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代以前的中央机构刻书

学界一般认为，雕版印刷肇始于唐代。最初的印刷多为民间私刻，中央机构刻书则源自五代。五代后唐时，国子监刊刻《九经》。史载：“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1]《五代会要》亦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敕‘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读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版，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以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2]《九经》自后唐长兴三年（932）初刊，至后周广顺三年（953）完成，前后共历四朝，还专门组织国子监博士进行了校勘工作。这是中央政府以雕版传布官本经书之开端，意义深远。自此以后，历代政府皆以“刻书”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设立了中央刻书机构，宋代的国子监，辽代的秘书监，金代的宏文院，元代的编修所、兴文署，明代的司礼监、南北二监，以及清代的武英殿修书处等，都可以说延续了中央机构刻书的传统，历代中央刻书机构既有一定的共同特征，又各自有一定的时代性和特殊性，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璀璨夺目。

一 宋代中央机构刻书

宋代“是我国雕版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南北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是空前未有的”^[3]。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私刻和民间刻书三大系统，中央各殿、院、监、司、局刻书皆属“官刻”系统。

国子监是宋代中央机构刻书的最重要机构之一。据载，宋太宗时任命孔维与学官校定《五经疏义》，刻板行用。宋淳化五年（994）兼判国子监李至奏称：“五经书疏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博通精义，望令重加雠校，以备刊刻。”^[4]《史记》《汉书》《后汉书》在该年选官分校，杭州镂板印行。李至同时建议将国子监原属印书钱物所改名为国子监书库官，掌印经史群书。其后，元丰三年省，绍兴十三年复置一员，三十一年罢。隆兴初，诏主簿兼书库，乾道七年复置一员^[5]。可见宋太宗时期已在国子监设立印书钱物所这一专门刻书机构，后因其名过俗，改称书库官，专掌雕印经史群书。

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询问国子监祭酒邢昺该监已雕刻经书板片，邢昺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6]宋初大量编纂了儒家经典著作的音义及文字训释的注疏、正义，在国子监雕版印行，雕版数量从不足四千增至十余万块。到宋仁宗时，正史大部分皆由国子监镂板颁行。史载：“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阙，始召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本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上《后魏书》，王安国上《北周书》，政和中始皆毕，颁之学官。”^[7]

南宋初期，因战乱之故，国子监所藏雕版去失大半，只能重新校刻。据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4载：“监本书籍，绍兴末年所刊。国家艰难以来，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张彦实待制为尚书郎，始请下诸州道学，取旧监本书籍，镂板颁行。从之。然取者多有残缺，故胄监刊六经，无《礼记》；正史无《汉书》。二十一年五月，辅臣复以为言。上谓秦益公曰：‘监中其他阙书亦令次第镂板，虽重有费，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8]宋代国子监不但刻印正经、正史，还校刻了不少医书，如《脉经》《千金要方》《图经本草》等。宋元祐刻本《仲景全书四种》收录有元祐三年（1088）国子监牒文，称“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卖”。这个牒文颇为重要，既说明了宋代国子监刻书允许民间请印翻刻的现象，也体现了宋代官府刻书的售卖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据王国维《两浙古本考》考证，宋代国子监刻书并非都是出自本监的印书钱物所和后来的书库官：“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板。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9]南宋监本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进行雕版。宋代国子监为何不顾财帛之费，舍近求远，交由杭州镂板开印呢？叶梦得《石林燕语》对此有所解释：“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10]除了纸张质量外，杭州多刻板精湛之人也是重要原因。

宋代的中央机构刻书，除国子监刻印经史群书外，其他诸如崇政院、左司廊局也是重要刻书机构，刻印了不少重要典籍。如崇政院先后刊刻有《吴志》30卷、《隋书》85卷、孙奭《律文》12卷《音义》1卷、贾昌朝《群经音辨》7卷等；左司廊局刻《春秋经传集解》30卷、德寿殿刻刘球《隶韵》10卷等^[11]。宋代秘书监掌管古今经籍图书、国朝实录等事务。其下属的太史局专掌天文，测定历法。《宋史·职官志》载，太史局曾设立印历所，“掌雕印历书”^[12]。太史局印历所的刻印对象主要是与天文历算相关的专业典籍。

