纪初我国新文学中“展现故园现实人生图景”和“改造国民性”两种乡土文学的不同倾向。艺丹[13]认为，萧红的作品继承和发展了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魂灵”思想的文化内涵，在清醒、冷峻的批判意识支配下，描绘出农民文化落后于时代的陈腐性和停滞不前的恒定性特征，并且对于农民文化中的封建迷信历史进行了批判，其作品呈现出深厚的文化批判意识。

刘丽奇[14]通过对萧红笔下的男、女形象研究，认为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她赞颂女性，在《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的女性描写中，她称赞女性的人品高尚，性格坚强、刚毅，不向封建道德观念与黑暗恶势力屈服，敢于同命运抗争；另一方面，她鄙视男性，抨击和嘲讽男性，如在《逃难》和《马伯乐》中，她的这种思想体现得尤为突出，她觉得男人貌似强大、了不起，其实思想卑微、自私自利。男人不仅胆小、怕事，而且比女性懦弱、愚蠢等。

王妹[15]认为，萧红给中国现代文学画廊留下了一系列负着时代和社会最深重灾难，在“生死场”上呼喊着人生、诅咒着的“萧红式”女性。她们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中寻求到了生命的火花，寻求着人生的价值，表现出反封建和谋求女性解放的女权意识。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反对包办婚姻，赋予生命不息的品格；二是暴露家庭黑暗，批判男权罪恶；三是揭示人性异化，观照生命价值。

王立坤[16]探究了萧红与鲁迅先生的深厚情谊及其对她创作的影响，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生命的强烈慨叹，对于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二是对于人们精神愚昧的展示。可以说，萧红对鲁迅精神的理解是深刻的，继承是自觉的。

萧红小说创作体现出大胆越轨的笔致，张玉秀[17]认为，其美学气质体现为一种雄浑而忧郁的美；其任笔随性的抒情笔致及“自我”个性体验的介入，构成一种独特的女性主义文本：萧红体。不仅如此，萧红的语言风格也是多姿多彩的，李爱云、吴海涛《语言的儿童习语式——萧红创作的语言风格之一》[18]认为，儿童习语式是她的语言风格之一，它有一般童言的天真质朴，更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作者认为萧红用儿童习语写作不是为了表达的方便，也非刻意地追求，而是生命体验的一种自然的流露。在常见的儿童习语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因而，她的作品比一般的儿童作品更有深度。同时，萧红的儿童习语具有节奏韵律，在章句行文间充满着音乐美。

二 萧红思想研究

1.萧红与存在主义

读《萧红传》或查《萧红年谱》，我们可以知道，萧红并没有系统地读过有关存在主义的书籍，但这并不妨碍萧红自有她的存在之思，并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崔云伟[19]认为，《生死场》里的人们处于完全不自知的“生与死”的时间轮回中，这种存在从根本上说是偶然的、不可思议的、荒诞的。一句“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概括了生死场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关于“场”的描述，则反映了萧红对于“人在空间中”这一哲学元命题的原始思考。在《后花园》中，冯二成子的时间意识觉醒了。他开始由自在的存在转向自为的存在，由非本真状态转向本真状态，由非人状态转向人的状态。这里的有无时间意识，恰是一个分水岭。当冯二成子终于领悟到自己的“被抛状态”之后，他也终于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自由选择和决断。《呼兰河传》则集中表达了萧红孤独、寂寞的生存体验和反抗绝望的生存勇气。认识到人生的根本性虚无，并不意味着人就可以放弃希望、自甘堕落。萧红在这里恰恰是教人们从根本上面对这虚无的人生和荒诞的处境，像加缪那样鼓起自为的存在的勇气，挺身反抗之。概之，萧红的存在思想在许多方面无意之中与海德格尔、萨特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走到了一块，萧红也由此成为继鲁迅、冯至之后的又一位存在主义文学创作大家。

2.萧红的精神特质

萧红的创作中，“生命”是一个主旋律。她一生信仰“生命”，她的艺术创作的全部归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探索与表现各种“生命”形式。艺丹[20]认为，在以“生命”为主旋律的创作中，萧红捕捉与再现了三种基本类型的“生命”形态：其一，生命的自然形态；其二，生命的自在状态；其三，生命的自为形态。

