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早期种子国家的历史脉络
让我们简约地浏览一番这五个种子国家当时的面貌。
1．非洲早期国家——古埃及国
古埃及民族创建国家的时间很早，大体与苏美尔接近，属于最早的元老级国家文明。当时的埃及古国，在政治文明上有两个当时世界其余国家所没有的历史特质。其一，政权与神权合一，并治国家，“法老”既是国王，又是神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其二，古埃及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但不等于没有社会规范；法老的话语，就是法律，就是生存规范。这两个历史特征，在当时国家密集的西亚及北非地区，是非常特异的。至少，距其很近的苏美尔、巴比伦与其他西亚国家，都有相对发达的成文法体系，而古埃及却没有产生国家时代的最基本要件——明确成文的法律。
古埃及国的统治，是通过一套相对粗简的官吏体系来完成的。宰相，被社会称为“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掌玺大臣，掌管尼罗河交通运输（与一般国家执掌国王印玺的掌玺大臣完全不同）；赏赐大臣，掌管所有的牲畜；财政大臣，掌管仓库与征税等；各州州长，掌管所属城市与农村。国家对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实行绝对控制。不但控制生产，还控制产品分配——“所有人的食物供给都由国王负责”(1)。
可以说，这是早期国家中最严密的国家所有制基础上的国家管控，其全面程度远远超过中国的上古三代国家（夏、商、周）。同时，古埃及国是世界早期国家中第一个宗教国家，第一个神权国家。
这是一种特异的国家文明，其一次性生命很长。古埃及国在统一之前（公元前3100年之前）与之后，延续了2500余年的国家生命，却没有较大规模的扩张，也没有对周边国家形成重大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古埃及的精神统治者与政治统治者的合体——法老的遴选与传承，是一个复杂而神秘的过程，且时有突然中断，呈现出一种缺乏最基本稳定性的总体状态。
这个古老的非洲北部国家，在第一历史时期的3000余年里，一直给后世呈现出一种不甚清晰的神秘状态。但是，依据北非地区与西亚地区后来的历史实践，我们还是可以推定：与同期西亚地区的早期国家群相比，古埃及国在很长时期里一直处于内在乏力的松散状态。
就基本方面说，古埃及国几乎没有出现过全面强盛时期，更没有过早期强盛国家必然具有的合理扩张。其民族生存方式与国家文明形态，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远远不如同时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等主要国家。非洲人种，据说是世界最古老的类种群。可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非洲竟然没有创建第二个早期国家。这和古埃及国极其微弱的国家文明影响力有关。及至到了国家文明的第二历史时期，古埃及国更是成为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经常攻占劫掠的对象。应该说，古埃及文明的庞大松散与神秘，与其生存乏力并存的矛盾现象，是世界国家文明史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至少，古埃及国疲弱的历史形态，给我们一个显然的历史教训：全面的国家所有制与全面的国家管控基础上的政权、神权合一的国家形态，是严重遏制社会人群创造性的，是最缺乏生命力的国家形态；不给私有制以合理的生存空间，而以全面国有制覆盖社会，不管在任何时代，都不应该成为常态国家文明。否则，只能是自我萎缩，在民众的普遍疲惰中悄无声息地灭亡。
2．西亚的亚述帝国
在西亚地区的12个早期国家中，巴比伦古国、苏美尔古国、赫梯古国、腓尼基古国、犹太古国等，是相对发达的文明大国。但是，它们都在这个战乱动荡频仍的地区没有走得更长。这是西亚地区的特异现象——各个国家疆土相连而相互争夺剧烈，崇尚暴力征服是普遍的历史传统。在西亚，曾经的赫梯古国、乌拉尔图国，都是最早一批崇尚战争而具有早期帝国性质的强大国家。同时期的巴比伦、古犹太等国，则是文明相对发达的“文胜于质”的国家，缺乏强悍的抵御力量，经不起强大的暴力冲击，没有在国家文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应该说，这是西亚国家文明发展史上值得研究的最基本问题。
