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所有的收购流程后，吴向东正式进入了董事会，开始主持工作。但原有的董事长及行领导班子都没有进行人事调整，依然是大量的从外面引进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实到各部门、条线及中高层管理队伍中。
一些低能高配的原管理层，经过友好协商后，下放到各后进支行的负责人角色中，原支行负责人，则因营销能力低下及管理能力不足，而相应降级为营业部主管或前台经理等职务。但总算是体谅她们的“老资格”，没有一撸到底，保留了一份体面。
这是吴向东履新后，展开的第一步夯实基础的工作。
第二步，吴向东开始对整个条线化管理体系进行改革。
原国企模式的金融管理运营机制，已经被证实是臃肿及低效的代名词。所以，要令城商行焕发新机，建设成为一支能在市场中“冲拼打杀”，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队伍，“头狼”是关键，机制是发动机。
因此，改变体制，创新团队发展模式及分支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部门执行条线化垂直管理体系，就是必行之路了。
在战略规划师的指引和完善下，吴向东极速完成了相关制度、流程和管理体系的改革方案工作，并交由董事会议和总行管理层进行集体学习和开会传达的过程。
所有的员工，骤闻企业如此重大的改革措施，一时间谣言乱起、反感情绪厚重。对于习惯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骤然获悉日后要靠业绩吃饭，他们都拒绝改革。
但在吴向东宣布加薪及提高业绩奖励的甜甜圈诱惑下，很快就变节了。不变节就意味着要退出这个企业，买断工龄还是有点利益回报的，就怕业绩不达标，要被企业实行末位淘汰机制而调岗、失业，那才叫人财两失。
因此，有能力的人干劲十足，没能力的人垂头丧气，两者兼而有之的人，则怀疑自己、怀疑人生。从而令企业风气一下子变得，造谣生事的人不见了，所有人都要沉思，要作出自己的人生最重大选择。
因为，所有的领导岗位，都要实行竞聘机制，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都不能适应者，只能选择买断工龄，回归社会。
就算是基层员工，除了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学习外，还要参加各类技能考试。考试优秀者获得晋升可能，合格者原岗位留用，不合格者待岗补考，只能领取70%的待岗工资。
这样的压力，可谓是拳拳到肉，从上到下，都感受到了吴向东满满的恶意。但有畏，才有威。
大家对吴向东的畏，一时无俩，达到了顶峰，威望也瞬间爆表，超越任何一位行领导和董事长。
毕竟还是有很多有识之士的。他们即使能力不足，但也不难看出，这是专门应对市场竞争的利器！这是斗兽场！这是红果果的丛林法则！
只要在这种企业中生存并坚持三两年下来，所有人的个体素质、素养及专业技能，起码不惧挑战和拼杀的能力了。
企业原有的员工和管理层的战斗力，目前还未看到成果。但挖角而来的生力军、高管和中层力理，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随带而来的各项资源，不断在本职工作或兼职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所以产生兼职的功能，是因为他们要下沉到基层单位中，发挥“帮扶”功能，以先进带动后进，以资源换取“个人收入”。
因此，业绩考核为王的年代终于到来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得益群体的劳动报酬，均实现了倍数的增长速度。个人收获如此巨大，相应的企业营收及市场占比率，更是获得最大的受益。
面对城高行这头恶兽，凶兽，其他金融机构完全没有抵挡之力，自身的高级人才不断流失，自有的根据地被不断侵蚀，自有的利益不断丧失、下降。于是心有不甘的各机构，只能联合起来，向人行、金融办投诉或大哭，责怪城商行是行业“搅屎棍”、不择手段地恶意竞争行为。
但国策如此，他们的一切上诉及哭泣，在自由市场的进程面前，都是守旧落后行为，注定是得不到同情和可怜的。反而令上级看到了他们的无能，也从这些反面例子中，预测到了外资机构进入后，目前的机构抵抗手段的薄弱。
