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超现实摄影

超现实主义摄影，跟现实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对现实的收集，还是对它的颠覆？它是一种摄影美学形式、内容、趣味，或是一种精神？超现实影像的艺术实践，历久弥新，又庞大驳杂，不一而足。它让摄影艺术始终葆有极大的魅惑力量，也引发许多争论。当摄影作为艺术形式或文化生产皆益发重要的今日，或许超现实主义摄影，值得重新思考与争辩。

摄影的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其实有着互为表里的双重特性：现实主义摄影里的超现实性，与超现实主义摄影里的现实性。这两句貌似绕口令的话，意思是什么呢？桑塔格在《论摄影》⁽¹⁾里说道，摄影是“唯一一种天生的超现实艺术”；她认为超现实主义，从来就是摄影这个宣称复制现实的行当的核心内涵。另一方面，在光怪陆离的今日世界，尤其那些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压缩并存于同一个时空胶囊的社会，超现实主义的摄影创作，描述或再现的，常常是现实的面貌。一位网络上的摄影评论者说，“中国的现实就是最大的超现实”。类似的话，贾樟柯导演也曾说过；多年前当我问他，为何能在《三峡好人》里，做出这么多超现实的场景，他说，“那些都是中国的现实里可以看到的东西，我大约只是把它们再现出来而已”。

桑塔格在《忧伤的对象》这篇文章里，对超现实主义摄影，进行了绵密冗长的批评甚至挞伐。这些批评，乃延续《论摄影》的前一篇《透过摄影看美国，昏暗地》文章中她对黛安·阿勃丝（Diane Arbus）作品的抨击。桑塔格认为，超现实主义摄影是一种从典型的“中产阶级的不满”中发展出来的艺术：“超现实主义在宣称对现实的基本不满之余，也表明一种疏离的姿态，这种姿态现已成为世界上那些有政治势力的、工业化的、人人拿着相机的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态度。……在过去，对现实不满本身表达了一种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在现代社会，对现实不满本身表达了对复制这个世界的向往，并且是强烈地、最难以令人忘怀地表达。仿佛只有把现实当作一个对象来看——通过照片的摆布——它才真正是现实，即是说，超现实。”

这位被出版者称为书写了“摄影圣经”的文论家断然批评，任何对照片的收集，“都是一次超现实主义蒙太奇的演练和超现实主义对历史的简略”。而“美国，这个超现实国家，充满了唾手可得的对象。我们的垃圾已变成艺术。我们的垃圾已变成历史。”桑塔格继续批评：“原则上，摄影是执行超现实主义的授权，对题材采取一种绝无妥协余地的平等主义态度。（一切都是‘真’的。）实际上，摄影——就像主流超现实主义的品味本身一样——对废物、碍眼之物、无用之物、表层剥落之物、奇形怪状之物和矫揉造作之物，表现出一种积习难改的嗜好。”

平心而论，桑塔格对超现实主义摄影的批评，并非全无值得深思之处。她借着对特别是美国的超现实主义摄影的批评，批判摄影将“过去”变成引人感伤的注目对象，和最超现实的题材，让“作为中产阶级闲逛者（flâneur）的眼睛的延伸”的摄影冒险，表现为异国情调式的猎取现实风景，而使现在变成过去，使“过去”不只被纪录，而且还被“发明”。这些立论，展现出一位唯物论摄影批评家，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普遍地生产并消费摄影以消解历史的批判力度。

不过，桑塔格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评论者的道德基调上，一竿子否定所有超现实主义摄影实践的这种整体化（totalized）批评方式，则难以让人接受。她吝啬地称曼·雷（Man Ray）、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约翰·哈特菲尔德（John Heartfield）、亚历山大·罗德钦科（Alexander Rodchenko）等的超现实摄影作品，是这领域里“可爱的意外收获”；但是，这些摄影史上的重要摄影家们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同期与之后更多的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多面向的杰作，其艺术与政治上的意义，恐怕不能够这样一笔抹杀。

例如，延续德国蒙太奇摄影家哈特菲尔德和苏联摄影家罗德钦科的艺术，并将之发扬光大的英国左翼摄影家彼得·肯纳德（Peter Kennard），曾于1980年代与英国左翼史学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图文合作，批判当年撒切尔首相的黩武主义，又于1990年代与英国左翼政治人物、曾任工党国会议员和伦敦市长的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合作《我们的金融时代》（Our Financial Times）装置摄影作品，批判英国经济帝国主义对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造成的剥削。肯纳德逾半个世纪的超现实蒙太奇摄影创作，至今不歇，新作不断，政治话语繁复，批判立场清晰，艺术手法动人，一点也不简化历史。而今日全球各地新一辈的超现实摄影创作者，固然有桑塔格描述的那种收集或搬演奇观影像者，但意涵深刻、逼视现实的作品，也大有人在。

事实上，桑塔格也许无意理解，或可能也来不及观察，今日的世界情境和文化生态，已经不是她当年所熟悉或主观期待的一种秩序与逻辑了。城市生活与科技发展，早已快速地将虚拟、现实、超现实，揉成一个虚实交错、变动不拘的混合体；无论喜欢与否，生存于这样情境里的摄影创作者与评论者，必须重新思考摄影有效响应这个社会情境的新的方法。固守古典的抵抗方式或批判语言，就算道德上可敬，在影响力上恐怕已经逐渐无效。而失去响应能力及话语影响力的艺术创作或评论，又如何能够在文化政治上产生有意义的道德作用呢？

今日的台湾和大陆摄影创作界，不乏精彩的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尤其大陆的摄影家，在变动剧烈快速、俯拾皆是题材的社会发展情境里，不断地出现极多的令人惊艳、表现力强的摄影实践。“收集世界”、便宜行事的人总是有的，但我也看到也许不少创作者，试图提供观者一种批判地认识世界的方式。通过深刻的认识，才能凝聚抵抗的行动意识。超现实主义摄影，还是能够有效地扮演认识、批判、抵抗、颠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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