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

一、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是中国的近邻，可谓一衣带水。由于同处东亚，地理位置相近，所以历史上两国交流频繁，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日本汉语教学史源远流长。不少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对汉语有亲近感、认同感，希望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愿意学习汉语。时至今日，这种渴望了解中国、学习汉语的趋势依然强劲。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日本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2007年中日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为236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9%。其中中国对日出口1020.7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中国自日进口1329.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中方逆差318.8亿美元。到了2011年，日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为3461.1亿美元，增长14.2%。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1600.4亿美元，增长8.3%；自中国进口1810.6亿美元，增长20%。日方贸易逆差210.2亿美元。中国则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2）文化交流与合作频繁。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中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十多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中国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本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是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3）两国关系在民间的复杂反应。两国关系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我们先来看2009年底的调查，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与日本《读卖新闻》将一年一度的中日问题调查公布于众。这是一项透过直接问询两国公众对中日关系的意见和态度，来精确反映社会舆论动向的连续的工作，其结果使人们又有机会凝视这支衡量中日关系的“民意晴雨表”，进而思考两国关系在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关于今后两国关系的走向，中方认为将会“非常良好”的为8%，“会好一些”的为46%，总数达到54%。这一数字低于2008年的74.6%，高于2007年的41.4%，与90年代中期（1996年为51.2%）基本持平。在日本方面，认为将会“非常良好”的为5%，“会好一些”的为29%，总数达到34%。这一数字略低于2007年的34.9%和2008年的37.5%，但高于90年代中期水平（1996年为28.7%）。这说明肯定意见仍是两国民众的主流判断，从“草根”意义上给过去一年的中日关系提供了“平稳发展”的注脚——尽管仍存在历史遗留和现实中的摩擦，但共同维系国家关系，争取互利双赢的认识正在从政府的共识与专家的构想，一步一步走向公众，逐步变为老百姓对中日关系的个人理解。同一调查还就“您对鸠山政权给两国关系的影响的评价”设置了特别提问。对此，中国方面31.2%的人认为“正面影响大”,11.7%的人认为“负面影响大”,34.7%的人认为“正负影响并存”；日本方面则有29%的人认为“正面影响大”,17%的人认为“负面影响大”,41%的人认为“正负影响并存”。

我们再来看2014年的调查。9月9日，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十次一年一度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在东京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两国公众继续看重中日关系，但对两国关系现状认可度达近十年最低；中日双方相互好感度有升有降，总体难言乐观；领土问题对公众影响出现一定程度弱化；新话题备受关注，“大气污染”在日超过“钓鱼岛”成为关注首选；两国民众看重民间对话和交流对改善中日关系作用；双方对经济合作态度稳定，但认识分歧有所扩大；中日双方了解彼此的渠道朝多样化发展。调查显示，64.4%（2013年为60.7%）的日本民众认为日中民间层面的人员交流对两国关系的改善发展“重要”或“相对重要”。中国民众中，认为这种交流“重要”的人也多达63.4%（2013年为67.7%），表明两国民众都认识到了民间层面交流的重要性。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无论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还是文化交流的频繁，都离不开两国语言的互相学习。语言交流对于两国官方与民间交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过，近年来由于钓鱼岛、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的出现，中日两国关系可谓降到冰点。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将会影响双方国民学习对方语言的热情。从近年日本大学中文系的生源来看，学习汉语的日本人数量有所减少。

二、日本学习者的重要性

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近、经济往来密切且互补性强等特点，都提醒我们必须对这一庞大的汉语学习群体予以足够的重视。日本学习者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数量众多上。

自1972年后，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新成立的汉语学校如雨后春笋。目前，全日本仅专门的“中国语学校（学院）”就有30多所，它们是大学之外传播汉语的主要阵地，其特色是更为重视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汉语的能力，吸纳了大量的汉语学习者。其他开设了汉语课程的专业学校也不少。另外，各地还分布着许多“中国语教室”，甚至连高中也开设了汉语课程，全国5049所高中，已有500多所学校开设了汉语课程。20世纪80年代，日本是中国外国留学生的第一生源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等其他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的上升，日本留学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1/4—1/5。2002年，中国共接收来自172个国家的留学生共计85829人，其中15884人来自日本。30年来，中国共接收外国留学生近50万人，日本人差不多占了一半。（王顺洪2003）

近几年来，日本所谓的“中国语热”有所降温，增长势头已远远不及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习者的数量开始有逐步向下的倾向。不过最近日本“中国语”学习者的质量有了一种可喜的变化，那就是男女老少都愿意学，尤其是以高中生为代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1986年日本只有46所高中开设“中国语”科目，可是到了2005年已有553所高中开设“中国语”科目。553所这个数目约占日本所有高中的10%，换言之，每十所高中就有一所开设汉语课程。这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事情还不是那么乐观，在那500多所高中里实际选择学习汉语的高中生只有22159名，这个数字只相当于日本所有高中生的0.1%。（古川裕2007）

