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者序

雪莉·杰克逊是美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具特色的女性作家，是美国在过去的一百年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小说创作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一、雪莉·杰克逊生平及小说特色

雪莉·杰克逊1916年12月14日出生于美国的旧金山，还在少女时代便喜爱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的作品，高中课业成绩中除了英语外，各门功课都是“C”。1938年，二十二岁的雪莉·杰克逊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读二年级时，在校文学刊物《门槛》（The Threshold）发表小说《珍妮丝》（Janice），引起了同在该校的文学青年斯坦利·埃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的注意，该男生到处打听，“谁是雪莉·杰克逊？我一定要找到她，娶她回家。”两年后，海曼与雪莉·杰克逊一毕业就结成了连理，成为佳话。雪莉·杰克逊的丈夫也是一名卓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并在雪莉·杰克逊过世后，出版了她的小说集《跟我来》（Come Along With Me）。1965年8月8日，雪莉·杰克逊在午睡中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仅四十九岁。

雪莉·杰克逊以哥特式小说被后人所铭记。美国著名悬疑小说家斯蒂芬·金[2]把雪莉·杰克逊列为对其创作风格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而且美国文学界为纪念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在2007年特意设立了雪莉·杰克逊奖（Shirley Jackson Award），专门表彰优秀悬疑、恐怖和黑色幻想类小说。奖项包括长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小小说奖、小说集奖。斯蒂芬·金曾在2009年获得该奖。雪莉·杰克逊以女性细腻的视角描写家庭琐事，这一点似乎有点儿像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但与奥斯汀不同的是，雪莉·杰克逊的小说在这些琐事的背后带给人们的感觉是恐怖，她小说中永恒的主题是平常普通的家庭生活，抑或是社区生活中，人们不得不付出的难以言表的、出人意料的代价，而出人意料的结局则又延续了美国另外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欧·亨利的特点。雪莉·杰克逊对文字的把握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有着超乎常人的天赋，她可以把看上去平常得如邻家大叔般的人物突然描绘得冷血、无情、残忍，这使得读完她的小说的众多读者，如同从噩梦中惊醒，惊魂未定中摸摸额头，分明觉得出了一脑门子冷汗。

在英语文学赏析课上，我常问学生们一个问题：惊悚小说和恐怖电影哪一个更让你们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固然由于个人感受不同，答案也并非一致，但大多数真正喜欢文学的学生告诉我，还是读惊悚小说更刺激，原因就是，读者可以透过文字展开联想，越想象越害怕，套用一个现在很流行的词——细思极恐，倒是十分贴切。可恐怖电影即使画面可以很直观，而且伴随着音效，但无论是血腥暴力还是鬼怪惊乍，看完也就完了。所以，为帮助读者更好地欣赏雪莉·杰克逊小说的这种心理悬疑，我会对每篇作品稍加分析，当然这也是我作为译者的一孔之见。真正勇于挑战自己心理与智商的读者，完全可以忽视我下面的解读，自己去读、去思、去感受。

二、雪莉·杰克逊的成名作及其哥特式风格

《摸彩》是奠定雪莉·杰克逊在美国文学史上地位的成名作，这篇小说发表在1948年6月26日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小说一经刊出，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热议。正如雪莉·杰克逊自己在其杂文《一篇小说的传记》（Biography of a Story）中所说，读者们评价《摸彩》的邮件如雪片一样飞来，可谓是空前绝后。故事围绕着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中一群再普通不过的村民展开。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里，人们聚在一起举行一场传承已久的摸彩活动。孩子们尽情玩耍，妇女们谈着家庭琐事，男人们“谈论着播种和雨水、拖拉机和税收”。摸彩也看不出有何特异之处——“该活动犹如广场舞、青少年俱乐部项目，或者万圣节的节目”，给人带来的只是兴奋和好奇。接下来便是冗长乏味的摸彩仪式，以及男人们的玩笑话、妇女们家长里短的对白，仿佛一切都很和谐，尽管有华纳老汉的不满。可是当彩头被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哈钦逊太太抽到时，小说揭晓了谜底，同时也达到了高潮：