宋代朝廷也十分重视包括刻本和抄本在内的图书典籍校勘工作，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宋代努力搜访遗书的同时，朝廷组织人员对访求到的文献进行了规模空前的校勘整理。可以说，流传至今的五代以前古籍，基本上都经过宋代官方的校勘整理，有些书籍还被反复校勘。宋人校勘整理的前人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各部，有些本朝新编之书也被列入校勘范围。据统计，仅北宋167年间，中央政府组织的对国家藏书较大规模的校勘活动就有40多次。除儒家经典、前朝正史被多次反复校正外，子部中的医药学著作、农书、兵书等也备受重视。由于校书范围广，整理工作成绩显著，宋代校勘书籍的方法得到总结，出版了一些独立成书的校勘著作，校勘学的理论初步建立起来^[13]。

二 元代中央机构刻书

元代统治者采取了尊经崇儒、兴学立教、举贤招隐等一系列文治政策。兴文署是元代中央政府直属的主要典籍刊刻机构。元太宗八年（1236）六月，于汗八里（今北京）设编修所，在平阳府沿金之旧制，复设经籍所，掌管搜访、庋藏图书典籍，编辑、印刷经史类著作。至元四年（1267）又将编修所、经籍所名义上予以合并，改为宏文院。至元六年（1269）徙平阳府经籍所于京师。至元十年（1273）正月立秘书监，掌中央图书经籍，同年又设立了兴文署^[14]，专掌雕印文书。关于此事经过，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2《刻宋本寒山诗集序》记述甚详：“元则太宗用耶律楚材言，因金源平水书籍之旧，立经籍所于平水。其后世祖用许衡言，立兴文署以掌书版。”^[15]据元人王士点《秘书监志》卷7载：“至元十年十一月初七日，太保大司农奏过事内一件：‘兴文署掌雕印文书，交属秘书监呵，怎生？’奉圣旨：‘那般者。’钦此。”翰林学士王盘《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朝廷悯庠序之荒芜，叹人材之衰少，乃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咸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颁布天下。”^[16]傅增湘所说的兴文署“掌书板”不仅是掌管刻印书籍的板片，而且还负责元代中央刻书事宜，《秘书监志》所记载的“掌雕印文书”以及《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所说的“剡刻诸经子史版本”，对其职能的描述更为准确。关于兴文署的职官设置，《元史》卷87载：“兴文署，秩从六品。署令一员，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员，以翰林应奉兼之。至治二年罢，置典簿一员，从七品，掌提调诸生饮膳，与凡文牍簿书之事。仍置典吏一人。”^[17]又据《元代出版史》：“兴文署设官三员，令一员，丞三员，校理四员，楷书一员，掌记一员，镌字匠四十名，作头一人，匠户十九人，印匠十六人。”^[18]各类官员、匠役总计89人，为数不少，且有校理、楷书、镌字、刷印的明确分工，应该说是比较成熟的中央刻书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兴文署并入翰林院，相关职能被拆分给其他机构。《秘书监志》卷7载，该年十二月，中书省奏：“奉圣旨，省并衙门，内兴文署并入翰林院，王待制兼管有。印造每年历日事务拨附秘书监亲管。王待制牒保都作头董济于本监依旧勾当，祗受吏部札请俸，依上勾当。”兴文署刻书从设立到裁撤不过数年，但在短暂的时间中，也刻印了不少经籍，其中以刊刻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最为有名。前面提及的王盘《兴文署新刊资治通鉴序》^[19]记载的正是兴文署刊刻《资治通鉴》一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3亦载：“《资治通鉴》兴文署板，顾从德藏。有‘武陵’联珠印。”^[20]陆心源《元版资治通鉴跋》谓：“（兴文署）召集良工，刊刻诸经子史版本，以《通鉴》为起端，是官刻善本也。”^[21]清代官修《天禄琳琅书目》卷5对兴文署首刊《资治通鉴》予以高度评价：“朝廷于京师创立兴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员，厚给禄廪，召集良工，剡刻诸经、子、史版本，流布天下。以《资治通鉴》为起端之首，可为识时事之缓急而审适用之先务。”^[22]兴文署版《资治通鉴》到了清代嘉庆间仍有胡克家翻刻本，可见流传甚广。此外，兴文署还刊刻了蒙古文译本，如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刊刻《孝经》，武宗至大四年（1311）刊刻《贞观政要》，仁宗时刊刻《大学衍义》《列女传》等。元代国祚较短，兴文署所刻之书的数量并不多。

