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GDP连续10年增速超过9%，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出口份额连年攀升。2016年，中国进出口规模达到3.69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规模为2.10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为32.7%，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市场持续低迷，复苏乏力，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由于各国经济不景气，因此出现了逆全球化现象，导致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及逆全球化现象的出现，致使中国在国外市场遭受的各种贸易壁垒也逐渐增多。

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人口红利逐渐丧失，若继续依靠本国廉价劳动力与国外市场旺盛的需求来带动出口，则显得难以为继。这些都给过去以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了挑战，从而压缩了传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同时，由于中国存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在“刘易斯拐点”出现前，需要通过出口来平衡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内需不足，并解决由此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但自2004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来，中国试图以消费替代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导致出口贸易呈现下降趋势。而出口下降抑制了产业投资和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致使资源和储蓄被更多地引向消费而不是生产。由于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机会，企业纷纷将资源转向房地产投资，居民为防止由于经济下行引致的货币贬值，也纷纷将投资转向不动产，因此破坏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导致如今房地产行业发展畸形，也引致中国陷入类似美国的债务经济陷阱。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经济格局调整等内外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企业利润率和投资下降，主要经济指标的联动性发生背离。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¹⁾的微妙时期，并且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正从粗放型增长向质量⁽²⁾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向创新驱动等新的增长点转变。中国供给体系的现状是高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而中低端产品过剩。由于“供需错位”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何破解这些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因此，中央提出了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战略任务，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实现这一战略任务的关键举措。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通过对供给侧环境和供给侧机制的优化改善，激发经济主体活力，显著提高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了提高企业供给质量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产品质量升级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内容。随着经济发展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外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升。提高企业供给质量不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继续保持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生产率与产品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了何种影响？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那么中国能否通过企业生产率、产品质量的提升来推动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进而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

（二）研究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海尔总裁周云杰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创造有效供给。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低源于中国制造而非创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的问题是，要把用户质量需求与产品开发和生产连接到一起，同时，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产品端”和“资源端”两端同时进行。这说明，将消费者对质量的需求与企业供给的产品质量相结合，对企业生存发展乃至出口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当前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口原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被东南亚地区和印度等国家代替的情况下，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来优化产品结构，进而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优化整个产业结构，提高中国经济增长质量，这不仅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还有利于建立新的竞争优势。

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各出口市场份额与其产品质量具有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是增强企业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因此，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中国的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往往与低质低价相联系（李坤望等，2014；谢建国，杨海燕，2015），甚至中国制造成为低价劣质的代名词。中国制造业低质量产品过剩而高质量产品稀缺（李世刚、李晓萍、江飞涛，2018）是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再加上中国企业在国外市场的过度竞争，使这一现象雪上加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出发，用改革来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改变“供需错位”现状，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体系应对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产品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国内外市场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但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何种影响？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是否会影响企业内部产品的选择？是否会影响企业出口的产品组合？是否能促进企业的出口从而推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进而有助于解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等问题？这些问题是从贸易角度来探究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重要内容，也是从质量角度来探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从贸易角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Linder（1961）提出的需求相似理论，首次将偏好与国际贸易相联系，认为偏好是非位似的（non-homothetic），而不是位似的，并指出质量是决定贸易方向的重要因素。他从产品质量的角度分析了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贸易规模大小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人均收入会影响两国的需求结构。两国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消费者偏好与需求结构也越接近。自Linder认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后，随后的经济学家（Flam和Helpman, 1987；Hunter和Markusen, 1988；Hunter, 1991；Stokey, 1991；Murphy和Shleifer, 1997；Markusen, 1986；Matsuyama, 2000）从产品质量角度研究了贸易产生的原因以及贸易模式，并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他们认为偏好具有跨国差异性，偏好是非位似的，收入分配会影响两国的需求结构、贸易以及生产模式。