一块石头打在了她脑袋的一侧。华纳老汉招呼着众人，“大家都来，都来。”史蒂夫·亚当斯在村民队伍的前面，他的旁边是格雷乌斯太太。

“这不公平，这不应该。”哈钦逊太太惊恐地尖叫着。就在这时，他们扑向了她。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可读者在不解之中却不寒而栗。

这一小说的主题不禁让人想起了美国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塞勒姆女巫案。如果说哥特式小说常常把场景设置在阴森恐怖的古堡、月黑风疾的雨夜，人物往往是举止怪诞的畸人，情节悬念迭出，那么雪莉·杰克逊的这篇小说与上述规律看似背道而驰，但其艺术的张力更胜一筹，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小说发表的第二年即斩获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也就毫不奇怪了。

与此非常类似的一篇小说是《夏季的人们》。一对退休的夫妇，在乡下山区有一栋避暑的小屋，每年夏季他俩都会从纽约来到这里，尽管生活远不如城里方便，但环境优美，周围的乡民也都很友善，两个人在此的短暂生活一向都其乐融融。可就在他们决定打破多年的度假模式，再多待上一个月的时候，当地人的态度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刚开始是劝告，“以前住在湖边的人家，还没有住到劳工节以后的”；然后是警告，拒绝卖给他们生活必需品——煤油；最后是某种威胁，破坏他们的小汽车，掐断他们的电话线，篡改或者偷拆他们的信件。在暴风雨来临的黑夜，两位老人明显感到危险步步逼近。

“我就知道不对劲，昨天晚上我看见霍尔家有灯光。”艾里逊先生说道。

湖面上突然起风了，在夏季小屋的四周旋转着，猛烈地吹打着窗户。艾里逊夫妇俩不由自主地往对方身边靠了靠，伴随着突如其来的一声炸雷，艾里逊先生伸出手去，握住了他妻子的手。就在这时，当外面的闪电划过夜空时，收音机里的声音逐渐消失，发出了噼啪声，两个老人在他们的夏季小屋中紧紧地抱在一起，等待着。

他们无助地等待着，可等到的是什么？是超自然的恶魔到访，还是抱残守缺的当地人的闯入，读者自己去揣摩。1951年，该小说获得了美国最佳短篇小说奖。

如果说，上面的两篇小说属于“非典型”哥特式小说，《拜访》则聚齐了哥特式小说的所有要素：魔幻般的屋子、禁止人们靠近的古堡、狂风暴雨、奇怪的老妇人、到访的客人、玛格丽特脸上的泪珠……故事讲述的是少女玛格丽特拜访同学卡拉家，玛格丽特最初对同学家的房子不断用“可爱”来赞叹，可没过多久，就在参观的过程中她发现了蹊跷：每个房间的墙上都是挂毯，而挂毯则是以各个房间为背景；每个房间都经过精心布置，尤其是那个如俄罗斯套娃般的房间，用镜子的折射造成了亦真亦幻的效果。大厅里用瓷砖贴成的图案，竟是一张少女的脸，而且旁边的一行字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玛格丽特在此，她因爱而亡。”读者看到这儿，不免浮想联翩，疑窦顿生，这里所写的玛格丽特和来访的少女玛格丽特有何关系？“她因爱而亡”又指的是什么意思？如果说那些奇怪的房间已经让玛格丽特心惊肉跳了，那么那扇通往古塔的门后面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古塔中住着什么人？为什么大家对它都讳莫如深？当玛格丽特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独自上了塔楼时，见到了一位奇怪的老妇人，以及同样古怪的猫。当然，猫在西方文学中一直都是恶魔的化身，更吊诡的是这名老妇人竟然也叫玛格丽特。塔楼上的老妇人如同梦呓般的自言自语，狂风伴随着大雨，似乎预示着某种不祥。接下来，紧张的空气好像缓和了下来，因为卡拉的哥哥保罗和一名上尉回来了，他们在家里举行一场舞会。老妇人也在舞会上露面了，而且显然与保罗挺熟。在卡拉的家人送别保罗和上尉时，似乎时空与人物又错乱了，上尉指责房子破败，作为客人他凭什么这样说，而玛格丽特在跟保罗道别时，保罗这时又变成了上尉，以至于玛格丽特也在问自己，“是保罗吗？谁又是保罗？”而远处传来了老妇人的声音：“失去了，一切都失去了。”难怪有人说，《拜访》写的是一场爱情或者童话的变奏曲，里面有美丽的乡村别墅，形式各异的充满奇幻的房间，还有一位英俊的少主人，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陷阱，古塔中疯狂的老妇人可能就是少女玛格丽特的未来。

