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直觉概念

柏格森（他的直觉主义恰可以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相比较）假定了一种直接的—直觉的生命觉察（Innewerden）来对抗科学的概念—范畴思维，他试图以此打破上述棘手难题。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集中于谴责物性的传统复制品对真实之物的胜利。然而，因主张有两种认识方式及两个“世界”的二元论，他将哲学的认识方式及世界变成了自留地，并恰恰因此悖谬地将它们再度归并进物化了的生命当中，例如整个晚期资产阶级非理性主义意义上的生命。除此之外，从总体上来说，柏格森通过深入经验、接近现象超出了这一意义，就像印象主义超出了新浪漫主义意识形态那样。在思维的物化机制中，规整性的概念性（ordnende Begrifflichkeit）仅仅是一个因素^[2]，柏格森指责它是全部灾祸之根源，然而，它本身不过是交换社会（Tauschgesellschaft）的衍生物。另一方面，柏格森力图拯救的那种鲜活的认识，绝不会支配另一种认识能力。实际上，这种假设反映的是方法与实事之间的分裂，而柏格森是厌恶这种分裂的；与资产阶级的思维一致，柏格森相信那种孤立的、真实的方法，只不过他恰恰将自笛卡尔以来所拒绝给予的那些属性给予了这种方法，他没有看透的是，当人们使一种明确定义了的方法独立于其变幻不定的对象时，人们已经认可了直观的魔法般的目光所应当瓦解的刚性（Starrheit）。在严格的意义上，经验是片段认识的网络，它也许可以作为哲学的典范，它不是通过一个更高的原则或设置，而是通过使用（经验以各种工具、特别是概念性工具来构成这种使用，它们本身与科学的工具是相匹配的）并通过其对于客观性的立场而不同于科学的。这种经验不会否定柏格森所称的直觉，但是这直觉同样也不能被实体化。同概念和整理性的形式纠缠在一起的直觉，通过扩展并强化那种社会化了的、组织起来的此在，获得了更多的合法性。但是，那些行为不能构成认识的一种因本体论上的鸿沟而与推理的思维相分离的、绝对的源泉。的确，它们看起来是骤然的、间或不由自主的（艺术家们知道，它们也是能被命令的），而且它们砸开了推论操作的闭合关联。然而，它们并不因此从天堂跌落：只有源自柏格森以及胡塞尔的实证主义者们才会认为，它们离实证主义不远了。毋宁说，它们凭借更好的知识成功避免了调整（Zurichtung），在这种调整中，反智主义和科学得到了很好的理解。直觉的突然性（Plötzlichkeit）是用它同社会控制的矛盾来衡量的，它试图把思想从其藏身之处召唤出来。关于所谓的灵感，柏格森和科学主义认为它是非理性的，或狂想的。并非如此。在灵感当中爆发的，是那种不完全服从于控制机制的无意识知识，同时，这种知识打破了约定俗成的、“适应实在性”的判断所构成的铜墙铁壁。灵感没有参与到自我所控制的操控性认识能力（Leistung）当中，而是被动地、自发地回忆起被整理性的思维称为单纯烦恼的实事，因而，它们实际上是“异于自我的”。但是，通常在理性认识中起作用的东西也进入到灵感当中（在其中沉淀并被重新忆起），为的是马上转而反对所有那些手段，这些手段的阴影是思维仅凭自身所不能跨越的。直觉中的非连续之物对组织所伪造的连续性致以敬意：只有一闪而过的认识被回忆和展望所浸透，然而，有正式约束力的认识，确如柏格森所认为的那样，恰恰摆脱了回忆与时间。认知者在直觉时被制服了，并且从单纯归类的单调乏味中摆脱出来，这要归功于以往的判断、结论以及关系的现时当下，在对象上，它们之间的结合表明，超出了体系性中对象之单纯位值（Stellenwert）的是什么。在直觉中，“理性”思考的是其遗忘了的东西。在此意义上（当然，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弗洛伊德是正确的，因为他赋予未被意识之物以一种恰当的合理性。直觉不是逻辑的单纯反题：它属于逻辑，并提醒后者注意其非真理性因素。作为认识过程中的盲点，它依然不能脱离认识过程，而它之所以阻止理性将自身反思为关于任意的单纯反思形式，为的是准备结束这种任意。在不由自主的回忆中，任意的思想总是徒劳地试图矫正它所必然干下的错事。柏格森并不了解这一点。由于将直觉看作那种只能通过中介而存活的生命的直接表达，他就将直觉本身削弱成了抽象的原则，该原则迅速与抽象的世界结盟，而他本来是想以之来对抗这个世界的。对纯粹直接性的建构，即对所有刚性之物的否定，使他在关于笑的文本中说道：“一切性格都是滑稽的，如果我们把性格理解为人身上预先制成的东西，理解为如果人的身子一旦上了发条，就能自动地运转起来的机械的东西的话。”^[3]但是，他认为性格无非就是“对社会生活的不适应”^[4]，因而是一种作为直觉之真理的抵抗。直觉性的认识的绝对化，实际上与一种绝对调适（Anpassung）的程序方式相适应：无论是谁，只要他忽略了“经常注意他的周围”，并且选择“顽固自守或关在象牙塔里”^[5]，他都会遭到拒斥。需要这一点的，恰恰是希望改变僵化的关系但又深受机械论概念影响的人。生命概念是不能被设想的，除非它包括同一持存这一因素。对中介的抽象否定，即纯粹现时性的仪式（它违抗同一持存），却因此陷入习俗和盲从当中。柏格森从精神中剔除了社会的硬壳，然而同时，他又将之托付给引发它的社会实在。

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