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深层次原因

分析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投入严重不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产业基础能力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根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近年来，我国出现产能过剩、摩擦加剧、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走低，导致实体经济增速下行。这种情况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创新不足。

首先，研发投入严重不足。我国制造业已经形成较合理的混合所有制结构。2016年我国制造业所有制结构中，民企的产值比重为61.2%、国企27.8%、外资11%。民企涌现出一大批大型创新型领军企业，比如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山东魏桥创业集团。[5]但2016年我国制造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有1.01%,[6]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更是远低于发达国家2.5%的平均水平。大多数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研发强度仅0.5%左右，重化工业的研发强度1%左右，一些先进制造业的研发强度也仅有1.5%左右。

其次，自主创新不足。我们所在的东亚地区存在着两种生产体系，一种是日韩企业为代表的以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渠道为特征的生产体系，另一种则是台港澳企业为代表的以代工、贴牌、参与国际工序分工为特征的生产体系。改革开放初期，率先来华投资的境外资本以台港澳企业为主，在带入市场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带入代工、贴牌、参与国际工序分工为主的加工贸易和外包生产体系。一般贸易和自主生产体系大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进入，由此导致自主创新能力缺乏成为过去那段时期的鲜明特征。自主创新不足的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最为重要的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我国大部分制造企业面临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缺品牌、缺渠道、缺转型的经验和能力等问题制约。制造企业从小到大、从大变强面临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就在于制造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核心技术自己不掌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底层基础技术、基础工艺能力不足，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基础软硬件、开发平台、基本算法、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等瓶颈仍然突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7]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大量依赖进口。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进口芯片金额高达2700亿美元，花费几乎是原油进口金额的两倍。此次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兴的遭遇不难看出，美国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精准打击，直刺我关键核心技术不掌握的软肋。此次事件让我们再次深刻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最大的安全隐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8]

（二）当前处于体制机制的磨合期，仍有不少领域的改革仍然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国上下都对这个阶段转换贡献着力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86项改革措施，目前大部分改革措施已经落实或正在落实。新的体制机制与原有体制机制必然在交替中摩擦，新的体制机制间必然要有一段相互磨合的时间。这种磨合不仅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磨合，也包括同级间的磨合，比如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同股份间的磨合。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领域体制机制间协作顺畅便发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然而还有不少领域的体制机制滞后，相互间协作不够顺畅，从而仍对生产力构成严重制约。

比如，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围绕此问题推出了不少重要改革举措，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农村土地流转和确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都提出了重大改革建议，之后在实践中采取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受新旧体制转换，新旧模式换挡，新运行机制尚未完全成熟的影响，城乡居民的基本权益不平等问题依然严重存在。一是城乡居民财产权不平等；二是城乡居民户籍权益不平等。与此同时，资金、人才、土地、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仍受区域、体制、政策等多方面的限制。这种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仍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而城市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却流不进农村。正是这些从农村输入的巨量生产要素，造就了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导致当前的城乡发展差距仍然较大。

又如，旧有的科技体制机制仍在运行，持续的创新机制、人才培育和成长机制还未建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我国科技管理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科技体制改革许多重大决策落实还没有形成合力，科技创新政策与经济、产业政策的统筹衔接还不够，全社会鼓励创新、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9]我国的科技创新成果，包括专利和论文的数量都排在世界前列，但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仅为2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80%；科研成果的产业化率仅为5%。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第一动力，还需相当大的努力。

再如，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健全。长期以来，为了扶持工业，能源和初级产品价格被定在较低水平，导致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环境污染严重。

（三）农业经营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要求

农业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有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但人多地少是我国发展规模农业的比较劣势，农业仍是以个体小规模经营模式为主，种粮大户、农场、农业合作社等多种经营模式发展不平衡。由于经营主体的零散性，农户的经营策略以个体理性为出发点，经过农户与农户之间及农户与企业之间的相互博弈，得到的结果对于整个社会整体反而造成了效率损失。近年来，随着农业市场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农业经营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境地。随着机械化在农业生产中的普遍应用，发展集中规模经营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成为趋势。依靠农业实现盈利，产业化农业生产、创新化新型农业（如农业旅游等）是有效途径之一。其实质是突破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使农业要素向二、三产业延伸，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从而使农业经营的过程进入良性循环。

（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仍然不高

实体经济是一国（地区）经济的根基，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然而，我国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还差得远。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实体经济收益率下滑明显，僵尸企业不良贷款仍居高不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较大，房地产泡沫与金融风险密切相关，经济“脱实向虚”问题仍未根本解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仍严重不足。2018年11月份，课题组赴广州调研经济形势时发现一个典型案例，即作为当地龙头企业的香雪制药公司遭遇银行抽贷和不续贷的行为。调研座谈时据香雪制药财务经理反映，香雪制药是行业龙头企业，近几年为增强开拓市场的能力，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实现转型升级。2017年香雪制药收到平安银行通知返还12亿元人民币贷款，返回贷款后方可得到后续贷款。为此，香雪制药想方设法从各种渠道筹集了12亿元，还了款，结果还款后，平安银行不给续贷了。因此香雪制药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正常发放员工工资都困难，更不用说进一步的研发创新了。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金融体系要提高适应性，增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香雪制药仍遭遇银行抽贷和不续贷的困境，这不仅无助于公司发展，更有可能使公司经营状况加速恶化。

由此可见，金融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应着力形成适应市场化要求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

（五）需求结构转变提出的挑战

需求结构转变带来的挑战，表现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供给结构转型升级提出的新挑战。当我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以上人群，形成了巨额的高品质、多样性、个性化需求。尤其是80后、90后、00后独生子女不仅是在没有饥饿、贫困和短缺的丰裕环境中成长起来，而且形成了与国际高度接轨的极强个性和特殊偏好的新需求。我国的大国特征，又使这种新需求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由14亿人口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其中一半左右进入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所形成的差异化极大的高端化、排浪式、大规模、个性化的需求新特点。无论对我国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要提供如此大规模、高品质、多样性、个性化的新供给，都是巨大挑战。

二是无法从国内市场上获得满足的潜在需求很快转化为境外购物需求。近年来，我国出国旅游的人数超过1.2亿人次，境外购物规模达到1.5万亿人民币。凡是国内外的价格差异大、供给品质差异大以及本地化的商品和服务，都会引发中国人的境外采购热潮，由此带动了许多国家的旅游休闲、文化娱乐、消费购物行业的繁荣发展。这个大蛋糕的出现，引致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人签证便利、通关便利、旅游便利和购物便利。同时，我国也采取了主动扩大进口的政策举措，2018年11月开始举办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引发的进口需求。

三是需求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一方面，美国要求中国扩大进口，以减顺差为名，要求中国第一笔扩大进口的1000亿美元中，至少有75%要采购美国产品，第二笔扩大进口的1000亿美元中，至少有50%要采购美国产品，让中国需求带动美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美国担心中国需求结构转型升级诱导中国供给结构转型升级，从而与美国优势制造业领域形成竞争关系。在美国301调查几乎覆盖了列入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多数高端制造业项目，如航空产品、科技产品（含芯片）、精密设备等，以此双向断绝外商投资中国高端制造业和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可能性。这种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有向欧洲及其他国家蔓延的倾向，最后会形成全球性高贸易、投资、金融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