如果说《拜访》通过少女玛格丽特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那么《林中的男人》展现给读者的则是一个魔幻世界。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密林深处的小屋，年轻人克里斯多弗在一开始面对着岔路时——一条通往市镇，一条通往树林——勇敢地选择了通往树林的路，不由得使人想起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未选择的路》：

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

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

我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处。

（顾子欣译）

但是即使走在林中，克里斯多弗也在问一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猫，“小家伙，我们去哪儿？有什么想法吗？”林中的小屋要么是童话中仙女的所在之处，要么是女巫所居之所，到底答案怎样？雪莉·杰克逊用小屋中一个女人的名字——瑟茜（Circe）——留下了线索，因为在希腊神话中，瑟茜有“女妖，女巫”之意。而小屋中原来就有的那只猫被称作“格瑞麦尔金”，有“恶毒的老妇”之意。至于说克里斯多弗带来的猫打跑了格瑞麦尔金，而被小屋主人欣然接受，并全盘取代家中原来的老猫的地位，甚至沿用了它的名字，则体现了“丛林法则”。小说的结尾还是雪莉·杰克逊惯用的叙述方式：密不透风的森林向克里斯多弗挤压过来，远处传来威胁的声音，“谁敢闯进我的林子？”该小说是雪莉·杰克逊逝世后，她已经成年的子女在她的遗物中发现的，与另一短篇小说《疑神疑鬼》陆续发表在《纽约客》上，再后来与其他未发表的随笔等结集出版。

小说《岩石》无疑也充分体现了雪莉·杰克逊美国哥特式小说的风格，淡季游人罕至的小岛、黑黢黢的岩石、阴森的石屋、奇怪的女房东、另一位神秘的游客。所有的故事围绕着妹妹宝拉、哥哥查尔斯、嫂子弗吉尼娅之间发生，这三位游客的身份和关系虽然很明确，但真正的微妙关系却模糊不清，读者从字里行间能够依稀感觉到小姑子和嫂子之间似乎是面和心不和。但更为奇怪的是，宝拉和那位不知究竟姓阿诺德还是约翰逊的小个子游客交往以后，那个男人对她施加了什么影响？为什么那个男人会说“一定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你知道。我告诉过你我正在等你的嫂子，但是你先到了。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你知道。我本来对你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很满意”？而房东卡特太太大为紧张地告诉宝拉不要回应他，而且伸手去保护她。这个男人到底是谁？他要对宝拉或者她的嫂子做什么？难道他会是另外一个“恶魔情人”？

女巫的主题在雪莉·杰克逊的小说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无论是前面介绍的几个短篇，还是以“女巫”直接命名的短篇小说。不过在《女巫》中，真正的女巫并未出现，而是通过一个小男孩之口告诉大家他看见了一个女巫，随后车厢里走来一个男人坐在小男孩旁边的座位上，开始很友好地跟小男孩聊天，可一会儿话锋就变了，他开始给小男孩讲暴力、恐怖的故事了，这引起了小男孩母亲的愤怒，她勒令那个男人离开。那个男人是女巫的化身吗？他和小男孩聊天仅仅是为了消除小男孩在火车旅途中的乏味与无聊吗？作者没有明说，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揣摩，但越琢磨，越恐怖。