关于1986年至2005年开设汉语课的日本高中数目的推移情况具体请看表1（古川裕2008）。

另外，截至2013年12月，在日本已建有20所孔子学院（课堂），它们分别是：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北陆大学孔子学院，爱知大学孔子学院，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札幌大学孔子学院，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和冈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长野县日中友好协会广播孔子课堂，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福山大学孔子学院，神户东洋医疗学院孔子课堂，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等等。日本孔子学院协议会成立仪式于2008年11月在日本北陆大学隆重举行，日本17个孔子学院（课堂）的主要负责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驻大阪总领馆、孔子学院总部、中方合作院校代表等出席会议。孔子学院致力于适应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汉语学习的需要，增进世界各国（地区）人民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教育文化交流合作，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构建和谐世界。相信17所孔子学院（课堂）将会促进日本汉语教学的长足发展。

此外，我们从日本国内出版的汉语教材数量的变化也可以感受到日本汉语学习者数量之多。根据张英（2008）的调查，在日本，经营中国语教材的出版社主要有白帝社、白水社、骏河台、三修社、金星堂、同学社、朝日社等。以白帝社等6家出版社为例，1998年其出版发行的中国语教材种类分别为：白帝社169种，白水社46种，骏河台77种，三修社19种，金星堂31种，同学社37种。6家出版社出版中国语教材总数为382种。而到十年后的2007年，仅白帝社一家出版发行的中国语教材及相关书籍已达到405种，超过十年前6家出版的总量。就白帝社自身而言，其2007年出版发行的中国语教材比十年前增长近1.5倍。这种增长的幅度，并不仅仅出现在白帝社这类主要经营中国语教材的大出版社，其他出版社增长的幅度也大多如此。比如郁文堂出版社，2004年出版发行中国语教材为20种，而到2008年，已增加到34种，四年间增加了70%。教材数量的增加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日本，学习汉语的人数依然保持上升的势头。这与在中国的感觉似乎有些差别。

从上文我们很容易看出，日本汉语学习者数量众多，我们必须予以重视，对日本学习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性的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日本人学习汉语的效率。

三、国别化教学的要求

在中国，人们通俗地将教授汉语的工作称为“对外汉语教学”，这一概念使用30多年来已经约定俗成，并深入人心。不过，对这一概念准确性的争议却从未停止过。现在更多的学者开始使用“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TCFL,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TCSL,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这两个概念。它们的区别是，前者指的是“在非汉语环境中教授汉语的活动”，后者指的是“在汉语环境中教授汉语的活动”。也就是说，教学环境是目的语还是非目的语为二者界定的依据。这种区分对于国别化教学的讨论有重要的意义。“国别化”教学要求根据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化特点以及民族性格和心理特质，而在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采取不同的带有针对性的方法。加强国别化汉语教学是提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学习者母语环境中的汉语教学和目标语环境中的汉语教学，由于语言环境的不同，各有特点。

国别化教学和教材编写由于针对性强，一般认为可以提高对象国学生汉语学习的效率。这种思想其实最早在第二语言习得的滥觞——对比分析假说就开始了。Fries作为对比分析的首倡者，于1945年提出了对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进行科学的对比和描写的理论观点。对比分析假说认为，最有效的教材要建立在对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进行科学的描写和仔细的对比基础之上，以减少母语干扰的影响。

国别化思想目前在汉语教材编写方面较受重视。近年来国别化汉语教材不断涌现，针对日本学生，石慧敏和金子真编著出版了《走向中国》；针对泰国学生，徐霄鹰、周小兵编著出版了《泰国人学汉语》；针对阿拉伯语学生，李芳杰编著出版了《汉语100》；针对韩国学生，李明晶编著出版了《对韩汉语口语教程》。这些教材都是在详细研究学习者母语的基础上编写的，比为不同母语背景学习者共同编写的通用型教材更有针对性（王尧美2007）。

对日本学习者进行国别化教学非常必要，这是因为日本学习者跟其他国家的学习者相比有几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日语中现有20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和大量的汉日同形词，这跟那些字母文字国家的学习者比起来，使得日本学习者在汉字词认读、字感等方面非常具有优势。二是中日两国在历史上互相学习，文化交往频繁，相互吸收借鉴，因此在文化的特点等许多方面相近。

总之，对日本的汉语学习者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学生的特点，找到他们在学习上尤其是阅读方面的困难之处或有利之处，对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内容

