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国家文明比较：早期中国与古希腊
将早期中国与古希腊进行比较，可以揭示东西方国家文明基因的差异。
从生成国家的时间上说，中国的夏王国建立的时间，与古希腊城邦联盟形成的时间，大体接近，均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从国家时代第一历史时期生成的国家实体形式上说，古希腊与同期中国也相对接近，大体都是当时世界的邦联国家，或联邦国家。虽然，中国周代已经发展为成熟严密的联邦制国家，但也与邦联具有接近性。诸侯自治与城邦自治的差异并不是本质性差别，二者有相似之处。
但是，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历史时期，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为这两个早期国家在客观基础、内在构成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搞清楚了这些具有历史基础意义的差异，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早期中国与古希腊的生存环境有很大不同
我们已经知道，古希腊所处的爱琴海区域，林立的岛屿逾400个；城堡相望，则难以计数。这种自成小单元的岛屿地理环境，决定了这一地域人群的基本生存状态——每个岛屿地域狭小，相互隔离，每个岛内又多有山地而使城邦相互隔离，从而形成无数个“群星”式的生存小单元。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多水、多岛、多山、多城邦的星散居住，是非常险恶的一种生存环境。如此条件下，人非强悍不能生存，族非强悍必遭毁灭，不毁于人祸，亦毁于天灾。这样的地理环境，这样的人群特质，是古希腊文明的先天基础，对古希腊能够形成什么样的国家文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事实上，古希腊邦联的“贵族民主制”，核心正是在这样岛屿列布的地理环境下，在部族林立而相互难以征服的社会条件下，由部族领袖们在实力基础上“共同协商”，进而产生的一种保障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最大公约数性质的强制性规范——法律。这是国家文明产生的序幕。
早期中国的生存环境，则与希腊大为不同。就生存地域说，早期中国地处亚洲东部大陆，东南边地临海，兼具某种程度的海洋环境。当然，海洋环境在早期中国人的生存活动中，尚不是已经展开的基本方面。早期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基本面主要是大陆的大河流域，如黄河、长江流域。具体地说，早期中国族群所处的地域，多峻阪高山，多江河湖泊，多平原盆地，又濒临大海，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与辽阔性，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的群星岛屿环境。
总体上说，上古中国大陆的生存环境，既有广阔性特征，又有一定的封闭性特征。广阔性——上古华夏大陆无天险隔断的整块地域很大，从北至南，至少有五大流域——黑水及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淮河流域、珠江流域——形成了人群的聚居地。这是早期国家时代有最为广大的部族民族群居住的一方大陆。封闭性——这块大陆东部、南部临大海（四海），北部为广阔的严寒地带，西部是连绵的高山与尚且未知的西域环境，西南部则更是矗立着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一天险地形，基本完全隔断了早期中国族群与南亚次大陆的联系）。
如此，在这块大陆居住的各个部族民族，在五大流域的广阔范围内互相争夺、互相征服、互相交流、互相融通，就成为大封闭范围内的一个特定世界。中国上古族群之所以将这一辽阔的封闭大陆称为“天下”，根本原因，是当时的视野基本不具有接触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的可能。中国族群走出天然封闭的环境，是从走过国家时代第二历史时期——创建统一国家文明之后100余年，西汉的张骞出西域开始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更为早期的远古社会时世界大陆还在漂移组合阶段的各大洲环境的融通性。《山海经》记载的某些几乎神异性的历史记忆——依稀应为北美洲大陆的大峡谷地貌环境，我们已经无法解释了。我们需要注目的，是早期国家文明开端时期的地理环境。
因为地处广阔的大陆，纵然是山川河流相对阻隔，也无法阻挡各部族民族因寻觅新的生存空间而引发的流动迁徙，无法阻挡他们对生存地域的大规模无序争夺。在辽阔的生存地域中，中国族群在前国家时代，曾经经历了严酷而长期的无序争夺，对无序生存的危害性有着深切的认知。这种大规模的无序流动迁徙和生存空间争夺，带来了一种必然的历史结果，就是各个族群大规模地、全面深入地融合与交流。
一个典型的故事：治水领袖大禹族群的居住地域，是今日河南省的嵩山地区，可是，大禹却娶了今日江淮地区的涂山氏女子女娲为妻（与远古神人女娲氏同名），相距千余里之遥；正是这个女娲，为大禹生下了后来成为强势继承人的儿子——启。可见，当时中国族群的通婚范围，已经相当广阔了。
