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中央机构刻书与清代内府刻书源流

一 明代中央机构刻书概况

明代官府刻书之风十分盛行。清人袁栋所著《书隐丛说》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28]王士禛《居易录》卷7亦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榷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29]

明代内府刻书的数量，有几种重要的著录可供参考。明末宫内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其中的《内板经书纪略》记载了内府刻书的册数、叶数，是万历后期司礼监下属机构经厂库所存贮书籍板片的详细账簿。《内板经书纪略》共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共计163种，另外还有佛经一藏（按一种计算）、番经一藏（按一种计算）、大小五部经及五般经等佛教经典20种，著录道经1种，总计184种。周弘祖所著《古今书刻》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记载明代中央各机构及各直省刻书情况，下编则著录各直省所存历代碑刻。《古今书刻》著录的特点是仅录书名，共记录内府刻书83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内府刻书的著录分为“内府刻本”与“司礼监刻本”两种，著录明内府刻本46种，司礼监刻本18种，总计64种。

明代内府刻书的版式特征，马学良的认识比较全面，引述如下：“内府刻本一般书品阔大，半框高度一般在20厘米以上，宽在15厘米以上；除少数经折装佛经以外，均为四周双边，中间有界栏。”他认为不同时期的内府本有明显区别：洪武时期的内府本字体承元，略显古拙；永乐至正德时期，内府刻书日趋精细，字体多作秀丽赵体；万历以后，内府本所用字体打破永乐以来一主赵体风格，间有横平竖直、略显呆滞的宋体字开始出现^[30]。

明代刻书字体，清人邓邦述云：“元人刻书凡三变：其笔画圆整与此（宋刻本《纂图互注荀子》）相类者，乃元初承南宋之后，故不易判；其一则用赵承旨体；其一则写刻俱不甚工，而尚有古拙之气，下逮洪武成化，自成一派。”^[31]黄永年认为明代前期的刻本基本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继续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刻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32]。永乐到正德年间的内府本，字体比较一致，都是遒媚秀逸、笔法圆润的赵体字。嘉靖中期以后，字体由秀逸圆润的赵体字向方正整齐的宋体字转化。

明内府刻书用纸多选用棉纸，且纸质洁白。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增订本）》说内府本“多是黑口、白纸”^[33]；赵国璋、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辞典》“经厂本”条云：“明代内府刻印的图书……用上好洁白棉纸和佳墨精印”^[34]；赵前《明代刻书概述》亦云：“经厂的主要特征为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多用赵体字，以白棉纸印制。开本舒展大方，多包背装。”^[35]

明代内府刻书的流通方式包括颁赐皇子、国子监、藩王、大臣。如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赐皇太子《务本之训》^[36]。永乐十五年三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书》于六部并两京国子监及天下郡县学。”^[37]《明代敕纂书考》云：“太祖尝命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等采辑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以为借鉴。会凯出参行省，编辑未成，于是又诏亲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编修王僎，国子博士李叔允，助教朱复，录事蒋子杰等续修之。至洪武六年三月癸卯书成，太子赞善宋濂为序以进，赐名《昭鉴录》，以颁赐诸王。”^[38]《明宣宗实录》卷16载：宣德元年夏四月戊寅，御制《外戚事鉴》及《历代臣鉴》二书成，颁赐群臣及外戚。上谕之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必自亲亲始；至于文武之臣，亦欲同归于善。然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于暇日，采辑前代近戚及文武群臣善恶之迹，与其所得之吉凶，类为此书，用示法戒。其择善而从，以保福禄于永悠。”^[39]嘉靖七年（1527）十月，“吏部左侍郎董玘、右侍郎徐缙、礼部左侍郎李时、翰林院学士顾鼎臣、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谢丕、翰林院侍读学士张璧奏启内府书籍。上赐玘等六员各《四书书传大全》一部，加赐时、鼎臣、丕、璧各《文献通考》一部”^[40]。

此外，明代中央刻书机构中，南、北二监的刊刻活动也不可忽视。国子监作为国家最高教育机构，所刊刻的图书以经史读本为主。据张秀民的研究，明代两监的刻书重要者，包括北京国子监刊刻《十三经注疏》、翻刻南监《二十一史》等^[41]；南京国子监补刊《二十一史》，以及《通鉴》《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贞观政要》《通典》《通志略》《通考》《古史》《农桑撮要》《农桑衣食》《河防通议》《大观本草》等^[42]。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中央六部等机构也参与刻印内府书籍。这些机构包括都察院、钦天监、礼部、兵部、工部、太医院等。