三、雪莉·杰克逊笔下的女性画廊

作为心理悬疑和恐怖小说女王，雪莉·杰克逊对女性形象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极为细腻生动。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类：老年妇女、中年家庭主妇、少女，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女性画廊。

短篇小说《岛》通过老妇人蒙塔古夫人一天的生活琐事和中间的插叙展开。蒙塔古夫人年老体衰，孤独地生活在一栋公寓里。儿子虽然很有钱，但只能借出差的时机偶尔过来看望她一下，整日陪伴她的是一个看护奥克斯小姐，每天可能最让蒙塔古夫人开心的事情就是给图画填颜色了。这里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蒙塔古夫人偏爱蓝色，甚至奥克斯小姐还讥笑她把所有的填涂色都画成了蓝色，橱窗里最吸引老太太的也是一个蓝碗，蓝色为中间一段老太太回忆年轻时候的插叙埋下了伏笔，也正是小说篇名所暗示的——岛的色彩。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暮年的蒙塔古夫人每日梦想的是海岛，是万里无云的蓝天，是碧波荡漾的海水。

在《公共汽车》中，同样处于不知是梦中醒还是醒中梦的老哈珀小姐，坐上了一趟回家的公共汽车。与慷慨的蒙塔古夫人不同的是，老哈珀小姐似乎家道中落，这使得她总是怨天尤人，抱怨公交公司，抱怨公交司机，抱怨人们把古屋改作了汽车旅馆，她甚至一直盘算着要去投诉司机。虽然对对她伸出援手的两个年轻人也心有怨气，但无奈之下敢怒不敢言，其可恨、可怜、可悲的形象跃然纸上。柜中各种玩具的大表演，以及老哈珀小姐的反应，充分体现了雪莉·杰克逊刻画人物和推动情节发展的超自然描写功力。而最后，老哈珀小姐的梦醒了，却发现梦变成了现实，她被撂在了空无一人的陌生之地的雨夜中。

不知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在《邪恶的可能性》中，自以为是文明道德捍卫者、小镇优秀传统护卫者的老艾德拉·斯特兰沃思小姐，却是一个内心黑暗、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善者。但老斯特兰沃思小姐的精心算计却因为把匿名信掉落在邮筒之外而彻底曝光。小说的结尾处，作者虽然并未挑明态度，但读者却有一种善恶有报的快感。

在《小房子》中，一位年轻女子从城里远赴乡间小镇去接受她婶婶留给她的一份遗产——一栋小房子。可她从最初接受遗产的兴奋，筹划房里的装饰、添置生活用品的喜悦，开始转到对婶婶死因的猜测。夜晚降临，快乐的心情似乎随着太阳落山而低落，她再次审视这栋小房子：

她的婶婶在窗台上留下了一个熟烂了的西红柿，它使得厨房里有一股浓重的腐烂味道。这时，她浑身一激灵，意识到后门还大敞着，记起婶婶曾说过，真切得就好像话音还在耳边，“要把门修一下，我希望自己能记得让人把弹簧锁好好修一下。”

而街坊邻居——两位老妇人，多尔逊姐妹的到访本来可以缓和一下紧张的空气，可她们的言谈更让年轻女子感到恐惧。

“我原以为是他回来了。”卡洛琳小姐又把手放到了伊丽莎白的手臂上，好像是她把伊丽莎白领到了客厅。“他们说看见他了，你知道。”

这个他到底是谁，和婶婶的死有什么关系？

“要是她高声尖叫，我们应该能听到的。”卡洛琳小姐一边说，一边举起了干瘦的手以示强调。“他们说她一定是认出了他，我自己也确信，关于这人到底是谁，诺尔顿警长有了精明的想法。我相信我们也都有自己的怀疑对象。”

显然，这位老妇人是个长舌妇，但也似乎在向年轻女子表明她婶婶不是死于心脏病，而是谋杀。这两位老妇人的目的达到了，年轻女子害怕了。

门后会有什么等着她呢？她一想到这儿，马上转过身，疯了似的跑下了楼梯，跑进了亮着灯的厨房，厨房的后门已经上了锁。“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她一边说，一边转身看着身后，“请不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