另一则著名事例：商王国的创建者——商人部族，在1000余年的时间里有过13次大规模迁徙，范围遍及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此即《史记·殷本纪》与汉代张衡之《西京赋》中均有所记载的“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之事。可见，当时中国大陆的族群流动规模何等之大。而如此大规模的频繁迁徙及大规模的相互战争，带来的各族群之间普遍深入的交流融合，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具有大规模融合效用的生存竞争活动，是早期中国的历史特质。正是带有如此历史特质的生存竞争环境，产生了早期中国族群联合起来进行大规模治水的历史壮举。其后，历经治水时代的严酷整合，才锤炼出了具有深厚基础与严整体系的国家文明。(5)
基于如此辽阔而封闭的地域环境，如此无序而剧烈的生存竞争，中国族群对无序争夺毁灭性的认知感、对巨大洪水劫难的生存危机的认知感、对诸族聚结而战胜危机的认知感、对文明共同性的认知感等基本方面的理性精神，都远远高于古希腊族群。应该说，在当时严酷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对经济活动方式与生存方式之共同准则的强烈认可，大大增强了早期中国族群紧密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了早期中国族群的生存能力、聚合能力与竞争能力。为此，早期中国才能在广阔的地域内相对彻底地摆脱无序争夺状态，形成根基坚实、秩序井然的国家文明，有效地保持社会生活的不断改变与提升。
2．早期中国与古希腊内部族群的文明差异程度有很大不同
早期中国与古希腊联盟，都有众多的氏族部族民族，都是族群国家。
历史地看，中国的夏、商、周三代王国，其地域内居住着众多的黄种人族群。他们有部族、氏族、民族的不同，其居住环境与生存方式、图腾崇拜与诸神信仰等，也差别很大。但是，从国家文明的意义上看，所有这些部族民族群落，基本上都属于同质文明；他们对国家文明的认可，也都具有相对的同一性。从基本方面说，在重大的关乎生存根基的共同法则上，当时中国的诸多部族民族历经长期锤炼磨合，已经具有了自觉的以“王畿”为文明尺度、以“王族”为聚结轴心，不断向共同的国家文明聚合的普遍精神。
具体地说，在历法纪年、农耕制度（井田制）、工商制度（工贾食官）、基本法律、文字形式、权力体系等最主要的国家文明方面，中国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基本统一的；各区域部族（诸侯国）之间，对这些根本性的国家制度是没有实质争议的。可以说，早期中国社会生存法则的基本统一，是中国国家文明一开始就具有的鲜明历史特征，也是世界所有其余早期国家都缺乏的。
古希腊则不同。古希腊以诸多氏族部族城邦为基础所形成的城邦联盟内，各部族的文明差异性是很大的。各部族城邦共同承认的社会生存准则，覆盖范围很小。具体地说，古希腊的几个主要城邦国家——克里特、迈锡尼、雅典、斯巴达、马其顿，其在不同时期创造的国家文明，差异程度之大，基本上不具有内在的继承性，因而很难形成连续发展的、成熟的国家文明形态。
一个典型的事实是：古希腊联盟体在第一时期——克里特时期长达近1000年的历史上，各城邦之间始终没有共同认可的历法，也没有共同认可的纪年方式。这实在是一个特异现象。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所有的氏族部族民族，尤其是进入早期国家的地区，几乎都有过共同的历法与纪年。因为生存在同一地域的各个部族民族，基于农耕、商事、军事等方面最基本的共同需求，在天文观测方面是最容易达成一致的；大体相同的观测结果，也很容易形成共同认可的历法或纪年方式。在国家文明的范围内，尤其是这样。
但是，古希腊城邦群却不是这样。它们各有历法，各有纪年。在进入“荷马时代”末期的公元前800年之后，古希腊各城邦才共同承认了一种纪年方式，以“奥林匹亚赛会”的开始之年——公元前776年，作为希腊历史的开始之年。但是，这只是一个纪事年份，是一个社会性年份，而不是基于大自然天候法则的客观纪年，所以影响力很小。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古希腊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才有了天文历法与自然纪年。而是说，从“奥林匹亚赛会”举办的这一年开始，古希腊城邦群的共同性与社会性，才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基本点。从文明基础的意义上看，古希腊城邦群之间天然缺乏共同性，缺乏追求共同性和凝聚性的精神自觉。这一历史特质，决定了这个早期联盟体缺乏最基本的向心力，也决定了希腊国家文明的脆弱性。
这一点，与早期中国的差别是很大的。
3．早期中国与古希腊国家文明开端期的发展连续性有很大不同
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及其进入国家文明的历史脉络，大体可分为如下几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前国家时期。公元前3000—前2300年，以爱琴海地域的基克拉泽斯群岛为中心，形成了原始社会的基克拉泽斯文化。这是爱琴海地域在国家文明之前的历史。请注意，基克拉泽斯文化，并不是后来的克里特文化的直接源头——地域不同、创造主体不同。这一时期，大体与中国的五帝时期接近。
第二阶段，克里特国家文明。公元前2000—前1700年，以爱琴海地域的克里特岛为中心，由米诺斯人创建了以希腊语中的“海洋生存”为基本特质的初期国家文明——建立了君主制形式的政权。米诺斯人的造船业发达，海上交易繁荣，并出现了青铜兵器与陶器制造，公元前1700年时创造出了线形文字。这就是西方文明史上著名的米诺斯文化，是古希腊最初的国家文明，地域为克里特岛，轴心主体是米诺斯部族。从历史实践看，克里特城邦创建的初期国家文明，与此前爱琴海区域的基克拉泽斯文化，并没有内在的传承关系。