二 明代经厂刻书与清代内府刻书源流

清代内府刻书的发端，与明代经厂刻书关系密切，这里有必要对明代经厂刻书加以探讨。对于“经厂本”的定义，各家有所申说。潘承弼、顾廷龙认为：“明内府雕版，阉寺主其事，发司礼监梓之，纳经厂库储之，凡所刊者即称之为经厂本。”^[43]这一观点是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说法，足资参考。

洪武十七年（1384）明廷增设了司礼监，朱元璋命“更定宫官六尚局品秩、内官诸监库局及外承运等库局品秩”^[44]，在原有内官设置的基础上增加了内侍机构，设立尚宫、尚仪等六局，以及内官、神宫、尚宝、尚衣、尚膳、司设、司礼、御马、直殿九监。司礼监刻书始于永乐七年（1409），据《明太宗实录》载，该年明成祖朱棣曾下旨：“皇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当进学之时，朕欲使知其要，庶几将来太平之望。秦汉以下，教太子者多以黄、老、申、韩刑名术数，皆非正道。朕因闲暇，采圣贤之言，若执中建极之类，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今已成书，卿等试观之。有未善，更为朕言。’广等遍览毕，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备载此书，宜与《典》《谟》《训诰》并传万世，请刊以赐。’上曰‘然。’遂名《圣学心法》，命司礼监刊印。”^[45]《圣学心法》一书成为司礼监刻书之先声。

明英宗即位后，司礼监权力迅速膨胀，一跃成为内府二十四衙门中的第一监。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且常服亦稍异。其宦官在别署者，见之必口头称上司。虽童稚亦以清流自居，晏然不为礼也。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46]司礼监秉笔太监以“内翰”“清流”自居，得到皇帝的特别宠幸。明末太监刘若愚说司礼监“最有宠著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随堂，如众辅焉”^[47]。

随着皇家刻书需求的增加，司礼监专门成立了经厂，作为负责内府图书刊刻印刷的机构。关于司礼监经厂设置的具体时间，清人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引《燕都游览志》云：“大藏经厂，司礼监之经厂也。……《燕都游览志》：藏经厂碑记言厂隶司礼监，写印上用书籍，制造敕龙笺。藏库则堆贮经史文籍，三教番汉经典，及御制御书诗文印板。建自正统甲子，历嘉靖戊午，世宗造元都宫殿，将本厂大门拆占。隆庆改元，元都拆毁，其后内监展拓旧基，重加修饬，始万历三年二月，落成于五月。”^[48]这里的“正统甲子”即正统九年（1444）。由此看出，经厂的职能为负责刊刻内府图书、保管书版及所刻典籍。刘若愚的《酌中志·内板经书纪略》对司礼监经厂本著录甚详：“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皆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49]潘承弼、顾廷龙所编的《明代版本图录初编》认为：“明内府雕版，阉寺主其事，发司礼监梓之，纳经厂库储之，凡所刊者，即称之为‘经厂本’。沿袭既久，莫溯厥源。”^[50]

司礼监经厂成立之后，同时负责管理内府书籍板片。《酌中志》云：“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皆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51]司礼监经厂刻书，多为诏令律例及经史文集，据《酌中志》及《古今书刻》统计，前后刻有200余种。经厂本大都版式宽大，双鱼尾，大黑口，行格疏朗，字大如钱，赵体字上板刊刻。首页多钤“广运之宝”，包背装居多。

司礼监所雇刻书匠役为数甚多。嘉靖十年（1531），皇帝命工部协同司礼监清查军民匠役，额定司礼监所属工匠1583名，其中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折配匠189名，裁历匠81名，印刷匠134名，黑墨匠77名，笔匠48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木匠71名^[52]。经厂印刷工人一般由无偿到皇宫当差的“班匠”充任，明初内府制字匠有150名，两年一轮当差^[53]。嘉靖十年（1531）内府整顿工匠，其中查明司礼监匠役总数为1583名，数量相当庞大。

值得注意的是，司礼监并非明代内府刻书的唯一负责机构，中央各部院也或多或少参与了内府刻书工作。如据《明实录》，正统十二年（1447）三月《五伦书》成，命工部刻板^[54]。嘉靖四年（1525）十二月，礼部刊《大礼集议》成，诏于奉天门奏进^[55]。

