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国家开端：夏王国正式创建
还是让我们依据历史实践进程，揭开华夏族群跨入国家时代的奥秘。
1．夏启政变开创了国家权力血统传承之先河
真正的权力变局与历史跨越，是在大禹死后完成的。最重要的挑战，是突破五帝时代古老而传统的“禅让”权力传承方式。五帝确立权力继承的方式，是原先领袖在自己无力执政的时候，或者大势所需的时候，明确确立非血统继承人，并公告天下。其时还没有出现过最高权力领袖在临终之前才确立继承人的情况，也基本没有出现过将最高权力传承给血统亲子的事实。此前的尧禅让舜，舜禅让禹，都是在最高领袖仍在位时完成的。大禹，是一个在长期大规模治水中成长起来的强势领袖，他对远古传统形成的权力传承制，采取了一种表层看来不确定的模糊方式，来完成自己真实的血统传承意志。
首先，从形式上说，大禹遵循了远古传统。在正式继承了最高权力之后，大禹很快就宣布了皋陶的继任者地位。其实际原因是，大禹与皋陶是实际上的政治同盟，大禹必须借助皋陶的影响力，遏制或潜在或公开的反对势力。可是，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皋陶，很快就病逝了。于是，大禹将皋陶的后裔分封在了英地、六安两个地方；又将皋陶的儿子伯益，确立为继任者——下一次禅让的人选。两次确立继任人，都发生在大禹时期最后十年之内。据此，伯益居于继承人地位的有限时间，在五年至八年上下。
伯益有充分的阅历与资望，也有坚实的部族力量支撑，理应获得权力继任。从根基上说，皋陶、伯益父子的特大部族群，是大禹威权最坚定的支持力量，两大部族又是政治同盟，伯益更是大禹身边长期的治水辅佐。据《史记正义》引《列女传》云：伯益五岁就开始追随大禹，辅佐大禹。这则传说至少可以肯定：伯益与大禹共事的时间很早、很长，治水期间尤其如此。从远古传承法则说，这个权力继位者的人选又是在大禹执政时就已经公开了的。就是说，只要伯益的才具、德行、威望没有大幅度的衰落，他的继承权应该不会有意外发生。
但是，实际情况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大禹死后的丧葬期，酝酿生发了一场权力大变局。历史的大转折，多是从偶然事件开始的。遵奉传统且显然没有政治警觉性的伯益，在大禹安葬后，效法前代“避让”血统传承的成例，虔诚地避让大禹的儿子启，离开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了偏僻的箕山南麓，也就是今日的嵩山地带去住。这种传统的避让法则，其实际意义是给天下族领们留出一个选择最高领袖的空间——拥戴启，就去朝拜启；拥戴伯益，就去朝拜伯益；族领们朝拜谁，谁就是人心所向的最高权力者。这是远古社会确认继承人的公开法则之外的一个潜规则——将最后的抉择权交给天下人心的向背来决定。伯益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笃定天下族领一定会来朝拜自己。
可是，这一次不同。与会丧葬的族领们，没有追到箕山去朝拜伯益，而是去了最高联盟权力所在地，朝拜了启。依照古老的传统，这就是“天下”人心愿意拥戴启做最高首领。权力的道义衡器，显然地向启倾斜。于是，启当仁不让，立即正式继承了父亲的帝位，并公开宣布了自己新的国号——夏，自己的新权力名号——天子。
那么，伯益如何应对？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我们可以推定：当伯益觉察到古老的继承法则（包括避让成例）已经被破坏时，一定愤愤不平，立即着手谋划如何迫使夏启退位，恢复权力地位等问题。而夏启一方，则一定是及时得到了消息，才联结同盟部族，突然攻杀伯益部族。其结果是，伯益部族战败了，伯益被夏启势力杀死。
这次事变，是远古权力传承发生的第一次大变局。这场变局的实质，是最高权力的传承法则，由古老的以“公天下”为价值理念的选贤禅让制，转变为新的以私天下为价值理念的血统承袭制。历史主义地看，这一巨大变局，是早期国家确立的最重要标志。
这次大变局的国家文明意义，将在日后日益鲜明地体现出来。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为天下族领（诸侯群）不朝拜伯益的行为，作出了一种说明：“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他的潜在意涵是：启辅佐最高层处理政事的时间更长，启比伯益更有才能。
2．夏启的历史形象
启的出生与业绩，及夺位之前的作为，史料记载极少。依据《史记·夏本纪》，大禹在治水期间路过涂山氏部族聚居地，与名叫“女娲”的涂山氏之女成婚，婚后两日即匆匆离去；婚后年余，大禹再次路过涂山氏聚居地，虽然没有进门，却知道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名叫“启”。这个故事，是大禹在舜帝主持的那次核心会议上陈述治水经过时说出来的。这至少可以说明：其一，启是在大禹治水最艰难的时刻出生的，治水成功之时，启已经是十一二岁的少年了；其二，在大禹代舜帝行使权力的17年里，启已经度过青年期，趋于成熟；其三，大禹最后十年独立执政，并在会稽山病逝时，启已经是40岁上下的盛年之期了。