一、研究目的

汉语与其他语言相比，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文字系统的特殊性。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字母文字，字母文字一般可见形知音，看见字母及其组合就基本可以正确发音，而且字母文字的词语分界清楚，其词语逐个隔开，线性相连。而汉语虽然有大量形声字，但由于历史的变迁、文字的改革等因素，一般已无法准确地见形知音了。此外，汉语的字词关系复杂，有的字本身就是词，有的字则只是成词语素，汉语里的“词”与英语的“word”并不具有对应关系。对于外国人而言，阅读中文时进行词语分界并非易事。这些特点就使得阅读自然成了汉语第二语言学习中最大的难点之一。

日语在历史上深受汉语的影响，因此日本大学生阅读中文与很多非汉字圈国家的学生有所不同。日本大学生进行中文阅读有何国别化特点，他们的阅读优势和阅读难点在哪里，日本大学生阅读中文时使用了哪些策略，这些策略的效果如何。根据日本大学生的阅读特点，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促进他们的汉语阅读学习的效率。这些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

二、研究内容

十多年来，有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阅读研究已经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总体而言，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进一步挖掘。鉴于这一考虑，本书将以汉语阅读作为研究课题进行展开。“汉语阅读与阅读教学研究——以日本大学生为中心”这一论题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本书主要研究阅读，包括外国人阅读汉语时的难点分布、阅读时运用策略等的情况，以及针对这些难点和阅读策略运用不足、运用错误等情况，我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相应对策来提高汉语阅读的效率，从而促进其汉语水平的全面提升。第二层含义是：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学习汉语的日本大学生，我们将对日语和汉语、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比，同时对比日本学习者与韩国、欧美等其他国家的汉语学习者，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日本大学生汉语阅读的难点、特点，为国别化的对日汉语阅读教学、对日阅读教材编写等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第三层含义是：针对日本大学生的特点以及阅读学习的特质，我们拟从课程和教师角度、学生角度以及教材角度等方面提出日本学习者阅读水平高效发展的解决路径和具体方案。

第三节 研究的意义

现代人离不开阅读。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读书看报，还是上网浏览新闻，都属于阅读行为。“科学研究表明，在感觉器官接受的信息总量中，视觉占83%，听觉占11%，其他感官占6%，可见多读是必不可少的。”（鲍丽娟、由田200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等开始把阅读看成是一种开发信息的“准生产力”,20世纪50年代，阅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56年1月1日，国际阅读协会（International Reading Association）在美国特拉华州的纽瓦克城正式成立，标志着阅读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确认。目前，它已成长为当代国际文化交流中比较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这些充分表明，探索阅读规律、培养阅读能力早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问题。

阅读对于日常生活非常重要，对于学习的重要程度也毫不逊色。Carrell（1998:1）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就把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而言，大多数英语学习者在他们所处环境中都会发现，阅读是其学习英语的主要途径。有人甚至认为，阅读技能即使不比口语技能更为重要，也起码是同等重要的（Eskey 1970:315）。宋德生（2006）更是从大学英语五种技能的主次关系入手，提出了“其余皆次要，阅读最为先”的论断。宋文对外语学习过分强调听说的理论提出质疑，并提出如下观点：①母语习得和外语学习存在很大差别，最大的差别是语言环境和认知基础。不能用母语习得理论去解释和指导外语学习。②在缺乏外语自然语言的环境中，过分强调听说，必定事倍功半，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哑巴英语”是明智选择。外语学习中阅读领先是明智之举。因为“过分强调口语而又不具备口语教育的语言环境，必然事倍而功半（胡明扬2002）”。③听说是“显性能力”，阅读是“隐性能力”。阅读能力容易遭到忽略，是外语学习的隐患。④学习外语和学习母语的目的不同，因此，对五种技能应该有所侧重。最后他对中国国内新一轮《英语课程要求》改革中“听说领先”“忽视阅读”的思路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如果没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口语能力的提高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相反，如果通过阅读在外语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那么有了合适的语言环境，听说能力的提高，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宋文论述的内容与作为外语的教学环境中的汉语学习（例如在美国、日本学习汉语），由于其跟在中国学习英语的语言条件一样，因此具有可比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鲍丽娟、由田（2003）认为“加大阅读量是学好汉语的重要手段”。她们认为，“对一门语言掌握到一定的水平和程度，单凭某一种能力的体现是不够的，需要听、说、读、写综合反映，并以其综合训练来实现和完成。对汉语来说，由于它记录语音的符号即文字是方块形的表意文字，由一些不相衔接的笔画构成无数个书写复杂的汉字，因此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对汉字识别、记忆以及书写是相当困难的，这不仅对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外国人如此，即使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目前，国内的语文教育非常重视阅读教学，认为这是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必要途径。此外，汉字的书写和记忆对于使用拼音文字的欧美人是相当困难的，他们习惯了字母文字的即见即排即写的文字形式，因此，当他们接触汉语时真有读天书之感。”由于日语中大量汉字的存在，跟欧美人相比，日本学习者学习汉语有天然的优势。但是，即使日语中有2000左右的常用汉字，也并不是说日本学习者对于汉语阅读中的汉字就可以驾轻就熟、轻易过关，毕竟中日两国的汉字同中有异。