然而，老妇人说的话是真的吗？该不会是为了把她吓走吧？在小说的结尾，两个老妇人的对话让我们觉得这可能又是一个“邪恶的可能性”。

此外，在雪莉·杰克逊小说对老年妇女的刻画中，这些老年妇女性格各异，有好客但也不忘图利的弗恩太太（《跟我来》），有守旧而自私的多尔逊姐妹（《小房子》），有天真、热情的皮库克太太（《露易莎，请回家吧》）。通过对她们的语言、行动、心理状态的描写，众多人物形象无一不栩栩如生。

在雪莉·杰克逊所刻画的人物长廊中，中年妇女的形象也比较鲜明，这可能跟她自身的年龄和四个孩子母亲的身份有关。雪莉·杰克逊笔下的中年妇女要么住在一栋大房子里，要么想方设法地想摆脱大房子。在未完成的小说《跟我来》中，安吉拉·摩妥尔曼太太抛弃了和丈夫休伊以前共同生活的房子，卖掉了所有的家当，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放弃了，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和别的房客一起租房子住。她宁肯和房东以及其他房客有着不即不离的社会关系，也不愿让家庭的束缚刺得遍体鳞伤。也许是对以前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生活的反叛，摩妥尔曼太太用超自然的通灵的方式与鬼神沟通，甚至不惜用去商店行窃的方式打破生活的枯燥与乏味。

在《美丽陌生人》中，一位家庭妇女某一天察觉到来到她身边的男人并非自己的丈夫时，心中一阵喜悦，因为她的丈夫是“喜欢看我哭的男人”。但是如果他不是自己的丈夫约翰，那么她是妻子玛格丽特吗？她有权利做另外一个人吗？她有资格过上另外一种更好的生活吗？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短暂的幸福和兴奋过后，她在给那位美丽陌生人买完礼物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找不到家门了。显然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独守空房的家庭妇女虽然认识到“孤独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感觉”，但是在做完一个美丽的梦之后，一切又归于幻灭。

《恶魔情人》讲述的是一名女子寻找其失踪的未婚夫的故事。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已经三十四岁了，早已不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时刻担心脸上的皱纹，而且焦虑穿衣打扮不得体。在经过苦苦寻找之后，女主人公分明能够感觉到她的未婚夫就在门后或者某个窗户后看着她，可就是不露面。小说越到后面，越高潮迭至，但谜团更浓。

雪莉·杰克逊的小说始终以女巫、恶魔、超自然为主题，这篇小说的篇名来自一个著名的同名英语民谣，民谣中蛊惑人的恶魔名叫詹姆斯·哈里斯，这也恰恰是小说中女主人公失踪的未婚夫的名字。但要真正读懂这篇小说，读者需要仔细地研究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而不是她的行动。要知道，在战后的美国，女子到了二十岁往往就谈婚论嫁了，而女主人公内心对结婚的焦虑读者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真正情绪不稳、精神出现问题，甚至萌生幻觉的恰恰是女主人公自己，而恶魔情人詹姆斯·哈里斯无非是引诱女主人公精神崩溃的“心魔”罢了。

雪莉·杰克逊的女权主义意识还体现在小说《露易莎，请回家吧》中。小说通过十九岁的少女露易莎的离家出走，体现了一位叛逆少女在成长过程中自我认知的觉醒。露易莎的雨衣在小说中被反复提及，其中一个细节是露易莎把她妈妈给她买的外套换成了雨衣，表明她对原来的家庭、自我的抛弃。露易莎姓泰瑟尔（Tether），这个词在英文中作为普通名词意思是“约束”，而露易莎之所以把名保留而把姓换掉，正是要摆脱掉“约束”。小说的结尾也构思巧妙，本来亲人相聚应该泪眼涟涟地相互拥抱，可露易莎一家人认为她是冒名顶替者，可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信任危机。

