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家初创:大禹建立威权政治

中国民族群在大禹治水成功后走出了洪荒时代,但并没有在大禹后期创建国家形式。

由久远的大联盟形态跨越到国家形态,是一次空前艰难残酷的历史蜕变。对于这场巨大而深刻的历史阵痛,我们民族留下了清晰的历史记忆。这段历史蜕变,是分两个历史阶段完成的。

1.大禹后期的社会新冲突

治水成功之后的一系列创新,并没有使社会总体状况出现预想的普遍太平。在《史记·夏本纪》中,对治水成功后的社会状况说法是,大禹“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这种说法,只能在没有出现社会大动乱的意义上去理解接受,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

战胜洪水劫难的伟大时代风云,造就了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远古社会将如何对待这支社会力量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舜帝后期的最高联盟权力无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或是决定性的作用。依据《史记》记载,治水完成之后,尚在盛年的舜帝,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核心会议,听取大禹和伯益的治水总汇报,显然是要对治水的某些遗留问题作出某种决策。

这次会议只有四人参加——舜帝、大禹、伯益、皋陶。与会者中,没有另外两个当初确定的治水首领——商部族的契与周部族的后稷。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前面所说的那组惊人的历史密码,就可以合理地推定:商部族和周部族,在治水过程中和大禹部族发生过某种程度的冲突,这两个首领已经不再是共同治水的上层权力圈的核心成员了。在后面的辩白中,大禹说到了后稷部族的功劳,却没有提及商部族与契。由此可以肯定:大禹部族与商契部族的冲突应当更为严重。否则,当初最先举荐大禹,并排在治水辅佐首位的商契,如何能不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

所以,这次只有三位大员与会,是自然而合理的。虽然,两大部族首领被排除在核心成员之外,很可能引起诸多方面的不满。但是,基于大禹的巨大声望与实际力量,舜帝无法举行一场所有重要部族首领都能参与的治水“总决算”会议,就连当初的“四岳”也未见到会。于是,舜帝特意召来了执掌司法的皋陶,也召来了传说五岁就开始辅佐大禹,且始终与大禹共同领导治水的伯益。大禹与伯益,显然是治水的两个汇报者;皋陶,则是当时权力很大的最高联盟大法官,应该担负着某种仲裁职责。皋陶与伯益,都是同一部族——秦部族的首领。皋陶是父亲,主要任职于舜帝的联盟权力中;伯益是儿子,是实际统辖秦部族的首领。父与子能够共同与闻极其重要的最高层会议,足见这时秦部族的力量与重要性,已经仅仅次于大禹族群了。

这次不为后世史学家所注意的特别会议,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信息?

会议自然由舜帝主持。一开始,舜帝请皋陶对第三次治水做出评判,自己只听不说(以下内容参见《史记·夏本纪》)。皋陶首先评判说:“(禹治水,)信其道德,谋明辅和。”强势的大禹立即说话,既表示赞同,又提出问题:“然!如何?”皋陶则继续赞美大禹:“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己。”大禹又立即表示了认同:“然。”皋陶又再次高度赞美:“吁!在知人,在安民。”这一次,大禹却公开表示了某种不满,叹息说:“吁!皆若是(都是这样啊),惟帝其难之(只有帝责难我啊)!”而后又义正词严地说,“(我)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第四次正式赞美大禹治水,“行有九德”“百吏肃谨”“五刑五用”,等等,说了许多话。大禹立即发问:“汝言,致可绩行?”(你的话,可以当作对我业绩的定论吗?)皋陶大约觉得事关重大,立即表示:“余未有知,思赞道哉!”——自己还有不清楚之处,这里只是褒扬治水大道而已。显然,这是逼舜帝说话了。终于,一直沉默的舜帝开口,允许大禹也可以敞开说话。

大禹颇有感触地叙述了自己在13年治水中的艰难奋争:“……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以及与伯益一起率民种稻,才能吃到一口热饭鲜食;与后稷一起率民种菜,民众才有难得之食;粮食少,调有余以补不足;还得迁徙人口,决九川,致四海,民众才得安定,万国才得大治等,一大篇治水业绩陈述。

大禹陈述完毕,首先得到的还是皋陶的赞誉。得到皋陶的拥戴后,大禹以感喟的语气对舜帝发出了隐隐的警告:“吁!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总的意思是,要谨慎行权,天下才能安宁。这是大禹代表新生力量对大联盟最高权力的一种威胁性警告。最后,舜帝只有万分感喟地将大禹赞美了一番,并请大禹辅佐自己处理政事。