但随后，无论是新贸易理论（Krugman, 1980；Helpman和Krugman, 1985；Grossman, 1990）还是新新贸易理论（Melitz, 2003；Antras, 2003）的经济学家们，几乎都将视角转向了研究供给侧对贸易的重要性，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并解释了当今贸易的许多现象。但主流的贸易模型中通常假定贸易产品具有相同的质量指数，即偏好是位似的，这一假定大大弱化了需求的收入效应，价格成为厂商应对竞争的唯一决策变量。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不仅关注价格，更关注产品质量，而且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人均收入的变化不仅会影响消费者的产品选择，而且会对出口企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促使企业进行质量升级、加大创新力度，引致低质量、低生产率的企业退出市场，高质量、高生产率的出口企业对产品进行转换，积极调整产品组合，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鉴于产品质量对贸易的重要性，因此，研究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关于质量与国际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产品质量的测度，如Crozet等（2012），Hallak和Sivadasan（2010），Khandelwal （2010），Amiti和Khandelwal（2013），施炳展（2013），Feenstra和Romalis （2014）以及余淼杰和张睿（2017）等。二是从产品质量角度来研究出口贸易，如Flam和Helpman（1987），Hunter和Markusen（1988），Hunter（1991），Stokey（1991），Murphy和Shleifer（1997），Markusen（1986），Matsuyama （2000）等；还有一些学者将质量引入效用函数来研究贸易，包括Schott （2004），Hallak（2006），Hallak和Sivadasan（2009），Gervais（2009），Baldwin和Harrigan（2011），Baldwin和Ito（2011），Fajgelaum等（2011），Hallak和Schott（2011），Crozet等（2012），Johnson（2012），Kruger和Verhoogen （2012），Feenstra和Romalis（2014），Fieler、Eslava和Xu（2014），Gervais （2015）以及Aw和Lee（2017）等。三是研究产品质量的影响因素。还有一些学者，如Khandelwal（2010），Faruq（2011），Kugler和Verhoogen（2012），Goldberg、Khandelwal和Pavcnik（2010）等分别研究了人均收入、制度、企业规模、投入品等对质量升级的影响。而研究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效应影响的学者得出的结论则不尽相同，如施炳展（2011）的研究结论指出，中国的产品质量提升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极小。而刘慧（2013）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了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低质量产品对企业出口影响并不显著，而中等质量和高质量产品对出口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高质量产品的提升效应要明显高于中等质量产品。李艳和刘国歌（2017）研究了产品质量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这些研究无疑为我们深入理解产品质量与贸易的关系提供了经验。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在关于生产率、产品质量与贸易的研究中，关注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还相对较少。Gervais（2015）认为，生产率、质量因素是企业出口选择以及出口量的重要决定因素。Antoniades（2015）的研究表明，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提高质量、价格和成本加成来应对竞争，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则选择退出。Aw和Lee（2017）的理论和经验结果表明，质量和生产率在解释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范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企业的出口决策中，质量对产品差异化程度高、质量改进成本弹性较低的市场的影响较大，而生产率则对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但质量改进成本弹性较高的市场的影响更大。Manova和Yu（2017）的研究认为，产品质量高低会影响企业产品的出口参与，并指出，出口商通过放弃或新增产品、调整现有产品的销售额等方式来调整企业出口产品组合。国内的一些学者研究了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如汤二子和孙振，2012a；汤二子和孙振，2012b；韩会朝和徐康宁，2014）以及不同收入水平的出口目的地对出口选择（李方静，2014）的影响。这些文献是从企业层面视角来研究质量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并未研究质量对企业层面产品转换行为以及企业产品组合等行为的影响，同时这些研究也缺乏中国的经验证据。鉴于以上不足，本书分析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产品转换、产品组合等行为的影响，是对质量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回答以下问题：产品质量提高是否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参与？质量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造成了何种影响？质量如何引致了企业在出口市场产品组合的改变？