第三阶段，迈锡尼国家文明。公元前1700—前1100年，以伯罗奔尼撒半岛为中心，由勒勒吉部族（Lelegos）和皮拉斯基部族（Pelasgi），联合创建了包括数个城邦的迈锡尼城邦联盟。迈锡尼是位于半岛中心的一座大型城堡，是联盟的中心地区，类似国家都城。此后，这里的居民被历史学家称为“迈锡尼人”。迈锡尼的海上力量强大，取代了此前克里特岛的地中海经济霸权。这一阶段，古希腊国家文明的中心地域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轴心主体是迈锡尼人。同样，迈锡尼国家文明，与此前的克里特国家文明，并没有内在传承关系。其后，因为强势的多利安部族入侵，迈锡尼文明毁灭，古希腊联盟体的国家文明消亡，进入被历史学家称作“黑暗时代”的大混乱时期。
第四阶段，400余年的混乱黑暗时代。公元前1100—前700年，被历史学家称为“荷马时代”。这一时期的总体状况是长期的混乱争夺，即所谓“黑暗时代”。在这一时期的末端，大约公元前800年左右，爱琴海区域的某个岛屿或半岛，又重新创建了城邦国家文明，重新出现了一批新的城邦。据说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已经开始了使用铁器的历史，并进入了铁器时代。(6)其时的社会生活、战争、冒险、英雄拯救等故事，主要保留在诗人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中。我们所熟知的俄狄浦斯、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奥德修斯，以及特洛伊战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半神话英雄人物和故事。据说，这一时期末端重新出现了国家文明。但是实际框架却不甚了了。“荷马时代”后期重新创建的国家文明，究竟在爱琴海哪个岛屿或半岛，轴心主体是哪个氏族或部族，都不清楚。
第五阶段，雅典国家文明。大约公元前800年，或“黑暗时代”后期，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城邦崛起，建立了王权形态的国家文明。其后历经贵族执政官制度时期的政治改革，逐步确立了奴隶制基础上的贵族民主制的国家文明形态。雅典多经战争，最终于公元前300余年败于马其顿帝国之手，国家文明崩溃。
第六阶段，马其顿国家文明。前面多有呈现，不再赘述。
依据上述阶段，可以看出古希腊国家文明两个最基本的历史特征。
其一，国家文明的发展不具有连续性与继承性，时有突然中断。
其二，多中心替换性。不同岛屿的不同族群，在不同时期几度创建古希腊国家。
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原生文明毁灭，陷入黑暗与混乱深渊。同时，对这一时代的社会生活，也都是只有诗性的模糊记忆；在古希腊是《荷马史诗》两部，在古印度是《梨俱吠陀》1028行。
多中心替换性，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有绝大关系。逾400个岛屿林立，各氏族部族处于相互隔离的单元状态，保持文明的连续继承性所需要的基本人口规模，及其内部变化的丰富多样性，都是单个岛屿或半岛所无法积累起来的。于是，一个岛屿的文明一旦毁灭，其残余的少量人口往往沦为战胜方的奴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不可能再度复兴。文明的中心，便必然转移到其他岛屿、其他族群去了。彼伏此起，就形成了基克拉泽斯岛、克里特岛、伯罗奔尼撒半岛（迈锡尼、斯巴达）、阿提卡半岛（雅典）、希腊半岛北部（马其顿）等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部族所创建的不同形态的国家文明。
虽然，各个城邦所创造的早期国家文明形态，都具有相同社会条件下的基本同一性，但是，从国家文明的意义上看，它们没有内在的传承性与连续的发展性，而只是接近或相似的国家文明在不同地区的先后重建。
早期中国与此不同，具有鲜明的继承性与连续性。即便是五帝时代的早期历史，也具有明晰的作为国家文明基础的特征，其历史事实的丰厚坚实也远非“模糊诗性”可比。中国第一历史时期的夏、商、周三代王国，历时1000多年，其国家代次的更替，都是这个人口规模庞大的同一族群内部裂变所发生的巨大“革命”(7)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强大异族入侵带来的国家毁灭。因此，早期中国的政权更替，不是同一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而是内部裂变发生于自身的重大历史变化。这种变化发生于同一民族群之内、同一生存区域之内。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没有中断、没有隔绝、没有毁灭的国家文明连续发展的历史过程；三次政权更替，只是国家文明形态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标志性历史事件而已。
总体上说，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发展，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内在传承性与连续递进性的发展。同一地域的同一民族群，在每个王国时期都创造了较前具有进步意义的国家文明，在国家形态上表现出邦联制→紧密邦联制→联邦制的连续发展性。
4．早期中国与古希腊的文明凝聚性及文明形态的整体强度有很大不同
由上述差别构成的两种文明的历史效应，也是大不相同的。
