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制造业为核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座”和“根基”，制造业在实体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德国、日本和韩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创新和技术立国战略助力攻克制造业核心技术

1.科研创新是德国制造业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德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集群政策，促使技术创新、研发与市场需求形成链条式合作。2018年德国启动慕尼黑机场创新园区建设，拟吸纳航空航天、数字化、能源等领域的大型跨国企业、初创企业、高校、研究机构、投资机构。[6]另一方面，德国公共应用技术服务体系较为完备，无论是赫尔姆霍茨协会（16个研究所）、莱布尼茨学会（86个研究所），还是弗劳恩霍夫学会（66个研究所），都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作出重大贡献。赫尔姆霍茨协会的经费来源70%来自政府，30%来自竞争性经费。弗劳恩霍夫学会有2.2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七大领域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缺材料怎么办、缺工艺怎么办、缺零部件技术能力怎么办等问题。

2.政府以“技术立国”战略推动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政府强调技术立国，制定面向未来的产业振兴计划，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和贷款优惠等经济资助政策，及委托式、联合式和重点资助式等组织协调政策，引导企业与科研机构开展集中、联合攻关，推动产业振兴计划贯彻实施，提出消费安全理念，引导国人消费国货等，推动原创产品依靠国内市场支撑持续创新。

3.政府组织实施“官产学”一体化进行重点产业核心技术攻关。为了应对国际竞争，1976—1979年在政府引导下，日本开始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共同组合技术创新行动项目（VLSI）。该项目由日本通产省牵头，由日立、三菱、富士通、东芝、日本电气五大公司，以及日本通产省的电气技术实验室（EIL）、日本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和计算机综合研究所共同参加，实施半导体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攻关。投资规模达到720亿日元。VLSI的操作方式，不仅集中了五家大公司和知名科研院所的人才优势，而且促进了平时在技术上“互相戒备”的公司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研发水平，这为日本半导体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也是日本在微电子领域上的技术水平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关键一招。项目实施的4年内共取得了约1000多项专利，日本公司借此抢占了 VLSI 芯片市场的先机。同时政府在政策方面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日本政府早于1957年就颁布《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支持日本企业积极学习美国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的半导体产业；于1971年、1978年分别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特定机械情报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进一步巩固了以半导体为核心的日本信息产业的发展。

4.支持制造业企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进行创新设计。为推动出口战略实施和规避贸易摩擦，日本企业创新项目集中在消费者需求量大、需求紧迫、收益高的项目，以新技术的高附加值与巨大的市场规模获利来支撑新技术研发投入，保持技术领先，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

（二）国家引导以制造业为核心发展实体经济

1.国家引导。2014年6月，韩国正式推出了被誉为韩国版“工业4.0”的《制造业创新3.0战略》; 2015年3月，韩国政府又公布了经过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后的《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这标志着韩国版“工业4.0”战略的正式确立。韩国“制造业创新3.0”在整体上参考了德国“工业4.0”战略的基本理念，其方案系统完整，内容详细具体，是一份针对性较强的制造业转型升级方案。

2.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韩国作为信息科技强国，具备制造业和信息科技业融合的基础。因此，韩国极力推动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相融合，并意图由此孕育创造新产业。在2020年之前，韩国将打造10000个智能生产工厂，将20人以上工厂总量中的1/3都改造为智能工厂。通过实施“制造业创新3.0”战略，韩国计划到2024年制造业出口额达到1万亿美元，竞争力进入全球前4名，超越日本，仅次于中国、美国和德国。[7]

3.拒绝完全的“拿来主义”。因为百分之百的“拿来主义”，只会导致“水土不服”，因此在战略设计上，韩国坚持基于基本国情推进制造业发展。在充分考虑到韩国中小企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技术研发实力不足等特点的情况下，韩国采取了由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由试点地区逐渐向全国扩散的“渐进式”推广策略。[8]

4.政府搭台，企业唱主角。韩国政府特别重视引导企业在创新中发挥关键性作用。韩国政府认为，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广大企业是“主力军”，而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致力于搭建营商环境，切实消除阻碍制造业发展的政策限制。韩国将扶持和培育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企业作为重点方向之一，主要是对中小制造企业进行智能化改造。[9]

（三）培养和供给制造业所需的多层次的创新人才

1.“双轨制”教育体系培育出优秀的制造业者。德国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大批具有发展活力的“隐形冠军”，能够把一件产品做到极致，是“工匠精神”和“工程师精神”的典范。高质量的技术工人是帮助德国制造摆脱“抄袭者”标签的关键因素。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完善，涵盖各个专业，对应300多个职业岗位。[10]以产业为导向，校企合作，学生工厂培训时间长，是德国职业教育的典型特征。

2.注重通用技术人才培养。20世纪80年代，全球正处于美国主导下的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时期。为推进日本企业以核心零部件为主的电子技术发展，在意识到电子信息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且与传统钢铁、重化工行业技术研发路径不一样后，日本政府坚持把诱导技术研发的重点变更为加强劳动力培训与通用人才开发，仅对影响社会变革的技术给予定向支持，开展专项攻关和联合创新，实现了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当前引导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发展，日本非常强调通用技术人才培养投入与数据共享。

3.政府扶持，引导人才的使用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韩国政府开始大力扶持集成电路制造，将芯片列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技术，从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并提供强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政府的吸引下，曾在欧美国家留学的韩国学子陆续回国，三星借此招聘百余名人才，正式建厂并量产。1999年，韩国教育部为建设研究型高校发起“BK21”计划，对580所大学或研究所进行专项支持，并将大学能否和企业有机结合纳入核心评价指标。韩国大学由此掀起半导体专业热，为企业输送大批人才。三星作为“韩国芯”的代表则在美国建立研发中心，并配置相同生产设备，高薪雇用当地人才培训本土工程师，经培训的工程师再回本部工作。现在，三星已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派遣优秀人才出国，也引入海外人才。[11]

（四）货币政策、住房制度和全球布局稳定制造业成本

1.德国长期实施低通胀的货币政策、长效机制的住房制度，间接控制制造业成本。在1990—2011年期间，德国真实房价（房价涨幅减去物价涨幅）累计涨幅下跌了2.0%；但人均国民收入（GNI）增长了3倍有余。而同期可比发达国家（美、英、法）房价的平均累计涨幅为52.7%。德国保持房价长期稳定，主要是因为：实行以居住为导向的住房制度设计，房价收入比低，[12]居民的生活成本低。在德国，采用法律形式对这种“房子是用来住的”制度加以保障，与此密切关联的是，提供充足稳定的住房供给，建立起规范发达的租赁市场，因此，德国住房拥有率低、租房比例高。同时，德国严厉遏制投机性需求和开发商暴利行为，并保证合理稳定的住房投资回报率。德国的货币政策以控通胀为首要目标，实行长期稳定的房贷政策。由此德国城市体系是多核心且均衡发展。[13]

2.全球布局消化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例如，全球布局的丰田公司自1950年至2010年以来保持了58年的长期盈利，用全球研发、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来消化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