鉴于此，本书首先对现有文献中关于生产率、质量和企业出口行为的经典模型进行简要的介绍。其次，研究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在实证部分，首先，构建了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并运用该质量指标，结合企业生产率，研究了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其次，运用构建的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来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最后，构建了企业目的地质量指标，并运用企业质量指标和企业目的地质量指标来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组合的影响。

二、研究思路、方法及结构安排

（一）研究思路

本书以生产率、质量相结合为视角，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中国出口企业行为的影响。具体来说，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本书沿袭了Aw和Lee（2017）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并运用构建的企业质量指标研究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生产率、政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但从质量的角度来研究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的文献还较少。

第二，运用构建的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在已有研究中，主要关注生产率、贸易自由化等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Manova和Yu（2017）研究了产品层面的质量对企业产品出口参与的影响，但研究质量与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文献并不多见。

第三，构建了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并运用构建的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以及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组合的影响；运用构建的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世界市场出口偏度的影响；运用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目的地市场出口偏度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1．数理模型构造方法

本书简要介绍了现有的关于生产率、质量和企业出口行为的经典模型。首先，介绍Gervais（2015）模型；其次，简述了Bernard、Redding和Schott （2010）的模型。本书主要以这两个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生产率、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是否与已有的文献一致。

2．实证方法

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理论与实践相辅相成。本书大部分的内容在于运用实证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因此使用了多种计量方法，如Probit、Logit、OLS、FE等。

（三）本书结构安排

根据研究需要，本书的整体结构如下。

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本书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其次，阐述了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结构安排等；再次，介绍了本书的创新点；最后，介绍了本书的研究重点和难点，以及本书的研究技术路线图。

第一章回顾了质量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其中，第一节重点介绍质量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第二节阐述了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第三节简要介绍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第二章简要介绍了现有的关于生产率、质量和企业出口行为的经典模型。在分析现有最重要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提炼出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机制，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中，第一节介绍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包括Gervais（2015）、Aw和Lee（2017）的理论框架等。第二节简要介绍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影响的相关理论研究，主要为Bernard、Redding和Schott（2010）的理论模型。第三节分析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相关理论机制。

第三章参照Aw和Lee（2017）的方法，构建了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并运用该质量指标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参与行为的影响。其中，第一节介绍了实证研究所需要的数据库、数据的处理方法以及计量模型的设定。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税务总局文库等进行说明，并介绍数据处理方法；其次，给出了计量方程；最后，阐述了实证中所涉及的变量的测算方法。第二节呈现了企业层面生产率、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影响的实证结果。第三节采用改变模型估计方法、改变关键变量的测度等方法，检验了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四节分析了生产率、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参与的异质性影响。

第四章通过构建企业层面质量指标，评估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其中，第一节对本章使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BACI数据库、中国税务总局文库、世界银行数据库等进行了说明，并且介绍了对这些数据的处理方法。第二节研究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首先，参照易靖韬、傅佳莎和蒙双（2017）的做法，构建了四个企业产品转换指标；其次，运用第三章构建的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估计了质量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随后的第三节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四节研究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转换的异质性影响。

第五章构建了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以及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并根据构建的这两个质量指标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组合行为的影响，包括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世界市场出口偏度和企业目的地出口偏度两个层面。其中，第一节建立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组合行为影响的计量模型，并对模型变量以及所使用的数据库进行简要说明。第二节使用构建的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以及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分别研究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世界市场出口偏度和企业目的地市场出口偏度的影响。第三节对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第四节分析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组合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第六章根据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三、本书的创新点

（一）构建了企业目的地层面质量指标

Gervais（2015）、Antoniades（2015）以及Aw和Lee（2017）等的研究认为，质量因素是企业出口选择以及出口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出口质量与生产率对出口结果的影响并不相同，企业在选择出口时，出口质量比生产率明显更为重要。但现有研究对多维质量指标的构建还存在不足，如Aw和Lee （2017）构建了企业层面的质量指标来研究对中国台湾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但并未构建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来研究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鉴于此，本书构建了企业目的地层面质量指标来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二）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转换和产品组合行为的影响