这次核心会议,意味着最高联盟权力对大禹的治水功绩完成了最终的、程式上的肯定。舜帝的寡言及顺势应对,显示出最高领袖的权力已经衰落。其背后的事实是:舜帝统领的“天子”部族群,已经不再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了;舜帝只有顺势而为,对既已成事实的大禹权力采取承认态度。

紧随之后的实际变化是,皋陶以大法官名义下令联盟族群:“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接着,舜帝又举行祭天大典——“帝舜荐禹于天,为嗣”。这就是说,皋陶开始以最高联盟权力的名义下令:全社会必须服从大禹,否则,以刑罚处置!之后,舜帝又举行了祭天仪式,将禹的功业告知了上天,并正式举荐禹为自己的最高权力继承人。

这一重大变化,形式上是“禅让”的,实际上则是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权力格局的变化。大禹,已经由一个部族首领与治水统领,走上了最高权力地位——帝。大禹部族,则跃升为大联盟族群的轴心力量。连带的后果是,治水期间形成的全新的生存状态与社会格局,以及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必然要以新的秩序形式固定下来。于是,整个远古社会开始出现了向一种崭新的秩序转化的趋势。但是,这个转化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残酷的。

2.民心不古——大禹后期社会的阶级分化

西汉刘向的《说苑·君道》,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大禹车行出巡,一老年罪人拦路高呼,要见大禹。大禹出车,恭敬沉痛地询问老人何事。老人愤愤然高声:“天下不公!”大禹无言,泪流满面。随行官吏错解大禹之心,说:“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大禹摇头说:“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关键是大禹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是各自以其心为心?就是各想各的利益,再也没有了民众对最高联盟权力的无条件拥戴了。这是大禹后期社会变化的根本点之一: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带来的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最终表现为“天下”民心的离异。基本事实是:整个社会非但有对治水功业的种种流言非议,且有商契部族、后稷部族、皋陶/伯益部族与大禹部族在治水中积累的种种矛盾与利益的冲突。

曾经潜藏的不满,很快爆发为公开的权力挑战。

两件大事最为典型:一则,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曾经在会稽山麓行大祭群神的大规模庆典。庆典的实质意义,是借诸神的名义树立新秩序的威权。可是,在发出大祭号令后,防风氏部族的首领却迟迟不到,表示了对大禹新权力的极度轻慢。另一则,三苗族群再度作乱,公然大肆掠夺黄河流域中心区的土地,向最高联盟权力发动了实际挑战;其实质目标,当然是对准大禹权力的。

大禹的权力机构,没有以五帝时代的传统安抚之法——最严厉的方式也只是将作乱族群迁徙到荒僻地区——平息矛盾,而是打破传统,采取了强硬应对的新方式。对庆典迟到的防风氏,大禹下令处死(或说车裂)。对三苗动乱,则实行武力镇压。在那次极其重要的核心会议之后,大禹的同盟者皋陶严厉威慑民众:必须服从大禹,否则处以刑杀;明确以刑杀的方式来维护新权力的威权。

应该说,这是中国远古社会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强制服从。自黄帝开始的远古社会,虽然有大争夺、大战争,但在非战争时期的常态生存活动中,还是非常看重以道德声望服人的。此所谓“圣王德治”。大禹权力,破天荒丢弃了这一传统。其实际意义是,宣告了中国远古社会土壤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利益的冲突已经不可能通过磋商的方式来解决。时势使然,以强迫性力量来巩固社会新秩序的需要,已经形成了。但是,距离国家权力的出现,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3.大禹后期创建的威权体系

治水完成之后,大禹领袖层创建了具有强制性的威权政治。首先,创建了以常备军为轴心的强力集团。黄帝时期形成的师兵,实际上是时聚时散的民兵性质。大规模长期治水的特殊性,使得治水权力机构必须拥有一支稳定的师兵,才能有效维护治水的法度。这给常备军的出现,奠定了第一个坚实的社会条件——社会需求。常备军出现的另一个社会条件是,生产能力与生产规模的发展,已经能够承担部分人脱离生产而专事武装行动的巨大社会成本。事实是,为维护新的社会格局,在治水中形成的稳定师兵,已经继续保留下来并成为职业化的强力武装集群——常备军。