综上所述，明代司礼监经厂设立于内廷，直接服务于皇帝。经厂本往往被视为明代内府本的代表，如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版本编》“经厂本”条载：“明内府刻书由司礼监负责，司礼监下设经厂库……司礼监经厂刻的书被称为经厂本。”^[56]把明代内府刻书等同于司礼监刻书。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对此有所解释：“洪、永时所谓‘制书’，在永乐未迁都前，均在南京宫廷内府刊行，称‘内府本’。……永乐七年命司礼监刊印《圣学心法》，也称内府本。后来司礼监经厂本之名大著，遂掩内府本之名。”^[57]经厂本俨然成为明代内府刻书的代名词。

关于明代经厂与清代内府刻书的历史渊源，陶湘在《清代殿板书始末记》一文中有清晰的揭示：“清代殿板书实权舆于明代经厂本，惟明以司礼监专司，清则选词臣从事耳。顺治一朝纂刻书籍，均经厂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厂本小异而大同。”^[58]笔者认为，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总体而言，清初内府刻本版式风格与明代经厂本版刻特征非常接近，都是字体横细竖粗，版式开本阔大，字大行疏。无论是写刻字体，还是版式、装帧，都有较为明显的晚明经厂本风格，如翁连溪所说：“如不以序跋及所记年月或书籍内容加以识别，较难区分清顺治内府本与晚明经厂本。”^[59]以字体为例，明代嘉靖中期以后，司礼监经厂刻书的字体多采用宋体字。这种字体方润整齐，横竖字画起刀皆直刻而入，不像软体字那样回旋婉转。该字体来源于翻刻、模仿宋本，但是其后在明代刻书工匠的改造之下，逐渐变得横轻竖重，撇捺直挺、字形方整、棱角峻厉，完全失去了宋版字体的神韵，略显呆滞，故有人将其称为“明匠体”或“匠体字”。到了清代，内府刻书继承了明代后期以宋字体刻书的传统，相当一部分的内府本（包括殿本）都是宋字，这种字体便于刊刻上版，亦能提高刊刻效率，节省刊刻成本，逐渐成为清代内府刻书的常用字体。

第二，清初内府刻书所用匠役多沿用明末留下的内府司礼监经厂工匠承刻。如清初编刻的《大学衍义》《洪武宝训》《五经》《资政要览》《御注孝经》《内政辑要》等书，都是由明代遗留的工匠刊刻完成的。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转而从内务府选派旗人匠役从事刊刻、装潢等工作，逐渐建立了较为独立的匠役体系。

第三，就刻书机构性质而论，明代经厂刻书与清代内府刻书都是直接服务于皇家的专门机构，秉承皇帝旨意刊刻图书，皇权色彩浓厚。例如经厂本和清代内府本常有“御制序”冠于卷首。据《明实录》，御制序是内府图书刊刻流程中的重要一环：“《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先是上命翰林院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等编类是书，既成，广等以稿进。上览而嘉之，赐名《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亲制序于卷首，至是誊写成帙，计二百二十九卷。广等上表进，上御奉天殿受之，命礼部刊赐天下。”^[60]此外，“御制序”后往往附有“进书表”及参与编纂的“奉敕纂修人员职名”；有的典籍后还会有修书的“后记”“观书启”等。“进书表”与“后记”一般由当时负责该书编纂的正、副总裁官领衔，其文辞较“御制序”更为虚浮，比较注重格式，内容则基本是与“御制序”相呼应，略述修纂过程及内容。明代经厂本还列有“奉敕纂修人员职名”，一般按照官职大小及典籍编纂中充任的角色依次开列，每人均详列官职、姓名。编纂人员队伍庞大，动辄数十人，如永乐刻本《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卷前所列纂修人员就有42人。实际上，清代内府本亦有明代经厂本的这些共性特征，二者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

除了上述所说的若干渊源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清代内府刻书虽然继承了明代经厂刻书的某些特征，但在具体操办流程、办事人员素养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明以司礼监专司，清则选词臣从事”^[61]，需要区别考察。总的来说，清代内府刻书滥觞于明代司礼监经厂刻书，但随着清代内府承刻能力的加强，特别是康熙十九年武英殿修书处成立后，逐渐建立了全新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呈现出与明代经厂刻书显著不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