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在先被给予性

但是，胡塞尔哲学在科学上是被一种对纯粹数学和逻辑学的“哲学上的澄清”^[16]激发的，这种澄清理应依赖科学的持存：“一门科学是否真的是科学，一种方法是否真的是方法，这要取决于它是否与它所追求的目标相符。逻辑学想要研究的是，真实有效的科学本身包含着什么，换言之，是什么构造了科学的观念，通过这种研究，我们便可以确定，目前的经验科学是否符合科学的观念，或者，它们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这些观念，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违背这些观念。这样，逻辑学便可以将自己称之为规范科学，并将自己区别于历史科学的比较性考察方式，后者试图将科学作为各个时代的具体文化产物，根据它们的类型特征与共性来把握它们，并从时代状况出发去说明它们。”^[17]在广泛的理论探讨之初，这些说法看起来是可信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自明之理，然而，它们隐匿了尚需证明的东西。胡塞尔的逻辑学概念所预设的是，科学的持存是逻辑学的监管者（Kontrollinstanz），逻辑学将自己的领域纳入科学体系当中。科学性的衡量标准是与目的（它不在考虑之列）相对的手段即方法的合目的性。这酷似马克斯·韦伯的目的合理性理论；充当科学性之标准的，是手段本身的基本结构的严格性，而不是它同哪类实事的关系。但因此，逻辑也就悄悄地从思维中分离了出来：它不应是思维的形式，而应是当前科学的形式。由于研究假定了这种科学的实存，逻辑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在其得到证明之前就已被切断。对科学的形式的构造物的分析试图表明逻辑是什么；但是，历史所关心的仅仅是作为“各个时代的具体的文化产物”的科学，而不关心已沉淀在科学当中的思维功能。这些功能是如何在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之间的过程中形成的，从对它们的分析中沉淀出了什么，这些全都处于科学“领域”的明晰界线之外。这就是说，脑力劳动分工影响着那些对所有主题来说似已规定了的问题的内在形态。胡塞尔的逻辑绝对主义在为科学作论证时体现了科学的拜物教化，也就是将科学及其等级误解为一种自在的存在者。实际上，在概述了数学（在胡塞尔这里，数学自始至终都是纯粹逻辑学的等价物）与哲学之间关系的《纯粹逻辑学导引》（Prolegomena zur reinen Logik）中，胡塞尔说道：“从这些实事的本性来看，人们的确必须进行一种分工。”^[18]此后，各学科之间的争论将在演绎科学的等级优先性的意义上被裁决：“如果哲学家反对‘数学化’的逻辑学理论，并且不想把他暂时的养子转交给亲生的父母，那么超出其自然权限的不是数学家，而是哲学家。”^[19]唯一令他担心的是，“但如果对所有真正理论的探讨都属于数学家的研究领域，那么留给哲学家的东西还有什么呢？”^[20]即便留下的是思维的形式特征，实证科学也会要求相对于思维的自身思义的优先性：科学宣称，这是它拥有所有权的“领域”。但是，科学的“领地”越是抽象和孤立，要将它实体化的诱惑和意愿就越强烈。切断联系（这是科学自身的可能性）的渴望并不知道有什么界限，科学的勘界程序被提升为了形而上学原则：“然而，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继续排除超验之物；先验纯化不可能意味着排除一切超验存在，因为否则的话，尽管有余留下来的纯粹意识，却不可能余留下来一门纯粹意识科学。”^[21]当以批判的—唯心主义的方式将每一种对象性（包括科学的对象性）回溯至意识的内在性时，绝对不能触及科学的特权。即便对纯粹意识中的遇见之物的分析先行于所有科学，这种分析也必须将这遇见之物本身当作科学对象来看待。这一悖论是通向整个现象学的关键。科学的对象化转换成为对象性和科学作论证。作为先验哲学家的胡塞尔赞同实证主义对后康德的唯心主义的整体批判，他没有像费希特那样冒险将科学与绝对等同起来。但是，在科学之优先性这一点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由此，对先验之物的唯心主义追寻必须暂时取消，对超验的“加括号”也必须中断。先验之物被一种认识理想所取代，这种理想不顾及所有的“还原”，它是从经验上有效的科学当中萃取出来的。这是胡塞尔与康德的选择最为相似之处：问题不再是科学是否可能，而是科学是如何可能的，任何其他问题都被视为无根据的思辨。胡塞尔的理智运作尽管可能表现得很激进，但他从不相信如资产阶级早期人道主义的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Agrippa von Nettesheim）⁽³⁾曾赞成的关于科学之无用性的思想。在《笛卡尔沉思》中，哲学的理想和科学成为“普遍科学”的理想依然是同一种理想，并且在这里，胡塞尔完全是按照笛卡尔式理性主义的图式将哲学描述为科学认识的一个层次。^[22]如果说，不同于笛卡尔的尚不彻底的怀疑，胡塞尔的怀疑似乎扩展到了科学上，那么，他所说的也不过是，未经反思而“在先被给予的”科学，即便是形式逻辑，也应当在一种更为严格的科学概念面前，也就是在明见性的完备恰当的层次结构概念面前解释自己。胡塞尔并不担心科学是否为真，而是担心科学是否足够是科学的。以批判的方式将已建立的科学方法论运用到科学自身的合法性上，这对于胡塞尔以及他的实证主义对手来说，都是不成问题的。这就解释了，对于后期胡塞尔而言，真理为何依然是一种物性的在先被给予之物，是需要用“描述”来把握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制作与起源的唯心主义主旨僵化成了可以探知的实事状态。胡塞尔哲学从不相信对制作过程的自发参与，因而也从不相信对实在的干涉。自始至终，这位现象学家都认为自己是一位“调查员”，其职责是发现“领地”并绘制其地图；他逐字逐句地取用了康德的“真理之乡（一个诱人的称号）”^[23]的比喻。在胡塞尔这里，甚至“本体论”这一术语（它后来成了科学体系性的对极），也是由将科学体系提升为绝对这一意愿唤起的。胡塞尔认为，任何科学的专业领域的最高普遍性，都应当与最为形式的定理相匹配，这类定理是不能再被还原的，而它们的总体则被称为本体论，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的精神中可能表现得更为强烈，因为新的本体论在最初时几乎说不出什么东西。胡塞尔所有阶段的模型都是数学，尽管《纯粹现象学通论》（Alle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中提出如下异议，即数学不能与哲学相混淆。^[24]当《纯粹逻辑学导引》根据数学的规律性（Gesetzlichkeit）标准假定了不同认识之间的价值差异时^[25]，就形式而言，这种数学主义就一直支配着胡塞尔的整个思考，即便在如下一点上也是如此：他不再满足于对逻辑的“澄清”，而是将目标锁定在对逻辑理性的批判上。即使进行现象学还原的胡塞尔已经将自然的物世界都“排除”了，他的哲学研究还是只能按照一种关于物的理解形式来规定，虽然这种理解是纯化了的，如在意识与对数学“实事状态”的明察的关系中被概述的那样。

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