接踵而来的重大事变,又给创建威权政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一个重大事变,是大禹成功举行了涂山大会盟。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大会天下部族首领于涂山。这是大禹最为成功的首次会盟,未见任何抵制。顺利会盟的根源是,天下洪水初退,贡赋、田制、部族居住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立即确定,牵涉每个部族的实际利害分割,故此人人踊跃前往。文献的说法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该来的部族首领都来了。这次大会盟的成功说明:大禹的声望与实际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远古时期前四任最高盟主——黄帝、颛顼、尧帝、舜帝,而具有了威权性的号令力量。

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诸侯”,竟然没有最高盟主舜帝参加,而是以大禹的治水权力机构的名义召集的。在整个社会意识还处于朴实蒙昧的远古社会,这是极其反常的政治事变,是正面奠定大禹权力基础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变。

第二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与皋陶、伯益两大势力集团结成了政治同盟。在舜帝时代的权力结构中,大禹与皋陶、伯益、商契、后稷等,都是政治地位等同的高层成员,相互之间并没有超越传统权力规范的实际关系。但是,在大禹治水的13年里,商契部族与后稷部族,都与大禹产生了矛盾冲突,从而淡出了大禹的治水权力框架;治水中枢机构留下的他族领袖,只有忠实追随大禹的伯益。依据后来在最高核心会议上的相互呼应,完全可以推定:至少在治水的中后期,大禹已经与伯益结成了相对牢固的政治同盟。这就意味着,大联盟最高机构的执法力量,及治水主力之一的秦部族力量,都是大禹的结盟力量了。这一结盟,首先使大禹成功地遏制了最高权力阶层对治水大业的种种非议;其次使大禹能够借助皋陶之力,以执法手段有效消除反对大禹的一般性阻力,使大禹成功走上了最高权力地位。

第三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以特殊的胁迫方式,确定了自己的特殊名号。据史书记载,大禹做摄政帝之后的第17年,舜帝病逝了。在舜帝的三年葬礼期之后,大禹避开了居住在大联盟中枢的舜帝的儿子商均,离开了大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嵩山地带的阳城老家去了。大禹的实际意图很明显,是利用这个重大机遇,迫使天下各部族在自己与舜帝的儿子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结果是,所有的部族首领,都没有去朝拜居住在大联盟权力所在地的商均,反而都赶到阳城去朝拜大禹。所谓朝拜,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就是表示拥戴大禹为帝,愿意服从大禹号令。如此巨大的实际力量,舜帝族群的继任者——商均,是没有实力与之对抗的。于是,大禹正式继承了大联盟最高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大禹在称帝的同时,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明确宣布了自己的权力名号——夏后。依据当时的语汇,夏者,权力名号也;后者,帝也;夏后者,夏之帝也。

以现代国家文明之理论解析,“夏”是明确的国号,“后”是明确的元首名号。原本,五帝社会的政治传统是:权力机构无名号,最高盟主唯有帝号。大禹一举使新兴权力机构有了特殊的名号——夏,新盟主也有了特殊名号——后。

第四个重大事变,是讨伐三苗,公开镇压敢于挑战新权威的最大族群。这件大事,应当发生在舜帝病逝之后,大禹执掌最高权力的最后十年之内。因为,只有这时大禹才有充分的权力条件进行武装征伐。大禹成功地发动了由常备军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战争,顺利地平定了三苗族群。由此,大禹正式确立了最具强力性的统治性威权。

第五个重大事变,是诛杀防风氏部族首领,以树立威权政治。大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南巡,以大祭天地群神为名,下令会盟各部族首领。在这次大会盟中,防风氏族群首领迟到了。大禹断然下令,在会盟当场杀死了迟到的防风氏首领。在当时的远古社会,这一诛杀实在是石破天惊。从政治意义上说,大禹在生命最后时期的这次诛杀,实际上是向天下宣告:夏后氏新政权是有强大力量的,是必须服从的,是不允许挑战的!

会稽山大会诸侯之后,大禹没有来得及回到北方,就在会稽山病逝了。

此时,华夏大地的大形势是: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创建的新权威与新秩序,已经大体确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稳定军队,也已经形成。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架构的创立已经大体完成,国家形式所需要的强力机构也已经基本创立。但是,潜在的矛盾冲突与社会风险,依然没有消除;远古文明向国家文明的历史跨越,还没有最终完成,事情还没有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