到公元前800年上下，西亚地区只留下了进入国家文明时代稍晚的亚述古国。亚述古国的历史较为另类——暴起暴落无常。当代历史学主流认定，大约公元前2000年，亚述民族就创建了国家，而且有较为完整的权力传承世系。但是却长期没有留下值得关注的国家行为痕迹。
直到公元前935年上下，也就是早期国家时代的后期，亚述国战胜强敌乌拉尔图国，突然崛起为两河流域的强悍帝国。其后，亚述帝国连续发动战争，先后征服了西亚东部的叙利亚部族、腓尼基国、巴比伦国、古犹太国，一度还占领了古埃及的孟菲斯地区。亚述帝国将国都定于尼尼微（今伊拉克摩苏尔地区）。此后，亚述国成为西亚地区仅存的大国，直到公元前605年在被征服地区的内部战争中崩溃灭亡。
总体说，亚述国虽然在波峰浪谷中断续存在了将近2000年，但只有在帝国阶段的300余年里，才迈出其较为坚实的国家文明的历史脚步。这些脚步显示出，亚述帝国没有秉承西亚早期任何一个国家的发达文明传统，却集中秉承了西亚地区早期国家群的战争传统，长期崇尚武力征服，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狂热状态。在国家文明的开端时期，亚述具有明显的极端化形态，是一个以军事征服为显著特点的早期帝国；在被征服地区，亚述帝国只注重掠夺，从来不注重建设。
历史实践很快证明，这种极端化的国家文明，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在国家文明进入第二时期不久——公元前605年，古老而强悍的亚述帝国就在内部战争中崩溃灭亡了。亚述古国暴起暴落的历史教训，印证了中国民族群在早期国家时代就悟出的一条历史法则——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一历史法则，贯穿了国家时代的整个历史，可谓颠扑不破。
3．南亚地区的古印度国
古印度民族群创建国家，与中国夏王国的创建同时或稍晚，都在公元前2000年上下的时段。从已知材料看，古印度国的历史有四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公元前2000年上下，古代的达罗毗荼人创建了古印度国，延续了千年左右的国家生命。
第二阶段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及之后数百年，或更长时间，被不能确定的敌人（一说为古雅利安人）大规模入侵，从而导致印度古国文明突然中断。这是古印度的“历史黑洞”时期，即“梨俱吠陀”时期。
第三阶段为公元前360年上下（时处中国战国时代的中前期，秦孝公商鞅变法时期），处于黑洞时期的古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地区，被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所占领，古印度部分地域一度进入古希腊文明圈。
第四阶段为马其顿大军撤离后100年左右，即公元前270年上下，居住在印度次大陆的另外一个民族——摩羯陀人（古达罗毗荼人已经灭亡消散），赶走了马其顿帝国的遗留势力，建立了一个新的摩羯陀国。因摩羯陀国的著名国王阿育王，出身于一个饲养孔雀的氏族，故名“孔雀王朝”。
四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古印度国，都不是同一个古印度国。即或是前后两个较明确的古印度国，也是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民族建立的两个早期国家，并不是同一民族群在同一土地上的国家重建。但是，在一般意义上，世界文明史研究者们都认为，印度次大陆两个历史时段所建立的早期国家，都是古印度国。
此后，古印度国重新回归国家文明的历史。
古印度国留下的，是一部颇具混沌性的国家历史。社会动荡多发，历史多有中断，国家文明形态的发展脉络非常模糊。在早期国家时代，古印度的历史很不明晰，历史形态极为模糊。当时的古印度国，还没有形成国家文明意义上的基本历史记载。当然，也有可能是所有的记载都在战争与动荡中毁灭了。印度的早期国家历史，总归是无法清楚表述的。
关于古印度国第二阶段的“知识”记载，即“梨俱吠陀”时期，实际上是依据一部虽然长达1028行，却仍然不符合史料基本要求的模糊长诗而命名的历史时期。《梨俱吠陀》诗篇的最大价值，是大体叙述了入侵异族的形象体貌，以及当时的某些社会生活断面。因之，与后世诸多民族的史诗一样，这是一种不确定的历史传说式的记忆，表现的是一个模糊时代。其后，即或是摩羯陀国的孔雀王朝建立之后，古印度的历史发展仍然充满了神秘性与模糊性，一直表现出不明晰、不稳定的状态。
