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学术救国
国势风雨飘摇，变幻莫测，清华园内同样令人堪忧。一向在家信中报喜不报愁的陈铨，屡屡告以老父自己的迷茫忧思：
过年时同学常彼此送贺年片，年片种类甚多，花样百出，兹寄回数张，以见一斑。处此国家纷乱之际，疮痍满地，有何兴趣，从事于新年庆祝？
近来京中学生界谈革命谈主义之风气，异常厉害，以素不管国事之清华同学，近闻加入国民党者已四五十人。其心可嘉，然智识未足，未免过于轻率耳。
清华同学加入国民党者日益增多，遇事把持，压制同学，男稍表不满，即受其嫉视。青年时代，如此发狂，真可痛心，此等横逆之来，唯有恕之而已。……终日叫嚣，排除异己，暴戾恣睢，养成恶习，国家元气，将断丧尽矣。
复又说所幸“大部分同学，尚未冒昧加入，唯从事学问，俯首读书，待至学成，再出图匡救，若果青年学子，均能如此踏实做去，国家前途，尚有可为”。作为“大部分”中之一员，陈铨此时左思右想，细细琢磨，逐渐想清楚了未来的人生计划和努力方向：
从前只想过一学者生涯，近来看国家情形，日益紊乱，觉非出世作事，对社会有所补益，则中心不安，故将来选择职业，大概不仅偏于学问，而同时并重实际工作。总之以作事为目的，学问为根基，老守书本，不与人事，非所愿也。
唯有努力学业，以便他日报效国家，补救万一耳。
处此情形中，唯有俯首读书，从事研究，不取若何举动，待将来学成，再出而问世，未为晚也。
“三一八惨案”给陈铨带来了极大震撼和愤慨，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国家情形，愈趋愈乱，莽莽中原，无一片干净土，男目前唯努力学问，将来再图补救，至力尽心枯，则毕身责任，即算卸却，结局如何，无法确定也。”[75]与私衷相表里的是，陈铨在此期间公开抒写了对军阀干政、武人治国的无比愤懑[76]，同时也发表对“革命”“救国”和青年责任的看法。
在陈铨看来，“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破坏，而尤在建设，欲图建设，非有知识不为功”，万不能“以不知觉不知，以不觉觉不觉”，“社会上的事情，原因复杂，何者应破坏，何者应如何破坏，脑经简单，知识不足的人，万万不能胜任此重大使命。有时目标认错，方法认错，其害反胜于常人”，“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高尚的知识，有过人的眼光，看出社会的病原，一腔侠肠，不能自已，故挺身直前，以图拯救”[77]，“决不是没有学问，拿一枝枪，骑一匹马，就可以打平天下的”[78]。
于此，陈铨把民族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寄予自身一代青年，“要图拯救，我们不能靠官僚，不能靠军阀，不能靠强邻，所可靠的，唯有中国有志的青年”，而首先要“完成人格”，再“联络同志”，“分工合作，预备全盘的计划”，依靠“有严密组织”之团体，为“国家努力”[79]。青年以后的工作则在：“（一）砥砺我们的德操；（二）增进我们的学识；（三）训练我们的思想；（四）研究中国的问题；然后：（五）认定一种目标或信仰一种主义；（六）以谋建兴中国，然后再谈：（七）改造世界”。[80]
1926年3月，陈铨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成立一个新团体——弘毅学会。3月19日晚，成立大会在清华工字厅正式召开，到会者30余人。张景琨、吴其昌、徐敦璋等先后发言，陈铨详细报告了发起的经过、原因、宗旨和信条，强调学会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只是“砥砺人格，研究学术的团体”。随后选举“职员”[81]，明确分工，陈铨被推为会刊《弘毅》总编辑。一星期后，通过张荫麟执笔的宣言《弘毅学会缘起》[82]。关于弘毅学会的发起和成立过程，陈铨曾描述道：
弘毅学会之酝酿，盖始于民国十四年秋。当时清华学校一部分留美预备部学生，与一部分新大学学生，为联络感情，研究学术起见，时相过从。后以清华尚无大规模之学术团体组织，颇欲集合同志，发起学会，然以功课纷忙，亦无暇及此。十五年春，往还愈密，相知更深，每当扺掌谈天下事时，辄觉近时国势颠危士风浮薄，后非倡一种勇敢直前之精神，辅以虚心考究之态度，不足以扶危持颠。于是几经筹划，约集同志，计开筹备会三次，小会十余次，最后通过章程，遂得正式成立。[83]
弘毅学会组织周全，分事务股、学术股和出版股，宗旨、会章、职员、宣言、会刊等一应俱全，与陈铨之前参与的团体有很大区别。首先，学会成立时就宣布与“本校校务毫无关系”，已近于社会化组织。其次，会员成人化，来源广泛，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积累[84]。再次，明确提出以“砥砺人格，探究学术，交换思想，谋求中国之解放与改造”为宗旨，并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会刊《弘毅》杂志。[85]
《弘毅》自1926年5月至1927年5月，共出9期8册（其中第2卷第1、2期为合刊），历时整一年。任《弘毅》总编辑的一年里，陈铨得心应手，一展其志，编刊、著文、翻译，学业又再上台阶。如其所言：“此事虽觉忙碌，然因此关系，男可认识联络许多朋友。且男将来事业，大概在文字方面，此时得点练习，亦不无益处。”[86]1927年初，在编完第2卷第1期后，陈铨以将要毕业、事情多，辞去了总编辑，由付举丰（任敢）接任，出两期后，因经费支绌等原因停刊。
《弘毅》学风严谨，研究切实，具有较高的水准，实现了弘毅学会“业有特精，术有专长”，“以探究态度，批评精神”，研求“学说”的初衷。所载70余篇文章涉多个学科领域：一、国学研究；二、欧西文化、文学和科学译介；三、中国、苏俄、日本、欧美等政治问题的理论研究；四、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五、时事评论、会务报告和会员通信等。作者群阵容强大，如新生部的吴其昌、周传儒、李健吾、付举丰、章熊等，行将留美的徐敦章、陶葆楷、崔龙光等，以及张荫麟、陈铨、罗皑岚、向理润等。此外，《弘毅》还载有梁启超、王国维、黄侃、陈长蘅、陆志苇、周鲠生等著名学者的文章或演讲，据称清华“评议会”“出版委员会”曾报告学校：《弘毅》“有给予津贴的价值”[87]。
1926年6月，陈铨在家书中写道：“此次留美同学中，有七八人与男均为至好。放假后尚需时日，商量将来一切计划，一切联络进行等事项，因此番别后，各自东西，将来留美回国，均不知能否重相聚也。”所谓“至好”，非相知者不以此称，所谓“计划”“联络”者，不唯友谊，还有约为同志，以俟将来，谋图拯溺，为国家民族之公事也。而这些“至好”当有林同济、徐敦璋、陶葆楷、王之等弘毅会友，以及不知何故未加入弘毅学会的贺麟。有意味的是，此年留美学生中还有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斥“战国派”为“法西斯主义”的谢启泰（章汉夫）。
从“五卅”到“三一八”风雨如晦的危局中，作为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陈铨在清华园内基本完成了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认识、思考、判断和取舍——努力进德修业，求得真正学问，再图渐进改良之救国之路。而从《清华文艺》到《弘毅》，陈铨也一步一步接近并最终选定了学业方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