因此，城商行不但没有受到预想中的制裁和限制，反而在吴向东的营销和争取下，放开了更多的管理限制。
至少，在承接政府组织的开户资格上，就获得了机构性存款和社保业务（退休金）、同业资金的吸纳、办理资格，更在人行的批准下，准入了市级财政结算系统，获得财政局的“国库存管”业务代理资格。
别小看了这一点点的资格获得，这可是切入官本位制度的晋身之道。
没有这个资格，公务员队伍的代发工资功能，不可能开启。没有这个资格，各行政机构、机关、机场、企事业单位的帐户开立，就不能营销，也不能获得上级（省级、国家级）的承认，专项拨款帐户就不能对接，也就不能通过财政结算体系，获得这巨额的存款来源。
因此，短短时间，人行的统计体系，就对城商行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度，相关的评级调整工作也展开研究，探讨其长远稳健性及收益性、增长速度等监管指标。
相应的，随着金融专家的认证结果陆续出台，及城商行的各项经营指标转良，城商行的监管评级，终于由“高风险”调整到了“观察”级别。
意味着“资本充足率”、存贷比、“三性”、盈利能力及各稳健经营的指标，均达到相对的安全等级。
目前稍显不足的管理团队的考评，尚处于严重不足的阶段。
这是吴向东把目前用不上的二十亿存款，转存定期而形成的良性结果。
目前他的私有化还没有实现，要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只能依靠“定期存款”这一功能了。虽然吴向东会产生些许的个人损失，但对于改善和提高存贷比结构，令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资金，提高市盈率（不是上市公司，只能借用名词），这是不得不损失的行为。
不过，为了对冲这种损失，将其变成一种投资方式，吴向东也在积极游说人行和金融办、省级同业监管部门，希望获得“理财”业务的开通资格，并为此而编制了完善的“理财”业务申报项目书。
并且为了对接这项业务，吴向东还让自己的私人“投资”助理，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民间金融投资企业，专门操作这类项目的经营与筹资工作。
简单来说，就是利用这个金融投资企业，来存入相应的保证金制度，来承诺包底“理财”业务的收益和资产投资安全。项目盈利，则所有投资人都获利，若项目亏损，则所有投资人都损失部分或全部本金，而超出部分，则全部由金融投资机构承担。
当然，通过银行渠道组织的公开筹资行为，对于资金使用也是有定向规定的。就是根据资金需求人的投资行为，进行固定的筹资金额、期限、收益率、资金用途等强制化披露信息，对外筹集项目资金。
这种“理财”产品与银行贷款的本质性不同，就是风险主体的不同。
银行只是作为筹资中间人的身份，向社会筹集闲散资金，交付及监管资金用途及相关收益，本身是不承担其风险的，但却能通过银行的信用体系及中介行为，产生手续费（理财产品代理费）收入。
而对于企业来说，只要项目资金能够顺利到位，管他是直接贷款还是民间筹资，问题都不大。换言之，不管黑猫白猫，有资金到位就行。同时作为受益方（或筹资受益人），则全额承担这笔资金的到期本息偿还责任和项目信息实时披露及报表公开责任和义务等。
而负责制定“理财”产品的金融投资机构，则需要进行大量的测算工作，对项目收益的预期测算、风险度测算、企业稳健及成长性分析、资金使用安全性、合法性测算等，最终才根据风险等级，分别给予“保本型理财产品”或“收益型理财产品”。之所以不用“风险性投资理财产品”的对应名词，就是怕造成社会恐慌。
维稳，在哪个时期，都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不可儿戏。
再通过这些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收益回报率、总筹资额度、期限、回购方式、手续费等细节汇总。同时，还必须承诺，在筹资受益人产生支付能力问题时，将优先无条件启用“保证金”帐户进行相应的本息兑付工作，超出部分将从金融投资企业所有帐户中划扣，直至完成全部的承诺本息兑付工作。
有了以上保证及手续流程的确认后，才能通过合作银行，展开三方机构的合作运营模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