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的科学主义

胡塞尔试图通过哲学的沉思来打破物化的魔咒，并试图在“原初给予的直观”中，就像现象学家们喜欢说的那样，“掌握实事本身”。就其自身意图而言，不同于柏格森，这种尝试依然是与科学一致的。胡塞尔虽然使科学服从于哲学的裁决，但他同时也承认科学乃是哲学的理想。由此，他似乎比柏格森更加学院化。尽管有“回到实事”这个口号，但是，在他的文本的最富有成果的部分中，依然遍布着各种形式的、术语学上的区分。他也谈论意识“流”，但他的真理观是传统的，即认为真理是静态的、永恒的。他寻求的是有节制地超越科学：他的优秀的语言陈述能力绝非矫揉造作的。他的思维是非激进的、沉思的，并预先作好准备以面对它所反对的一切东西。然而，由于他并不否认自己与科学的对立关系，而是让其发挥作用，所以他避免了如下非理性主义错觉，即抽象的否定好像已经支配物化了。他明智地拒斥那种态度的苍白的运气，这种态度忽视了对手，却又挪用对手的力量。矛盾越是不可调和地出现在他的哲学中，直观主义忽视了的矛盾的必然性就越是明显，矛盾的无意识的发展就越是接近真理的发展。胡塞尔接受的是物化形态中的思维，然而，他如此坚定地遵循着它，直至这种思维最终超出了自身。他将哲学设想为“严格科学”^[6]，然而，“一切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以及它们的全部认识组成，正如……科学一样”^[7]都将失效。实际上，失效的东西，这不仅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包括含有实事的、“要求自然态度的”^[8]的专业科学，同样也包括“作为普遍科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纯粹逻辑学”^[9]，在胡塞尔看来，如果没有它，现象学所服从的那种严格科学的概念将是无意义的。作为“绝对起源的存在领域”^[10]的思维、意识，是在一种科学理想的优先性之下被处理的，这种理想认为科学是纯粹的研究课题，它是从所有的偏见和理论补充中纯化出来的。但因此，按其本质和可能性，这种思维、意识凝结成了应当从其自身当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思维所“观察”的思维被一分为二，即此在的客观因素和进行被动记录的因素的客观性。通过现象学的借自科学的描述形式（它应当对思维没有任何添加），思维本身发生了变化。思维被从思维中驱逐出去了。尽管对自然世界作了还原，但严格来说，这就是物化的实情。“逻辑绝对主义”学说已是这方面的典型。胡塞尔不仅首次集中探讨了这一学说，而且还将它发展为关于观念实事状态的理论，并使之在本质直观的建构中发挥作用，这正是胡塞尔和柏格森所能触及的极限。非理性主义与欧洲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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