黄晓娟[21]认为，“家园意识”是萧红情感链条中丰富而复杂的一环，萧红将生命中这种最深切的情感融入了以家园为题材的小说中，具体来说，萧红的家园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萧红的儿童世界表现出具有人类学意义的生命原初体验，它构成了人类生存方式以及人类集体性大记忆中的缩影之一，接通更深远的人类感、历史感。二是对固守者的反思。对于故乡农民的人生探索，萧红更多地集中在对他们生存方式的深切关注之中。从《生死场》《呼兰河传》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探寻，再到《小城三月》《后花园》等对生命自由、生命质量的追求，萧红展示出了固守在故乡村镇里的乡土民众那种动物般的麻木和愚昧。因此，萧红的故园有着双重内涵：一是充满童趣和爱心的故园印象；二是在那些固守在家园里的劳动者身上，思索着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此外，张叶红[22]也论述了关于萧红的家园意识。

3.萧红与佛学

坎坷的人生经历，引发了萧红对人生命运的思考。黄晓娟[23]认为，其对生命终极的一种近乎思维冲动的追究，使她无意间与佛学沟通了。具体来说，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与死的体验与参悟。在萧红的笔下，生与死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因而，它无意间与佛教的生死观相通了。这种发现，赋予了萧红作品一种宗教情绪的人生态度。二是生命悲剧的感悟。萧红笔下人物思想的深处，是一种被拨弄的命运途中自慰的人生哲学。与佛家的虚无观比较起来，萧红的虚无感中含有强烈的人间烟火味和强烈的反抗因素。佛教意识在萧红作品中的体现，是一种覆盖了前生今世的多苦意识，所有的时空都弥漫着数不尽的苦难。

4.萧红与女性文学

20世纪，伴随着个性解放、人的觉醒的时代大潮，一批女作家应运而生，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单元[24]认为，与冰心、丁玲、张爱玲等作家相比，萧红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主要表现为三点：第一，她没有局限于知识女性的狭窄视野，避免了陷入女性文学的精英主义误区，自觉为中国最广大下层女性代言，执着关注中国下层妇女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悲剧。第二，她始终如一地坚持以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来描绘普通女性生存真相并对她们寄寓着深切悲悯，体现出独立、清醒、深刻的现代女性意识。第三，萧红拓展、丰富、深化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表现内涵，提高了其审美品格。

三 萧红比较研究

本年度有关萧红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萧红和迟子建、张爱玲方面。

1.萧红与迟子建

单元《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萧红、迟子建比较论之一》[25]论述了萧红与迟子建笔下自然美的特点，认为她们善于用儿童视角去观察和描绘自然，能以童心的纯洁、美丽、自由与舒展去映照自然，尤其注重在描绘自然时表现儿童特有的幻想、生机与灵性。尽管如此，她们作品中的自然描写，又显现出以下差异：第一，萧红的人生经历更为惨痛、凄苦、忧伤、孤独，当她描绘自然时，总是不时地流露出哀婉、凄凉、寂寞的色彩。而迟子建笔下的大自然，色彩显得较为瑰丽而纯净，感情上也不是那样凄婉萧索。第二，萧红写大自然的生机与活力时，常常是作为人生死寂呆板的参照物来写的，因而就更衬托出二三十年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陈旧和了无生机。而迟子建描绘大自然，则更多带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因而她作品中的大自然，往往显得更加强悍、博大，也更为神秘浪漫。萧红与迟子建作品中这种自然描写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作家命运、个性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时代、社会的巨大影响。

本年度对萧红和迟子建做出论述的还有樊星、喻晓薇[26]和殷红[27]。樊星等认为，就创作母题而言，萧红倾向于以现代启蒙者身份对乡土进行冷峻的审视与批判，迟子建则倾向于对乡土的缅怀；就审美风格而言，萧红的创作体现出张力之美，而迟子建的创作则表现为和谐之美。殷红从叙述角度、叙述内容、叙述话语三个角度对萧红后期代表作《呼兰河传》与迟子建前期作品《原始风景》进行了比较，具体来说，两部作品有如下共性：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及其童年视角的选择；叙述内容的亲历性及其东北地方特色；叙述话语的清新及其感伤的怀旧气氛。分析这共性的成因，作者认为主要是由共同的地域文化造成的。