有如此历史框架，可以推定：在大禹治水后实际执政的27年里，启经常性地参与政事，并作出了许多实际业绩，凝聚了许多部族首领。在远古社会，人们对于领袖的选择，更多看重继任人的才具与基本德行。尧、舜、禹的个人崛起，是这样；商契、后稷崛起为商族与周族的领袖，也是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夏启迅速地崛起为一个潜在的权力领袖，是完全可能的。
舜帝曾经在大禹报告治水的核心会议上，特意提醒大禹：你的儿子，不能像尧帝的儿子丹朱那样傲慢沦落。大禹也特意提到了启的出生经过，并在最后说：正是因为生了如此一个儿子，自己的治水大业才能成功。据此可以推定，夏启是一个极有才具的杰出人物，其干练精明，远远超过了恪守古老传统的伯益。而大禹，原本就是个创造型领袖，一定看到了伯益的某种重大缺陷；基于不能使新建立的生存形态回到散漫无力的古老状态去的原因，大禹必须寻求比伯益更为强势的继承人。必然的逻辑是，大禹开始培植自己的儿子，夏启也很快地成长起来了。
3．血统传承制的确立
夏启开始的血统传承制，并不是在一次偶然政变中建立起来的，而是有传统成例的。《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帝喾……生放勋……帝尧者，放勋……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荐禹于天……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
而后，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帝禹……崩。以天下授益……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在远古权力传承的系列中，我们可以看出血统传承的久远存在。自黄帝而颛顼、帝喾、帝尧，连续四代的最高权力传承，都是黄帝部族血统。真正具有禅让性质的传承，事实上只有尧、舜、禹三代。这说明，远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并非只是单一的举贤禅让制，而是血统传承制与举贤禅让制并行不悖。只不过，无论是否血统传承，都更看重才具德望。
事情的奥妙复杂之处是：自从尧帝禅让于舜帝之后，便出现了被举荐的受禅者避让前代领袖儿子的“潜规则”。舜帝避让尧帝的儿子丹朱，禹帝避让舜帝的儿子商均，伯益又避让禹帝的儿子夏启。为什么会出现避让程式？从实质上说，还是血统传承优先的观念在起作用——已经被前代领袖肯定下来的继承者，还要主动让出权力空间，使社会再度作出选择。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当时的远古社会，对权力的血统继承依然有着深厚的敬畏感，即便非血亲继承人已经明确下来，社会也并不排斥将权力交给前任领袖的嫡系血亲；只有在前任领袖的血亲儿子实在无才无德，进而导致社会不承认的情况下，受禅者才能正式继任。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远古社会对血统继承的敬畏，有其必然性的一面。就其本质说，最高政治权力的运作，是一种对社会的宏观管理。这种权力运作要达到一定的水准，经验的积累是非常重要的。越是信息不发达的时代，经验积累越见重要。惟其如此，对权力运作的经验传承，最高领袖的血亲子孙们具有最为优越的条件。相比较于寻常人等，权力领袖的嫡系后裔出现成熟政治家的几率，相对要高出许多；同时，由前代领袖的子孙承袭权力，社会法度也往往容易保持连续性与稳定性，能相对减少社会动荡。
在远古社会，世界各民族的早期权力体制，所以普遍地实行血统传承制，是有相当深厚的社会认知基础的，不能以今天的国家文明水准，简单地批判与否定。从实际情形说，中国远古社会的最高权力传承制，实际是以血统传承制为主，以禅让制为辅的二元传承制。惟其如此，夏启夺位的历史大变局，并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根基的突兀事变。
4．以讨伐战争为开端，夏启政权正式迈入国家时代
夏启政变之后，立即爆发了第一次重大挑战——有扈氏不服。其时的“不服”，实际意义就是举兵驱赶夏启，恢复禅让制，为伯益争夺领袖权力。已经有了强大根基的夏启，自然不会听任有扈氏作乱。但是，有扈氏又是与中原毗邻的今日关中地区的特大部族，有着雄厚的人口实力，也有较强的武装力量，既然因“不服”起兵，夏启新政权就已经无法通过协商使有扈氏臣服。于是，有了前所未有的“天子”统军出征，并亲临战阵的第一次国家征伐战争，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临阵讨敌动员令——甘誓。在《史记·夏本纪》中，这次大征伐的经过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6)