元代的国子监是除了兴文署之外的另一中央刻书机构。据潘国允、赵坤娟编著的《蒙元版刻综录》著录，元代国子监刊刻过《监本附释音十三经注疏》335卷，其中包括《周易兼义》9卷，《附释音尚书注疏》20卷，《附释音毛诗注疏》20卷，《附释音周礼注疏》43卷，《仪礼》17卷，《附释音礼记注疏》63卷，《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60卷，《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28卷，《监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20卷，《孝经注疏》9卷，《论语注疏解经》20卷，《孟子注疏解经》14卷，《尔雅注疏》11卷，《国语》21卷，《伤寒论》10卷等^[23]。元代艺文监广成局还专门负责刊刻元朝历代皇帝的圣训^[24]。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中央政府还主持全国日历的印制，由太史院及其特设的印历局完全垄断了历书的印刷出版，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元史·刑法志四·作伪》云：“诸告获私造历日者，赏银一百两，如无太史院历日印信，便同私历，造者以违制论。”^[25]太史院出版的历书上都标有“印信”，是一种用于图书专印出版的“准印证”。政府垄断历书出版，一是为了保证历书的精确性及其刊印质量，二是因为历书的需求量大，赢利十分可观。这种由中央政府控制历书印刷的模式在明清得到了延续，清代历书由钦天监负责编纂，武英殿修书处负责印刷。

中书省是元代最高的图书出版管理机构。明人陆容《菽园杂记》载：“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26]举凡重要的图书出版，均得由中书省审核批注，并颁下所谓“牒文”，才能出版。经呈请核准官刻的书籍，一般把所行公文列在书首，说明出版缘由，以及批准刻印的部门。牒文内容包括刻印图书的呈请，例如大德七年（1303）闰五月二十二日，准中书兵部关、刑部关，准本部郎中贾朝列关：“建康路明道书院山长余庸，委是才艺之士，兼传通地理，迥出儒流。即目到部听除，即令兵部见奉中书省巧举，行移秘书监，纂录《天下地理总图》。若今本人分画纂录，彩画完备，实有可观。准此，照得：先准翰林应奉汪将仕保呈：前鄂州路儒学教授方平彩画地理总图，已经移关秘监，依上彩画，去讫。”^[27]中书省管理和监督重要图书典籍的编纂、刊刻，诸如《至元大一统志》《天下地理总图》等书都予以直接管制，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意志。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通过颁定儒家经典正本加强统治，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也让统治者逐渐意识到雕版技术之于传播流通的重要价值，他们通过设立中央级刊刻机构，大量刊布符合统治阶级利益、有裨于教化的著作，由此催生了国子监、兴文署、经厂、武英殿修书处等职掌内府刊刻权舆的“皇家出版社”。这些带有鲜明皇家色彩的中央刻书机构，不仅有利于统治者巩固统治，大力宣扬文化政策，而且客观上使得大量深藏皇宫禁苑的内府典籍流入普通士民之家，大大促进了古代书籍流通的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