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经济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年均增长率9.6%的显赫业绩，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全球第二，经济体系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形成了良好基础，但也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如贫困人口问题、人多地少、资源不足等，也有发展中的问题，如污染、分配不公、金融风险等。但总的来看，经济大而不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

（一）实体经济大而不强，发展质量效益不高

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实体经济大国。尽管如此，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在科学技术、人力资源、生产资本等要素水平上还相当落后。目前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仅1000人左右，远低于高收入国家4000人左右的水平。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虽然我国已经形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在规模上居全球之首。但制造业生产经营效率和附加值低，产品质量不高，缺少知名跨国企业。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中下游地位，这与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十分不相称。

以iphone手机为例，我国是iphone手机的组装生产基地，但每生产一部手机我国仅获取总利润的3.63%，美国企业获取近50%的利润，日本企业获取30%以上的利润，韩国企业获取10%以上的利润。我国制造业规模大而产值小的不对称现象十分明显。据联合国工业相关组织资料显示，我国制造业人均附加值仅相当于爱尔兰的十分之一，在世界排名50位左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1]

（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十分突出，解决难度大

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主要体现为农业发展滞后，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新型城镇化进展不足，城乡融合仍存在诸多障碍。

农业发展方面，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的产业和市场属性缺乏，农业结构调整迟缓，经济效益低下。以大豆生产为例，尽管我国仍是世界第四大大豆生产国，年产量仅次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但我国大豆生产能力远低于美国和巴西。2017年，美国大豆单产为3.23吨/公顷，巴西为2.90吨/公顷，分别是我国的1.78倍和1.6倍。其次，生产成本高昂。近年来，我国大豆生产成本不断提升，由2004年的190.91元/亩上升到2016年的419.44元/亩。受单产低和生产成本高双重因素影响，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和产量一度持续下滑，一直处于低位运行。2000年，美国大豆播种面积是我国的3.3倍、巴西是我国的1.5倍。2017年，美国和巴西播种面积迅速扩张至我国的5倍。大豆产量方面，尽管近两年随着国家、地方出台鼓励政策，大豆产量出现连续回升，2017年一举达到1530万吨。但目前我国大豆年产量仍未达到1994年的最高水平。另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据研究，中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综合年代差距50年左右，也即，当前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与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水平相当，与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水平相当，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相当。[2]

新型城镇化方面，新型城镇化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获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上看，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突出表现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户籍制度附着了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等多项制度，农业转移人口受自身文化水平、职业素质及思想观念影响，自我发展能力不足。近年来，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要抓手之一。随着各地积极稳妥推进，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建设取得一些进展，积累了一些经验，涌现出一批具有特色产业、适宜居住、充满发展活力的特色小镇。但在推进过程中，也一度出现特色小镇概念不清晰、目标定位模糊、发展路径不明确、要素市场化水平不高等问题，特别是产业定位不清晰、不明确，产业不集聚，路径不明确，困扰着特色小镇健康、快速、持续地发展。[3]

城乡融合方面，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受到诸多限制，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现象仍然存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仍很艰巨，其中教育发展不均衡和卫生发展不均衡较为突出。新农村建设在村庄布局、乡村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以及村庄治理方面均存在相当大的改善空间。

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问题。2017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8.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5%；地区生产总值连续29年居全国首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万元大关，达到8108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6倍。但广东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巨大。珠三角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九市总面积55368.7平方公里，占比全省31.2%；总人口5962.67万人，占比全省53.35%;2017年经济总量75809.74亿元，占比全省79.67%。

（三）资源环境压力大，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尚未得到很好满足

首先，环境污染仍然较重。大气、水、土壤等污染物新增量仍居高位。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不到30%，尤其是北方地区冬季重污染天气多发，大气质量仍然较差。2017年在全国967个地表水国控断面（点位）中，Ⅰ～Ⅲ类水质断面不到70%、劣Ⅴ类水体占比8.3%。污染海域主要分布在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江苏沿岸、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岸和珠江口等近岸海域。全国土壤点位超标率16.1%，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19.4%，部分地区耕地重金属污染、工矿废弃地土壤污染问题突出。

其次，资源节约利用水平仍然偏低。我国人均资源禀赋不足，人均耕地、淡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同时，资源利用效率也不高，例如，2016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5倍。

再次，生态环保和修复压力较大。我国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强，森林生态系统质量不高，草原、农田、海洋生态系统质量下降明显。无序开发挤压生态空间现象依然存在，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直接或间接侵占生态用地。

（四）“脱实向虚”问题仍未根本扭转

当前，我国经济“脱实向虚”问题仍较严重，不仅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并且由此导致的虚拟经济风险增大问题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也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市值结构中，金融和房地产企业的占比已经高于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比重。

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训值得汲取。奥巴马曾经在2009年提出“岩上之屋”，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大厦如果继续构建在金融、房地产的沙滩上，美国经济就完了。美国经济必须建筑在坚实的实体经济之岩上。因此，美国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就业的重振制造业战略和结构调整。与此同时，全球最具优势的制造企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简称 GE）也有过同样的境遇。从韦尔奇担任董事长以来，GE的金融部门比重越来越大，其规模相当于美国第七大银行，金融收益占到 GE 经营性利润的41%。2008年金融危机，GE差点活不过来。危机后，GE 人痛定思痛，把最挣钱的金融部门给卖了，并购了法国发电设备企业阿尔斯通，把不再具有全球一流竞争力的家电部门卖给了中国海尔，发展重点转向工业物联网和科技创新。

（五）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加大

未来，受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及“逆全球化”思潮影响，多边谈判陷入困境，全球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突出，贸易保护主义升级，资本回流发达国家趋势明显，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投资限制、科技限制的举措与制度性安排等呈现明显增多、增强势头，都将会给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带来新的外部挑战。[4]我国缺少像韩国三星、美国苹果、德国大众等一样的知名跨国企业。经济发展面临国际空间问题、技术封锁问题和国际规则制约问题。我国和国际市场紧密相连，产业链走上中高端，仍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