四、雪莉·杰克逊笔下的男性形象

雪莉·杰克逊笔下的男性形象不是很多，但少数的几个男性形象同样非常传神。比如小说《我在乎的不是钱》，那个在公园中散步，时不时与人搭讪的中年男人，虽然嘴上说“我在乎的不是钱”，可又处处炫耀，一会儿说他培养了一个童星女儿，可以做未来的秀兰·邓波儿；一会儿又说，他是一名拳击中量级冠军的经纪人，可拿出的证据是从报纸或者杂志上剪下的图片。他究竟是个夸夸其谈的人——请注意生活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还是想钱想疯了的势利之徒，甚至是个精神病患者，请读者自己去做判断。

《疑神疑鬼》是2013年8月5日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此时距离作者离世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作者的儿子在国会图书馆中偶然发现了他母亲的手稿。故事讲述的是，一天纽约商人哈洛伦·贝雷斯福德先生很开心地离开了办公室，因为他记得当天是他太太的生日，他打算在回家的路上买糖果，也计划带他太太出去吃晚餐并看一场戏。可就在回家的路上他意识到有人跟踪他，不管他怎样想尽力摆脱掉跟踪者，但都没成功。最后他终于平安到家了，但发现自己并没有脱离危险。这个故事最大的悬念在于，贝雷斯福德先生所感受到的危险是真的呢，还是他自己臆想出来的。

从小说的标题似乎可以得出答案，天下本无事，是贝雷斯福德先生在疑神疑鬼。但往深里想，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雪莉·杰克逊也绝不是那么肤浅的小说家。小说中紧张的跟踪与反跟踪，到底是贝雷斯福德先生自己吓唬自己，还是确有其事？读者在这种反复的猜想之中一步步地陷入了作者所营造的不安与不确定的气氛当中。比如，店员在店门口堵住了贝雷斯福德先生，既可以看作一种咄咄逼人的动作，也可以看作他急于揽客的举动。还有在公交车上，司机到站不停车，还冲着贝雷斯福德先生喊叫“去投诉我吧”，既可以看作对贝雷斯福德先生的挑衅，也可以看作他本身就厌烦了这工作，丢掉与否无所谓。在这种是真是假摇摆不定的疑惑中，读者自身也会疑神疑鬼起来。

其实，这种疑神疑鬼也是有着历史背景的。雪莉·杰克逊的儿子在《纽约客》的一次访谈中提到，这篇小说很可能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初期。当时正值二战，美国社会中弥漫着彼此不信任和危险的气息，甚至外国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笼罩着这种情绪，情报机构在四处抓间谍。这种不信任也体现在了贝雷斯福德先生身上。在公交车上，作者写道：

一个是看上去像是外国人的男人。外国人，贝雷斯福德先生看了他一眼，一下子想到了外国人、外国的阴谋、间谍。

事实上，不管你相不相信贝雷斯福德先生的遭遇，读完整篇小说你都可能产生惊心、烧脑、纠结之感，如果你相信贝雷斯福德先生是被人跟踪了，你可能会害怕，就像贝雷斯福德先生一样，你也会害怕那个跟踪者。如果你相信那是贝雷斯福德先生的胡猜乱想，则他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应对这种臆测也会让你感到不寒而栗。

五、雪莉·杰克逊的家庭式小说

《生日派对》是雪莉·杰克逊典型的“家庭式”（domestic）小说，十一岁的小女生詹妮为庆祝自己十一岁的生日，邀请了四位同学来家里参加睡衣派对。家里人除了妈妈支持外，爸爸和大儿子均表示反对。小说主要通过对话展现了一个美国普通人家的家庭生活：处于青春期孩子的“成长的烦恼”，家庭主妇的操劳操心。小说形象生动，描写细腻，风格独特，格调轻松，语言幽默。为此，1964年，《生日派对》荣获最佳美国短篇小说奖。

