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制：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的革新

汉初统治者基本上沿用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史称“汉承秦制”。所谓“秦制”，就是一套以“皇帝—公卿郡县”（或称“君相—郡县”）为基本架构的政治制度。其中，皇帝是权力的核心，“三公九卿”则是朝廷主要行政机构。三公九卿各有自己的府寺，以处理本职事务。诸事汇总于丞相，最后请皇帝裁决。可见，秦朝中央机构的主体是“皇帝—公卿”。而地方行政机构的主体则是郡县。郡的行政长官是郡守。郡守属官有郡丞，辅佐郡守治民。郡之下设若干县，主要长官为“令”（大县）或“长”（小县），令（长）掌军政。这套“君相—郡县”体制被汉朝所承袭。而基于秦朝暴亡的历史教训，刘邦为了拱卫王室，在铲除七个异姓王的同时，又先后分封了九个刘姓的地方诸侯。而且，这些地方诸侯的权力很大，俨然就是独立的王国。所以，汉初政治体制可谓是郡国并行。

在董仲舒看来，汉初政制并不是一种健全的、理想的政治制度，而必须加以改革和完善。这就涉及所谓“新王必改制”的命题，董仲舒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又说：“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故必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均见《春秋繁露·楚庄王》）他还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由上可见，“新王改制”不是可有可无的小事，而是涉及“天命”的大事。所谓“必受命”，这是根本前提；所谓“必改制”，强调了改制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不取决于帝王的主观意志，而是根源于天命的绝对性。改制正是为了充分彰显天命色彩。不过，董仲舒同时又指出：“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从表面看，董仲舒所谓“改制”，只是表现为迁国都、更国号、改正朔、易服色等形式上的东西，以示异于前代；至于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则不必改变。总之，由于董仲舒过于强调“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从而给人一种所谓“改制”并不显得如何重要的印象。

然而，如果我们联系董仲舒所谓“更化”思想，深入地考察，就会发现“新王改制”其实也蕴涵了深刻的实质内容的变革。董仲舒虽然讲“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同时又强调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天人三策·第三策》）由于董仲舒所处的西汉前期正是所谓“继大乱之后”（即继秦朝暴政之后），因此，从本质上说，董仲舒的“新王改制”论主要体现了一种“继乱世者其道变”的改革精神。事实上，董仲舒可谓西汉前期的最重要的政治改革理论家。他以“更化”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君民屈申”（或称“强干弱枝”）、“德主刑辅”与“调均安民”等诸多改革建议。^[10]这些建议都属于“新王改制”的重要内容。

（一）“君民屈申”：皇权的巩固与制约

针对汉初分封制在汉景帝时所导致的“七国之乱”问题，董仲舒提出了“强干弱枝”（或称“大本小末”）的对策。首先，对于皇权的巩固问题。董仲舒一方面阐明“君权神授”，所谓“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另一方面主张“屈民而伸君”（《春秋繁露·玉杯》），这里所谓“民”，主要针对那些可能隐藏野心的奸臣重臣、皇亲国戚及地方诸侯而言。董仲舒说：“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崇本则君化若神，不崇本则君无以兼人。无以兼人，虽峻刑重诛，而民不从，是所谓驱国而弃之者也，患孰甚焉！”（《春秋繁露·立元神》）为达到尊君与巩固皇权目的，董仲舒主张“强干弱枝，大本小末”（《春秋繁露·十指》），以使地方诸侯不敢觊觎皇位，更无实力叛逆和颠覆政权。^[11]

其次，关于皇权的制约问题，董仲舒强调“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如果帝王实行暴政，“其恶足以贼害民者”，那么，“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因此，董仲舒对帝王提出了著名的“灾异谴告”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三策·第一策》）由此可见，董仲舒的“灾异谴告”说旨在约束皇权和警戒暴政，引导君主实施儒家仁政思想。在这些语境中，“天”是神圣的，是公平与正义的象征，是民心与民意的升华。

（二）“德主刑辅”：立法理念的更新

史家指出，“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汉文帝即位后，虽然诏除此令，但实际仍然执行。所谓“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因此，史书称汉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均见《汉书·刑法志》）。针对这种严刑酷法，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立法理念。他批评指出，“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天人三策·第一策》）董仲舒比较分析了古今治国之效的差异，他说：“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天人三策·第三策》）可见，西汉的政治制度并不符合董仲舒的德治标准，所以需要改良制度（即“修法度”）。改良制度的主要内容，就是调整德刑的主次关系，把现实中重刑轻德（或重刑废德）的制度调整为德主刑辅。

董仲舒所谓“德主刑辅”，是以天道为依据的。他说：“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在董仲舒看来，天意任德不任刑，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天人三策·第一策》）值得注意的是，不宜由此以为董仲舒完全否定了“刑”的作用及其价值。董仲舒说：“天之志，常置阴空处，稍取之以为助，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他认为刑德就像天有阴阳一样，阳为德，阴为刑，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不过，天是以阳为主，以阳统阴，因此，董仲舒主张“德主刑辅”，即以实行德政为主，辅之以刑罚制裁，主张“庆赏以立其德，刑罚以立其威”（《春秋繁露·威德所生》）、“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汉书·董仲舒传》）。总之，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反映了儒家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这种治国方略被统治者采用后，却转化为“儒法互补”结构，甚至是沦为“阳儒阴法”的政治现实。^[12]

（三）“调均安民”：经济制度的改革

西汉前期，在经济繁荣的外衣之下，隐藏着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就是土地兼并激烈，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董仲舒尖锐地指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他认为，这种两极分化现象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与民争利”，主要表现为“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汉书·食货志》），以及整个社会“弃其度制，各从其欲”（《春秋繁露·调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董仲舒主张抑制兼并、实行调均，他说：“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春秋繁露·调均》）这就是著名的“调均”论。其基本目的是为了达到“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调均》）。可见，所谓“调均”，不是那种简单的、一刀切的“平均主义”，而是把贫富差距调控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社会各阶层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

为了强化“调均”思想，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董仲舒在写给汉武帝的对策中作了长篇论述。他首先指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继而严厉批判：“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最后，董仲舒提出了应该遵循的调均原则，说：“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均见《天人三策·第三策》）一言以蔽之，董仲舒旗帜鲜明地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表明了他的民本思想立场。徐复观先生指出，“他（指董仲舒）的起心动念，都是为人民着想”。^[13]这个论断真切地反映了董仲舒的民本思想情怀。^[14]正是基于这种民本情怀和调均思想，董仲舒还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经济改革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汉书·食货志上》）由此可见，董仲舒认为，以“调均”为核心的经济改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途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