总体方面说，古印度国的早期国家文明，在世界早期国家群中，与西亚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一样，还不具备基本的成熟性、清晰性，以及基本的稳定性。我们所能明确的基本点，就是古印度第二古国——摩羯陀国，是奴隶制形态的古国，是佛教非常发达的古国。
4．古希腊邦联国
地中海民族群创建国家的时间稍晚，大体与中国同步，或稍晚于中国夏王国的创建。早期的爱琴海地区，其基本状况与世界其余地区一样，陷入了无序争夺的巨大混乱。这个大体有13万余平方公里的不甚辽阔的海域，除了半岛山地，就是占总体面积15%的众多相互隔离的岛屿。仅爱琴海海面，就有大小岛屿400余个，其中的克里特岛为爱琴海最大岛屿。在这样的地理环境条件下，不可能具有大陆地区的大河流域和广阔平原，也很难有“可作为地区合并基础的天然的地理政治中心”。(2)
当时的地中海各部族，都居住在相互隔离的岛屿和相互隔离的城堡式村庄中。这些村庄，通常修建在易于防卫的高地上，大体都有一座供奉诸神的庙宇，有一片修建了城墙的居住区。这就是后世称为“城邦”的众多氏族部族安身的城邑式村庄。
在“国家”这个历史平台出现以前，爱琴海区域这些占据大小岛屿的一个个氏族部族群落，除了在最基本的捕鱼、狩猎、农耕活动中相互混乱争夺外，大体还都有一个共同的谋生方式——相互劫掠对方岛屿，或劫掠海域渔民与海上交易船只。就是说，在进入国家时代之前，这片海域和任何大陆地区一样，是一个完全无序争夺的“海盗”世界。与世界其余大陆地区相比，这里相对特殊的岛屿生存环境，使任何一个岛屿的氏族部族都很难形成处于优势的人口力量，很难在相互混战的同时还能吞并一个或几个岛屿，从而形成居于绝对优势的主导力量。事实上，这一海域的氏族部族群落，因为早期岛屿的相互隔离、易于封闭、易于防守——人力登陆需要的大规模精壮人口在这里很难实现，从而大体普遍保持着“小单元均衡”的生存态势。它们都是强悍的氏族部族，都有易守难攻的岛屿或半岛城邦，谁也无法征服谁。
总体上说，特异的地理环境与特异的生存方式相互作用，经长期发展，遂形成了一种爱琴海式的特殊生存环境。在当时的世界上，爱琴海区域是这种“相互争夺又长期共存”的生存环境最典型的历史范本。在这样“谁也无法征服谁”而又互为海盗的生存环境下，各个氏族部族为了消除因无序争夺而同归于尽的大混乱危机，必然的历史路径只有一条——
各氏族首领相互协商，订立共同的生存规范；氏族部族首领再相互协商，成立共同认可并能够维护共同规范效力的强制政权与强制力量，及日后制定新规范或修改旧规范时的协商规则（程序性法律）。这些规范，就是早期法律体系。这个具有强制性力量的强力政权，就是能够维护各个岛屿（城邦）共同利益的联盟体政权。这些创造物，都是基于消除普遍的生存危机，而在“首领协商”的路径中形成的。
这就是古希腊所以能创建贵族民主制国家的历史路径。
作为国家的古希腊，是一个众多城邦的联盟体。各个城邦是实体政权，具有接近于完全独立的自治权（除了必须遵守共同的生存竞争规范外）。最高的联盟体政权——邦联政权，实际作用并不是很大。这是非常典型的早期邦联国家——特定时期以某个较强大城邦为轴心结成的联盟体。
古希腊最早的第一联盟体，大约在公元前2000—前1700年之间建立，是以相对强大的已经建立了君主制政权的克里特城邦为轴心的。大约500多年后，克里特城邦衰落崩溃，轴心城邦被迈锡尼取代。再后数百年，又被雅典、斯巴达城邦取代，两强各领风骚。到公元前300多年时，马其顿城邦成为崛起于古希腊北部的强悍国家，也成为灭亡希腊的最主要力量。马其顿帝国之后，古希腊联盟体灭亡，进入了所谓的“希腊化时代”——以被马其顿征服的诸多国家为“希腊化”国家文明圈。
显然，希腊邦联政权具体形式的历史面目，没有史料记载，很不清楚。邦联政权的国家行为，也很模糊，几无历史记录；邦联君主的传承与遴选，也几乎没有清晰的记载。古希腊国家历史的具体性与清晰性，只有在古希腊五个主要的城邦大体能够表现出来——克里特城邦、迈锡尼城邦、雅典城邦、斯巴达城邦、马其顿城邦。因此，西方史学界一种普遍的说法是：古希腊不是一个国家实体，而只是一种轴心政权不断变化的地区文明形态。
古希腊族群强悍的海盗特质，决定其必然会在军事上勃发。但是，从历史实践看，古希腊城邦联合体的这种勃发，只能是短暂的、小规模的。在国家层面上，古希腊对爱琴海之外地区的大规模扩张战争很少，只有后期的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时期有过一次。相反，地中海各城邦之间的内部战争却很多，社会动荡也相对较多。
从历史根源上说，这与古希腊的邦联国家的性质有关。因为，要向地区外进行较大规模的扩张，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邦联政权才能够将各个岛屿城邦的力量联结起来、集中起来。否则，一两个城邦无法建立具有基本规模的军队，无法进行大规模扩张。像古希腊这样由众多城邦组成的松散联盟体，恰恰无法紧密聚合而形成巨大的国家力量。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古希腊联盟体的根基是非凝聚性的，是松散的。保持自治的各城邦岛屿，最根本的需求是各城邦之间相互遵守那些消除无序争夺的共同生存规范，使每个城邦岛屿的利益更好实现，而不是各城邦之间的进一步聚合，并去扩大利益源。正是这样的根本利益需求，促成了古希腊这样的特殊国家的形成——漠视聚合扩张，重视城邦生存。