这种历史效应，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文明的凝聚性，一是文明形态的整体强度——国家文明的生命力。从文明凝聚性看，古希腊文明圈的凝聚性显然很小，各城邦文明的离心力与独立性显然很大。在古希腊的全部历史上，只有后期生成的马其顿帝国相对强大一时，组成了较大规模的军队，基本在形式上统一了希腊。这种统一，实质上只是一种军事占领与实力控制，而不是内在的文明统一。后来，马其顿在亚历山大时期远征东方，短暂地建立了“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但之后不久便轰然解体。这种“希腊化”，同样不是希腊文明统一了被征服地区，而仅仅是一种基于军事战胜的威力而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地域联合体，不能看作真正的文明聚合。虽然如此，这也是古希腊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文明生命扩张，一种紧紧依附于军事征服的文明弥散效应，而不是文明形态强大生命力的爆发效应。惟其如此，古希腊在进入国家文明第二历史时期不久，便几无声息地崩溃灭亡了。
早期中国则不同。夏、商、周三代的中国，鲜明地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烈地趋向文明同一性的历史过程。文明的向心力与凝聚力，都呈现出不断增强的历史趋势。外在的历史形式，就是国体的正向发展——从松散的邦联制，到紧密的邦联制，再到严格体系的联邦制国家。这一历史过程的实际内涵是，中国文明的聚合效应已经开始了自然增速，经过春秋战国500余年之后，终于爆发，形成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统一文明国家。
我们要强调的是，一种文明所具有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是由它的基因——文明形态的内在构成——所决定的。这种基于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而产生的天然凝聚性，与那种以外在军事征服为形式的规模扩大与张力弥散，是绝然不同的两种历史效应。
历史实践所揭示的秘密是：古希腊联盟体那种始终建立在城邦分治基础上的国家文明，最终无法形成聚合效应；其所能达到的最大生命强度，就是以军事征服为手段，通过规模扩大的路径，形成一种文明弥散效应。这种强力的文明弥散，往往是最终一举释放了这一文明形态稀薄的内在能量与仅有的外在能量，导致其全面崩溃或突然灭亡。
无论是古希腊，还是西亚地区的几个早期帝国，都是这样的历史结局。
上述诸多差别，决定了东西方种子国家不同的历史命运。
早期国家第一历史时期最后阶段的历史大图景是——
当世界国家文明行进到公元前800年上下的时候，16个参赛选手中，大部分都被淘汰出局了。仅存的5个国家，成为世界国家文明的“种子选手”。在这5个种子国家中，古埃及与古希腊大体上依循着旧有形态发展，处于进退无定的动荡徘徊境地或黑暗时代。古印度处于混乱模糊状态，没有任何重大的文明发展。亚述帝国则长期陷入军事扩张，狂热昏乱，正处于自我爆炸的前夜。只有亚洲东部的中国，已经稳步进入了早期国家的高级阶段，创造出了非常成熟发达的国家文明——体系精密而运转有效的联邦制国家形态。
这就是历经4000余年早期国家第一历史时期的世界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概况。
(1) 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卷），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66页。
(2) 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卷），吴象婴等译，第102页。
(3) 所谓不间断更迭，主要针对的是早期国家群经常性的可知历史史料的中断，譬如古印度“梨俱吠陀”时期的“历史黑洞”。
(4)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性质及其历史特征，我在《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上卷《国家开端》中已经作出了详尽、具体的分析。鉴于本书总体审视性质的写作目的，此处不再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该书。
(5) 对治水时代过程的翔实记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卷《国家开端》。
(6) 这一源自欧洲的说法，被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校订本）》（中华书局，2008年）引用，见该书第12页。这一说法值得提出质询。杨宽先生的新版《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5页），根据世界科学史界的基本看法，有论断云：中国古代在春秋晚期就发明了冶铁“铸铁”（生铁）技术，这个技术要比欧洲早1900年。据此，后世西方人将古希腊进入铁器时代的历史确定在公元前1100—前800年，尚在中国之前，是缺乏历史实践依据的。有可能的情形是，这时的古希腊开始少量使用自然铁，而未进入冶铁术意义上的铁器时代。
(7) “革命”，是中国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语汇。所谓“汤武革命”，便是指这一时期的两次政权更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