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更化：治国理念与文教政策的调整

为建立一种新型的、积极有为的治国理念与文教政策，董仲舒提出著名的“更化”论。他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又说：“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均见《天人三策·第一策》）可见，“更化”对于治国理政、对于实现“善治”具有一种决定性的意义。

那么，何谓“更化”？遗憾的是，董仲舒对此并没有做出简明扼要的解释。这给后人的理解带来了较大的歧异。从字面上说，“更”包含更新、更替、更张等意思，“化”则意味变化、教化、化育等含义。合而言之，“更化”是指更而化之。董仲舒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天人三策·第一策》）所谓“扫除其迹”，即更张之意；所谓“复修教化”，即教化之义。由此可见，董仲舒所谓“更化”，并不只是简单的更改、改变，而是包含了“更”与“化”两重含义，主要表现为治国理念的更新与文教政策的调整。

所谓“治国理念”，即治国指导思想；所谓“更新”，即要求彻底抛弃秦汉以来“以吏为师”和“黄老无为”的治国之策，转而采用儒家思想学说。董仲舒在对策中郑重地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人三策·第三策》）这段话的要旨是用“独尊儒术”来更替汉初的“黄老无为”，实现思想统一和法度彰明。这是董仲舒所谓“更化”的核心内容。在他看来，只有首先“尊儒”，然后才能统一治国纲领和健全、完善政治法律制度。这一建议得到汉武帝的欣赏和采纳。^[8]

由于治国理念的更新，必然带来文教政策的调整。当然，这也是董仲舒本人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的内在要求。他批评指出，“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天人三策·第一策》）为改变这种状况，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以教化为大务”的建议，他说：“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天人三策·第一策》）他还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天人三策·第一策》）这就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教化的重要意义。基于此，董仲舒提出了“立太学”这一建议。这个建议后来被汉武帝所采纳，从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

董仲舒认为，太学不仅可以教化民众、改良风俗，而且还可以培育人才、储备贤能。他指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天人三策·第二策》）因此，董仲舒得出一个结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从“政之本”的高度强调“教化”的重要意义，反映了董仲舒对教化之地位与作用的深刻认识。

董仲舒认为，如果民众没有接受文化教育，就不能明辨义利关系。这是因为民众容易看到蝇头小利，而难以深明大义。他说：“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闇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既然民众不明大义，难怪他们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董仲舒认为，任何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同时具备“义”（道德）与“利”（物质），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这表明“义”与“利”对于人而言，各有价值，不可偏废。董仲舒进而说：“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比较而言，“义”对于人的意义要比“利”更重要一些。因此，一个人在平时生活中必须重视道德修养，体现出一种人之为人应当具有的精神品质，而不能见利忘义、心为物役，否则，就与一般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董仲舒还指出：“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在董仲舒看来，民众之所以“忘义殉利”“去理走邪”，主要原因在于“其知之所不能明”。因此，董仲舒强调，统治者应该担负教化百姓、培育民智的责任，以使民众能够明辨义利关系，从而树立一种正确的义利观。^[9]如果百姓都能够自觉地用正确的义利观来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样国家的治理就容易多了。

值得指出，无论是治国理念的更新，还是文教政策的调整，在董仲舒看来，都是所谓“王者承天意”的内在要求。他向汉武帝提出：“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天人三策·第三策》）董仲舒还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天人三策·第一策》）为了及时挽救衰败，王者必须听从上天的“谴告”，应该顺承“天意”而及时“更化”。由于“更化”的动力来自于“天意”，从而使“更化”具有某种神圣性。但在现代人看来，“天意”也许不过是一种迷信观念，或者只是一种方便说法。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董仲舒的本意。董仲舒对“天”具有一种虔诚的信仰。在他心目中，“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无益也。”（《春秋繁露·郊语》）又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春秋繁露·郊义》）因此，董仲舒强调“受命而王，必先祭天”（《春秋繁露·四祭》）。而且，祭天必须做到“躬亲之，致其中心之诚，尽敬洁之道”（《春秋繁露·祭义》）。另外，帝王祭天时，还需发自内心祝颂：“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春秋繁露·郊祀》）为何如此祝颂？董仲舒评论说：“夫不自为言，而为庶物群生言，以人心庶天无尤焉。”（《春秋繁露·郊祀》）帝王不为自己祝颂，而替“庶物群生”代言，即为百姓祈福，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而祷告。只有如此，帝王的统治才符合天命合法性。总而言之，在董仲舒看来，帝王只有虔诚信仰上天，遵循天意行事，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真正为百姓谋幸福；不然，就会流于一种虚假说教、就会把天下看作帝王个人的私产。董仲舒强调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董仲舒的民本思想立场。这表明“天意”的实质就是民心。民心是推动“更化”的根本力量。

为了加深汉武帝对“更化”内涵及其意义的认识，董仲舒举了个例子，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佑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天人三策·第一策》）在董仲舒看来，周宣王之所以能够“复兴”西周礼乐，关键就在于他能够及时“更化”，不再重蹈周厉王的衰亡轨迹，果断地对治国之道做出重大调整，从而实现史家所谓“宣王中兴”的局面。由此可知，“更化”的精神实质是决策者及时改弦更张，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