确实，大量阅读是扩大词汇量、掌握语法知识，促进对目的语文化深入了解，进而提高汉语水平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分析问题能力，训练汉语思维及表达的有效途径。以前很多汉学家满腹经纶，阅文无数，可是其中大多数人的中文听说能力却不是很强。早期翻译法等的教学结果也往往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后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听说领先，读写随后”的思想得到了肯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听说能力，避免哑巴汉语的现象。但是如果矫枉过正，一味强调听说，忽视读写，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窘况出现，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够，后劲不足。柯传仁（2006）指出，美国中文教育委员会对21世纪中文教育提出了四个目标，其中之一就是“着眼于培养高级人才”，但是“目前，虽然各国学中文的人数倍增，但是由于汉语本身的特点，在听说读写方面真正能达到应用自如的人才则为数不多”。没有较高的阅读能力必然成不了汉语高级人才，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阅读课应被视为重要的课程，加强阅读教学非常必要。

无论是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TCSL）的角度，还是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CFL）的角度，阅读的主要作用都为获取信息和学习语言。前者关注的重点在意义，以了解信息为目的；后者关注的重点是形式，以学习汉语言为目的。人们获取信息或者说语言输入（in-put）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聆听，二是阅读。而其中阅读又是最主要的。聆听的对象是声音，阅读的对象是文字、图表。因为文字、图表不同于声音，在日常生活中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阅读行为随时随地可以发生，而且可以反复进行，任意复现，直到完成相应的阅读目的。虽然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声音了，但终究不如阅读方便，不如阅读的容量大。因此，阅读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对丰富人们的生活以及在语言学习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刘颂浩（2011）《关于“用不同的方法训练不同的语言技能”》对读和听各自的特点做了比较：

听说语料的呈现方式是连续的语流，读写语料的呈现方式则是书面的文字符号。由于呈现方式不同，材料的结构和难点就有区别。阅读输入的是有结构的文字，其中的标点和段落提示了文本的内部结构。听力输入的则是一连串的语流。书面上有区别的某些特征以及标志明显的界限，听的时候可能没有；听者还必须区分不正常的停顿、迟疑、重音、语调特征等。换句话说，听者往往需要做更多的分析工作。不过，听力也有自己的优势。有些书面上看起来相同但实际上有歧义的句子，在听的时候，由于重音、语调等的作用，歧义就会消失。

也就是说，听和读作为两种主要的输入方式，它们有各自的特点。对于阅读而言，跟听不同的是，需要对文字进行加工，需要注意到文本的结构，可以利用标点符号和段落标记来帮助自己认知。认识到这些不同，对于提高语言训练的针对性和效率，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阅读的重要性，刘颂浩等（2016）总结指出，阅读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阅读有助于补充和完善记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烂笔头”之所以强于“好记性”，是因为记下来的东西可以反复阅读。语言学习中，需要记忆的内容也很多，这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教材、参考书、词典等都需要反复查阅。对成人来说，离开阅读，单凭听说和记忆，语言学习会艰难很多。第二，选择得当的话，学习者能够找到与自己语言水平相匹配的众多读物。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能够自然习得某些词汇，加深对已知语言现象的理解，同时也能够提高阅读速度和流利性。第三，书面语有不同于口语的独特特征，有不少语言现象也只出现在书面语中。要想学习这些语言现象，阅读是最好的途径。第四，读者对阅读过程有较强的控制性，可以选择自己想读的内容，可以在最舒适的状态下进行阅读，因此，更容易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阅读是主要的输入方式之一，阅读能力的提高同时意味着自我学习能力的提高。虽然近年来，汉语阅读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总的来说，阅读研究仍然薄弱。虽然已有一些相关的论文和阅读教学研究类的教材和培训资料，但是迄今为止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阅读研究专著并不多见。通过调查，我们还发现不少教学机构对阅读课程不够重视，国别化的阅读教学理念、阅读教材编写实践都还较少。阅读难点的调查也只是零零星星，不成体系。而不了解学生的阅读难点，教师在阅读课教学时无法对症下药，抓不住重点和难点；不了解学生的阅读难点，阅读教材的针对性也就无从谈起，理论研究上的滞后必将制约教材编写的水平。因此有必要加强阅读方面的专门研究，推进汉语阅读教学的发展。

而且，对于学习汉语的日本大学生而言，中文阅读是提高他们汉语学习效率的一个利器。这一点跟非汉字文化圈的汉语学习者比起来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