本书是对现有的从生产率、质量角度来研究企业出口行为的文献的补充。现有的文献多集中于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行为（如Hallak和Sivadasan, 2009；Crozet等，2012；Mark等，2012；Gervais, 2015；Aw和Lee, 2017；汤二子和孙振，2012a；汤二子和孙振，2012b；韩会朝和徐康宁，2014）、出口范围（Aw和Lee, 2017）以及不同收入水平出口目的地出口行为（李方静，2014）的影响。Manova和Yu（2017）运用中国的数据深入探讨了质量对企业产品层面的出口参与（企业内产品间的调整）的影响。已有的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探讨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转换和产品组合行为的影响，而本书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三）为从生产率、质量角度研究企业出口行为提供了中国的经验证据

在现有的研究中，运用中国数据来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文献还较少。如赵春明和张群（2016）从质量这一单一异质性角度研究了企业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李方静（2014）研究了质量、生产率双重异质性对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Mark等（2012）运用中国纺织企业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质量的提升能显著提高企业成功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Manova和Yu（2017）运用中国2000—2006年的数据探讨了质量对企业产品层面出口参与的影响。从这些已有的文献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即生产率、质量会影响企业的出口选择以及产品的出口参与。但也应看到，运用生产率、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迄今为止，很少有文献运用中国的数据来探讨生产率、质量对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和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也少有文献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组合行为的影响。因此，运用中国数据来探讨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四、研究的重点、难点与技术路线图

（一）研究的重点

第一，目前较为准确的质量指标估算方法是采用Broda和Weinstein （2006）估计的HS3位替代弹性。首先，通过使用Tang和Zhang（2012）以及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的方法，将Broda和Weinstein（2006）估计的HS3位替代弹性数据，计算到HS2位上去；其次，借鉴Roberts等（2016），Amiti和Khandelwal（2013）以及施炳展和曾祥菲（2015）的方法，运用计算的HS2位的替代弹性估算产品质量；最后，参照Aw和Lee（2017）的方法构建企业层面质量指标，并运用构建的质量指标，结合企业能力，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结果表明，质量是企业出口选择以及出口量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在选择出口时，出口质量比生产率明显更为重要。

第二，本书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等，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层面出口质量、企业生产率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质量的提升会显著提高企业进行产品转换的可能性，即质量高、生产率高的企业会增加消费者需求高的产品而淘汰那些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通过拓展分析，表明生产率、质量通过影响企业的产品转换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

第三，构建了企业目的地层面质量指标，并运用构建的企业层面质量指标以及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研究了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组合的影响；主要从世界市场出口偏度和企业目的地市场出口偏度两个维度来进行考察，并从企业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规模、不同企业年龄、不同地区、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品牌、不同行业等角度分析了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世界市场出口偏度以及企业目的地市场出口偏度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证明了Gervais（2015）的结论，即生产率、质量是企业出口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研究的难点

第一，运用何种方法，如何估算质量指标。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质量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由于质量指标的估计方法还存在不足，缺乏简单易行、较为准确的估算方法。相比较而言，采用Broda和Weinstein（2006）估计的HS3位替代弹性来估计质量指标更为合理。因此，本书采用Broda和Weinstein（2006）估计的HS3位替代弹性，借鉴Tang和Zhang（2012）以及樊海潮和郭光远（2015）的做法取中位数进HS2分位上，借鉴Roberts等（2016）、Amiti等（2013）和施炳展等（2014）的做法估算出企业目的地的产品质量指标，并参照Aw和Lee（2017）的做法将其加总到企业层面、企业产品层面和企业目的地层面。

第二，如何运用构建的企业层面质量指标，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以及对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的影响。

第三，如何构建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并运用企业层面和企业目的地层面的质量指标来研究生产率、质量对企业产品组合行为的影响。

（三）技术路线图

本书的研究技术路线如图0-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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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期叠加，是指“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

(2)本书研究的质量是指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并将质量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的产品质量，二是企业目的地层面的产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