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碑志文是碑文与墓志铭的合称，指的是刊于石碑上记颂人的生平事迹、才德、功绩等以垂范后世为目的的述德颂美类文字。碑志文从东汉时期开始盛行于世，其创作贯穿了中国古代，在一些文章大家如蔡邕、庾信、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元好问等人的文集中都占有很大比重。因此，就中国古代文体与文章学的发展而言，舍弃碑志文是不全面的。同样，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而言，舍弃碑志文也不足以全面地揭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史。本书意在将碑志文批评置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历史长河中，对其产生、发展、演进的历程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力求客观、公允地梳理出一部碑志文批评发展的历史。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轫期，也是各体文学孕育发展的时期。碑文产生较晚，至东汉时期碑文创作才兴盛起来，但是碑文的文体渊源可追溯至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铭文。铭文的文体职能与写作特点影响了后来碑文的发展，因此，碑文批评也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发展史上的萌芽期。这一时期的碑志文批评主要有《礼记·祭统》、刘熙的《释名·释典艺》和蔡邕的《铭论》，内容侧重为在礼乐文明背景下对称功颂德的等级性的讲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碑志文理论批评的兴盛期，重视碑志文的文学性是这一时期碑志文批评的鲜明特征。曹丕强调“铭诔尚实”，重视碑文内容的质实；陆机提出“碑披文以相质”，将内容质实与形式美的追求有机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运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文体研究方法，对碑文的源流，碑文与铭文、诔文的关系，碑文的代表作家和作品，以及碑文的写作原则与美学标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论述，成为这一时期碑文批评的集大成者，从而奠定了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的理论基石，对后世的碑志文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与金元时期，碑志文创作领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也影响了碑志文批评领域，因此，这一时期是碑志文理论批评发生蜕变的时期。在碑志文创作方面，韩愈、欧阳修等人在东汉蔡邕确立的逐节敷写的碑志文写作章法之外，开创了以史笔为碑志的先河。在碑志文批评领域，碑志文与史传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备受关注的理论问题。欧阳修、曾巩、元好问等人对这一问题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主张。值得关注的是，欧阳修既有丰富的以史笔为碑志的写作实践，又提出了较为完备的碑志文批评主张。他力倡碑志文的写作当坚持史家的实录精神，叙事上讲求“纪大而略小”的尚简原则。

明代的碑志文理论多因循前代，没有太大的理论建树。较为突出的是唐宋派茅坤的碑志文主张。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在对唐宋八大家碑志文作品的评点中，提出了碑志文写作的主张，也开创了后世以唐宋八大家文为选本的先河。清代的文章选本多以唐宋八大家文为编选对象，如孙琮的《山晓阁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储欣的《唐宋十家文全集录》、沈德潜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等，他们的评点注重从文法角度指出碑志文写作的法则。清代是碑志文理论的总结期。前代涉及的碑志文领域诸多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批评家们均有所触及：如碑志文与史传的关系问题，黄宗羲、顾炎武、章学诚等人均有所涉及，尤其是章学诚更加系统地对碑志文与史传的关系进行了总结；关于骈散之争，碑志文的章法布局等问题，桐城派、阳湖文派、湘乡派的文论家以及各类文章选本的编纂者们，或撰文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或在对前代作家的碑志文作品评点时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前代一脉相承，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循。

碑志文作为中国古代一种不可或缺的文章样式，其创作与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的兴衰更迭以及思潮变迁密切相关。碑志文在唐以前的发展经历了由质趋文、踵事增华的过程，这一时期的碑志文批评也呈现出相应的轨迹，即由重视碑志文礼的规范性到重视碑志文的文学性演变。唐宋以后，碑志文成为文章学领域骈散之争的重要场域，其创作和批评折射出骈体与散体的盛衰消长。唐宋时期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的碑志文创作与批评。明清两代各文学流派的主张中也屡屡可见对碑志文的论述。可见，碑志文批评既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演进的历程相一致，又有自身的独特之处。碑志文批评发展演进的历史，折射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折射了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迁。

考察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的发展演进，既要有宏观的理论视野，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的全局有清晰的把握，又要细致入微地考察碑志文批评发展演进的独特之处。本书主要遵循着这样的思路：一是要将碑志文批评的发展置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中来考量，在对碑志文理论批评的发展演进进行梳理的同时，还关注碑志文批评与其他文体批评发展演进的关系，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演进的关系。二是在考察碑志文批评发展演进时，将这一文体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联系起来考察。三是将碑志文理论批评发展的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研究相结合，注重考察碑志文批评发展演进背后的人文蕴涵。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理论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文献学和文本入手，广泛搜集、占有资料，翻阅大量的别集及前人整理的碑刻史料，认真阅读文本，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浩如烟海的别集以及前人的书信、记、序等各种文献资料中爬梳整理，力求广泛。在充分占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升华到文艺学的高度，揭示批评文本的价值与批评家的理论特色，给予其准确的历史定位，从而梳理出中国古代碑志文批评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

目前学界尚无研究碑志文理论批评的专著，因此，本书具有抛砖引玉的功用。首先，对碑志文理论批评发展演进的线索进行梳理与研究，有助于丰富中国古代的文体批评研究，同时还有助于丰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往往分为诗、词、散文和戏曲、小说等几大门类，具体到散文批评便不细分文体。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散文大家族里有多种文体，且各种文体的分量是不同的。碑志文作为古代散文的重要分支，在中国古代颇受重视，能写作碑志文者往往是大手笔，如燕许大手笔之一的张说，就以擅长碑志文而闻名。因此，笼统地研究散文批评，不足以展现每种文体自身的特色，而且，还容易以偏概全，得出的结论不切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因此，在整个文学批评的历史视域中，如能从单一文体的批评入手，既有助于揭示文体自身发展演进的状况，也有助于厘清中国古代散文批评发展的脉络，丰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其次，本书的研究不仅涉及既有的理论批评材料，还注意从作家创作本身挖掘其文体理论与主张，能将碑志文批评的研究细化、深化，从而有助于推进碑志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另外，对碑志文批评的研究，不仅涉及文体间的交叉影响关系，还涉及复杂的文化原因，如骈散关系、丧葬文化等，能为目前的文体研究与文化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