《我知道我爱着谁》同样表现了雪莉·杰克逊对于家庭关系的思考。子女和父母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父母应该怎么教育子女？父母在子女的婚姻上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应该说凯瑟琳·文森特从上学到工作，无不受到她刻板教条的、做牧师的父亲的影响，同样也受到唯唯诺诺的母亲的影响。尽管时过境迁，但在凯瑟琳恋爱的问题上，父母和女儿之间的隔阂将永远存在。

《发中的花椰菜》描写的也是一家三口的简单生活：

加兰德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维吉尼亚住在小镇上一栋很舒适的房子里……维吉尼亚十五岁，加兰德先生三十九岁，而加兰德太太四十一岁。

对于维吉尼亚的同学米莉的来访，加兰德夫妇对她的态度大不相同，加兰德太太认为米莉不正经，而加兰德先生则不断地在挑逗着米莉。该小说是雪莉·杰克逊在1944年完成的，是她的早期作品之一。

《珍妮丝》是雪莉·杰克逊1938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发表的崭露头角的作品，全篇不过五六百字，却把一个少女上不上学的矛盾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可究竟为什么不能上学了呢？是恶作剧还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作者没有挑明。但从中可以看出雪莉·杰克逊通过对话展示暗黑心理，以及充满悬疑的写作技巧之端倪。

六、雪莉·杰克逊小说的多面性

雪莉·杰克逊的小说本来以叙述家庭生活的平常琐事见长，虽然小说中有很多黑暗的心理描写，有着悬疑恐怖气氛的渲染和出人意料的结尾，有着对人性邪恶的深刻剖析，但较少触及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其作品很少描绘积极向上的正面人物，而下面的两篇小说却是例外。

《花园》的题材涉及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种族歧视。种族主义蔓延在整个小镇，因同情和雇用黑人打理花园，导致外来的麦克莱恩太太被孤立、被排挤，最后被迫离开小镇。

小说一开始，作者描写了小镇上维宁太太一家，他们住在古老的庄园中，做婆婆的老维宁太太是传统保守势力的代表。而作为儿媳妇的小维宁太太表面上对于相夫教子的生活很满意，实际上跟雪莉·杰克逊笔下所有的中年妇女一样，对当前压抑的生活状态充满怨气，既想逃避，又无法摆脱。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维宁太太会妒忌搬到那间农舍的麦克莱恩太太，羡慕麦克莱恩太太对农舍的布置。麦克莱恩太太满是亮丽色彩的房屋与维宁太太家阴沉沉的古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雪莉·杰克逊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居所就代表着她们的身份和性格特征。两位中年妇女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一起逛杂货店，一起串门喝咖啡聊天。可当麦克莱恩太太雇用黑人约翰作园丁时，周围人的态度都变了。

花园在小说中极具象征意义，当维宁太太和麦克莱恩太太关系融洽，保持着友谊时，花园中就枝繁叶茂。甚至就在麦克莱恩太太因为雇用黑人帮工闹得满城风雨，维宁太太虽然对麦克莱恩太太不满，但成功地掩饰住了原因时，花园仍然保持着五彩缤纷的活力。可就在维宁太太第一次回避麦克莱恩太太并公开嘲笑她时，花园中的花儿开始枯萎了。当最后狂风暴雨完全摧毁了花园，花园中一片狼藉时，象征着维宁太太也顺从了小镇上那种不公正和偏执的传统，决定把麦克莱恩太太逐出小镇。

《来爱尔兰与我共舞》辛辣地讽刺了三个女人的庸俗、无知和以貌取人，揭示了她们在整个事件中的偏执。所有的女人都认为奥弗莱厄蒂先生是个贫困潦倒的老人，他理所当然要为所受到的好心帮助而感激涕零。基于这种想法，这些女人反而显得粗鲁无礼。

但是三个女人对待老人的态度还是有差别的。公寓的主人阿彻太太在给老人食物的问题上是有所保留的，她只是在凯西的一再坚持下才去做的。比如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