历史地看，这是岛屿国家基于生存环境而生成的先天缺陷。
惟其具有强烈的个体性，强烈的小单元性，古希腊部族才乐于自我绽放，反感聚合奋争。是故，古希腊文明一度呈现出色彩纷呈的风华富庶，极具城邦个性特质，极具城邦多元文明的历史特质。这个古老的贵族民主邦联国家的各个城邦，在文化、艺术、思想、学术、科学等软实力领域，几乎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的发达程度。著名的“雅典文化”，是古希腊邦联多元文明的历史典型。
在后来的历史实践中，古希腊邦联以接近自然崩溃的方式灭亡了。但是，古希腊仍然成为欧洲文明无可争议的历史基础之一。历史的启示是，古希腊邦联是一种“文胜于质”的国家文明，缺乏国家力量意义上的整体硬度与整体强度；虽然文明，虽然风华，却经不起历史风暴的冲击，带有必然灭亡的历史基因。
5．亚洲东部的中国
华夏民族群正式创建国家的时段稍见居后，按时间顺序大体排在早期国家出现的第11位，与古希腊大体同步或稍早。虽然中国民族群正式进入国家文明的时期稍晚，但是中国在前国家时代的文明积累，却比所有其他早期国家都要雄厚。这是中国国家文明产生的第一个基本特点——文明基础的雄厚性。事实上，从黄帝大联盟政权出现开始，到夏王国的创建，具有明晰的世系传承的早期政权时期——五帝时期，已经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了。
从历史实践说，从黄帝时期形成的族群大联盟开始，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结构，也有了相应的官吏组织系统。虽然这些历史记载被西方实证主义学派与中国近代“疑古主义”思潮及其呼应者，一律认定为不存在的传说时代；但是相对于所有早期国家那些更为模糊的诗性传说，中国记入史书的早期历史，无疑是更为可靠的。
我们之所以将中国进入国家文明的正式开端，确定在大禹治水成功之后，绝非基于对五帝时期的历史真实性的怀疑。相反，我们承认中国早期历史的真实性，只是对早期历史的阶段性质作了不同的认定。五帝时期的强力性较弱，距离国家机器的最基本特征尚有一定距离，因此，五帝时期是中国族群创建国家文明的根基时代。与五帝时期相比，大禹治水之后由夏启创建的夏王国，具有了更为明确的国家特征。基于如此雄厚的文明根基，东方的华夏族群一旦进入严格的秩序社会并进而创建国家，实现了国家文明的历史跨越后，立即表现出具有两大历史特征的强势发展。
其一，具有世界早期国家群罕见的基本稳定性。
在夏王国创建后直到公元前800年——世界文明轴心时代开始——的1300余年中，中国早期国家的权力形态，只经过了三大王国时代的不间断更迭(3)。其中，夏王国471年，商王国550余年，西周王国270余年。与同时代其余早期国家相比，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没有经常性的大规模动荡，没有戏剧性的大起大落，更没有突然中断发展的历史黑洞现象。中国三大王国的有效统治时期都很长，也都相对稳定，混乱争夺的内部大战争很少发生，从而保持了文明积累与昌盛发展的最基本历史条件——相对长期的社会稳定。
其二，具有阶段性与连续发展性相结合的历史特质。
中国早期国家文明，既保持了最清晰的阶段性发展，又保持了整体上的连续性发展。所谓阶段性发展，是说三大王国在各自的每一时代，都有国家文明的重大创造，从而构成了自己独有的历史内涵。夏王国是邦联制形态的国家，诸侯分治程度最高；商王国是接近于联邦制的紧密邦联形态，“天子”直封的诸侯相对增多，王权对诸侯的控制相对加强，诸侯分治的权力相对减小；西周王国则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精密成熟的联邦制国家，诸侯几乎全部由王室直封，联邦王室政权的有效管理，已经细化到诸侯国的所有基本方面。这种阶段性发展呈现出的总体历史趋势，是一个时代上升一个台阶，不断向成熟的统一国家文明迈进，没有停止发展，更没有长期的历史滞留。
所谓连续性发展，是说三大王国历经千余年的发展，始终走在一条立足于前代文明基础而正向递进的历史道路上。后续新王国的建立，没有割断历史，没有改变根基，也没有下滑倒退，更没有突然中断。(4)总体上说，当时的中国在动荡生灭的世界完全是一个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