这一战，夏启大军不是迫使有扈氏臣服了事，而是坚决地消灭了有扈氏族群。这种真正的杀戮战，使还没有完全走出古老传统的远古社会，第一次领略了国家常备军的巨大威力。种种潜在不服与非议，很快就消失了。战后立即出现了“天下咸朝”的第一次国家权力崇拜。夏王朝政权，宣告立定了根基。
中国远古文明，自此完成了向国家文明形态的开端性跨越。
5．夏王国的历史命运
夏王国存在了471年（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夏商周年表》，为公元前1070—前1600年）。作为华夏族群第一个国家形态，在夏启之后的400多年里，必然性地多经反复，一直呈现不甚稳定的状态。有穷氏族群的领袖后羿、寒浞两人先后政变夺权，取代夏政权50余年之久。其后，夏少康复辟，夺回了政权，夏王国才再度开始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总之，在整个400多年中，夏王国的动荡多多。
之所以如此，在于第一个王国的特殊性——松散的诸侯国家联合体，潜在的政权危机远远多于后世。在夏政权建立的时代，中央王权的直辖地域仅仅限于王族人口群的实际居住区域。若就单个部族而言，王族的实力无疑最强。但是，与广阔土地上众多的特大部族群相比，王权依然是弱小的，是无法直接征服所有“不服”者的。因此，夏王国属下的诸侯政权，由王权直封的很少很少。绝大多数诸侯，都是王国政权对各大部族自发政权的承认而已。惟其如此，中央王权对诸侯的实际控制力很弱，诸侯群对王权的多种威胁则很大。动荡与战争，自然地呈现出多发现象。这种治权松散的早期国家，非常类似于后世所称的邦联制国家。
这一历史进程说明：刚刚从远古社会跨越到国家开端时期的邦联制国家形态，仍然处在多元争端的余波动荡之中，还没有真正稳定地进入成熟的国家文明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夏政权灭亡了。大禹及夏启开创的夏王国，共传承了17任王。
夏人开创了中国上古族群的国家文明时代，建立了夏王朝，使中国上古文明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跨越，对此后中国民族群的国家文明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夏人族群，以大规模长期治水的伟大实践，创立了全人类上古文明中独一无二的井田制，从而开创了极具和谐性的农耕文明形态。此后几千年，中国古典农耕社会之所以具有颠扑不破的稳定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夏代生成的这种农耕生存方式，已经形成为中国民族一种强大而稳定的历史基因。
(1) 依据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的划分，中国的远古时代，是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上古时代，涵盖了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古则为秦帝国至清时期。社会上常用的太古、亘古、万古等概念，是偏重形意描述的不确定概念，不是历史理论概念。
(2)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227页。
(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第128页。
(4) ［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92—93页及第95页。
(5) 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128—131页。对于徐旭生先生关于中国远古洪水大劫难的肯定，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对于“我国人民性情质朴，幻想力不够发达”的依据性论证，我不赞同。我以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后者的状态不是前者是否真实的论据。中国神话与传说所展现的宏大想象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民族群对历史事实的记忆具有夸大性的必然缺陷；相反，想象力不发达的民族，其对历史事实的记忆也未必比想象力发达者准确。所以，这是两个不构成逻辑关系的问题。
(6) 《甘誓》的全部文辞是：“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