阿彻太太看上去有点儿犹豫不决，“我这儿有些鸡蛋。”她说道。

另外，当凯西问她家里是否有葡萄酒可以让老人喝点儿时：

阿彻太太摇了摇头。“有一点儿葡萄酒。”她犹犹豫豫地说道。

这些例子表明，阿彻太太对老人的动机还是满腹狐疑的，只是在她朋友一再坚持下才提供给他吃的东西，这说明阿彻太太还是有些警惕性的，对于陌生人还是有些怀疑，而不是简简单单展现女主人的好客与热心。

另一方面，凯西·瓦伦丁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让别人围着老人转，来显示她的能干和慈悲胸怀。当阿彻太太给了老人二十五美分时，凯西认为“完全可以”。凯西说道：“可能比他一整天挣到的都多。”说这话的理由是因为她看到老人蓬头垢面，所以说话并不客气：

“您现在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吧。”凯西命令道，“这位阿彻太太要去给您拿点儿葡萄酒，您能喝葡萄酒，没错吧？”

她对奥弗莱厄蒂先生说话的口吻就像在训斥一个小孩子，而不是像对待一个完全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成年人。这种态度显然与阿彻太太的不同，是一种粗暴、以恩主自居的态度。

奥弗莱厄蒂先生尽管外表落魄，可他知道叶芝，而且能够随口诵出叶芝的诗句，说明他并不是这三个女人眼中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者醉鬼。作为小说中唯一的男性形象，奥弗莱厄蒂先生能够衬托出女人们的狭隘。她们好像举止有礼，慷慨大方，可实际上这些养尊处优的女人动机并不纯，而且故作姿态。虽然奥弗莱厄蒂先生举止乖张，似乎对接受免费的食物和主人的好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感恩，但这恰恰说明了他的诚实与直率。离开时，他告诉了女人们他对她们的真实看法，而没有出于社交礼仪和传统做法去刻意隐藏他的想法（当然这也可能是他被人排斥的原因之一）。

雪莉·杰克逊把叶芝的诗歌作为小说的标题也有着很深的用意。叶芝曾写过一首《我来自爱尔兰》（I am of Ireland）的诗歌，其中就包含了奥弗莱厄蒂先生所引用的诗行：出于慈善而来/来爱尔兰与我共舞。最后，作者对叶芝诗歌的引用逐步深入，读者可能会悟出，雪莉·杰克逊笔下的约翰·奥弗莱厄蒂可能就是叶芝诗歌中的那位“老人”吧，原诗中那位“瞪起一只恶毒的眼睛”的老人默念着奥弗莱厄蒂在结尾的那句诗行：时间飞逝。对叶芝诗行的引用，间接地提示了“邪恶的可能性”，哪怕雪莉·杰克逊在小说中设置了日常生活的家庭场景，但读者很容易把约翰·奥弗莱厄蒂和叶芝诗歌中的神秘老人联系起来，作者暗示他具有更加险恶的潜质，也许就是另一个詹姆斯·哈里斯，或者恶魔情人。

《口袋里有花生的普通一天》可能是雪莉·杰克逊的唯一能看到人性中光明的一面，能够感受到正能量的作品。约翰·菲利普·约翰逊先生在普通的一天，心情很好地走在大街上。一路上约翰逊先生帮助正忙于搬家的单身母亲照看小孩，看到两个匆匆忙忙赶去上班的年轻人，突发奇想，告诉他们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也许最后他还凑成了这一对的姻缘。

“去布朗克斯动物园，或者去天文馆。实际上，不管什么地方，”他总结道，“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去度过一段快乐时光。”

他还好心地给一对正在寻找出租房的年轻人提供信息，给纠结中的出租车司机提供好的建议。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从约翰逊夫妇的对话中，我们能看出两口子截然相反的性格特征，与约翰逊先生的宽厚、善良、慷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约翰逊太太的睚眦必报、心胸狭窄、刻薄恶毒。

总之，以上对雪莉·杰克逊二十三篇小说的解读既是译者本人在翻译过程中个人的理解，又是浅尝辄止、片鳞只爪的分析，文学的韵味在于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最为关键的还是要请读者自己细细品味。

刘永权

201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