2.萧红与张爱玲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萧红、张爱玲是追求个性自由与独立的叛逆者。李石勇[28]认为，她们的生命与艺术呈现出浓郁的悲剧色彩。具体来说，萧红的作品表达了一种历史主题：底层质朴、被压抑的自然人性，及底层不屈服于命运、顽强抗争的生存悲剧。张爱玲的作品则表现了大家族中戴着重重枷锁的、被扭曲的人性，及在传统旧文化与资产阶级物欲文明双重压抑下的女性，在抗争中被毁灭的悲剧。关于悲剧的成因，作者认为，萧红的悲剧在于以政治为主导的时代里容不下个人主义者，而张爱玲则是在旧文明成为破碎的纸片而新的文明又让人无所适从的时代里，找不到出路的寻找者的悲剧。此外，破碎的家庭与波折和无奈的婚姻进一步强化了她们的性别意识、个体意识，使她们把女性悲剧、个体遭压抑作为主要的表达与述说对象。

孙丽玲[29]从观照角度、审美风格等方面，比较了萧红、张爱玲在写作上的差异：萧红主要揭示北方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张爱玲则多描写被传统男权文化剥夺了自我意识的港、沪大都市里中上层家庭的女性角色。萧红侧重于对女性的身体体验和特殊的生命感受的表现，张爱玲重视对女性心理的矛盾、压抑和自我冲突的深层挖掘，她所关注的是女性的内省，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或许在不期然间，张爱玲完成了将女性写作由控诉社会到解构自我的深化。萧红对女性的命运多是同情，她认为女性的悲剧是女人的“第二性”性别造成的；而张爱玲对女性的现状更多的则是否定，她认为女性的悲剧主要是女人的奴性造成的。从风格上说，萧红、张爱玲的作品都具有一种“悲凉”的审美品格，这种悲凉的风格，是与作家的人生体验和人生经历分不开的。正是由于萧红心底那份“生为女人”被歧视与遗忘的边缘人的深切体会，那份对生命悲剧性的深邃感悟，才形成了她作品中那挥之不去的浓郁的悲凉情调，而张爱玲作品中的这种悲凉则来自她内心深处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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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金城：《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复旦学报》2002年第6期。

[2] 黄晓娟：《对着人类的愚昧——论〈生死场〉的主题意蕴》，《广西师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 黄丝雨：《对母性的质疑——试析萧红〈生死场〉中生育场面的描写》，《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4] 艾晓明：《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3期。

[5] 孙中田：《萧红的小说艺术》，《天津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 单元：《论萧红乡土小说的价值》，《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7] 姜志军：《论萧红小说的诗蕴品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8] 何莲芳：《温厚、宽广的人伦关怀——试论萧红小说的审美价值取向》，《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9] 余娟：《边缘叙事——萧红抗战小说题材的独特性》，《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10] 王雪：《论萧红小说的个性化审美意蕴》，《东疆学刊》2002年第3期。

[11] 郭剑敏：《论萧红小说的绘画美》，《集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12] 马云：《萧红〈商市街〉的创作心境与情感世界》，《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13] 艺丹：《萧红作品中对农民文化的反思》，《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4] 刘丽奇：《萧红作品中的女权思想》，《北方论丛》2002年第5期。

[15] 王妹：《论萧红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及女权意识》，《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6] 王立坤：《萧红作品与鲁迅精神》，《沈阳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7] 张玉秀：《异质的女性主义文本——萧红体》，《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18] 李爱云、吴海涛：《语言的儿童习语式——萧红创作的语言风格之一》，《衡水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19] 崔云伟：《从〈生死场〉〈后花园〉〈呼兰河传〉看萧红的存在之思》，《泰安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20] 艺丹：《生的顽强，死的挣扎——解读萧红对“生命”的阐释》，《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21] 黄晓娟：《故园之恋——论萧红的家园意识》，《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2] 张叶红：《萧红：女性写作与寻找家园》，《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23] 黄晓娟：《心灵的妙悟——论萧红与佛学的沟通》，《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

[24] 单元：《萧红与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5] 单元：《童心映照的自然之美——萧红、迟子建比较论之一》，《江汉论坛》2002年第3期。

[26] 樊星、喻晓薇：《东北乡土文学中的两种创作路向——萧红、迟子建乡土小说比较研究》，《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

[27] 殷红：《君自故乡来——〈呼兰河传〉与〈原始风景〉比较谈》，《北方论丛》2002年第5期。

[28] 李石勇：《论萧红和张爱玲生命与艺术的悲剧主题》，《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9] 孙丽玲：《真正的女性之声——萧红、张爱玲作品比较》，《延边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