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经济学者眼中的世界
- 陈宪
- 2722字
- 2021-03-26 20:44:07
前言
自1983年本科毕业后,我一直都在大学工作。大学有三项使命,首要的是培养人才;其次是创造知识,即做研究;最后是社会服务。大学里学科众多,不同学科的社会服务以不同形式展开。例如,在工科专业中,科研成果产业化是其主要的社会服务形式。又如,普及保健常识是医科专业重要的社会服务形式之一。我所在的经济学科,写时评政论是经济学者为社会服务的重要形式,也是经济学问题导向、经世济民的具体体现。
今天的中国,普通人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声空间,我们能够自由思考、针砭时弊、建言献策。我们可以用文字来影响和改变社会,消除制度性弊端,摒弃由来已久的陋习,变革那些被权力保护起来的领域,需要积跬步以行千里的精神。所以,每当完成一篇时评或政论时,我都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即便已经写了很多篇。
经济学研究始于观察。直觉比较好的经济学家能够从现象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进而对它们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一个假说,即科学问题,再做出下一步的假设,即给出边界条件,然后通过选择模型、确定变量,并被可重复的经验(数据)所验证后,得出假说是否成立的结论。如果说这些是创造新知识的“阳春白雪”工作,那么,直接针对经济现象或其他社会现象,运用经济学原理和方法进行专业的分析和通俗的评说,就是直面大众、直面社会的“下里巴人”工作。其实,两者并无高下之分。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地理学领域均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他也是《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文章既深刻又风趣,鞭辟入里地解析经济社会现象和公共政策,对大众、对社会均产生了广泛的、建设性的影响。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还有一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他在研究人类行为时,总是力图用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去揭示其中的经济动因,在分析影响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时,他始终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地位。在运用经济理论分析人类行为方面,贝克尔是一位成功的先行者。他是当代经济学家中最富有独创性思维的学者之一。他常常把观察到的明显不相关的现象与某些原理的作用相联系,从而开拓经济分析的新视野。为此,贝克尔获得了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同时,他撰写了大量专栏文章,在《商业周刊》上每周发表一篇与上述研究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时评,并且坚持了19年。
当然,经济学家关心公共话题,与他们用什么形式表达并没有特别的联系,只不过专栏文章是一种比较方便、常见的形式。美国经济学家、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几乎包含了他关于如何改进公共政策的所有著名建议。1980年,弗里德曼夫妇共同撰写的《自由选择》,则用更加具体、更加通俗的方式考察并分析了与这些建议有关的现实问题,如著名的教育券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单一所得税等。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包括思想创造者和政治职位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是为个体和家庭利益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对社会最贫困成员尤其如此。
当同事们和我谈起我在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时,我通常会告诉他们,写时评和随笔是我的业余爱好。人的业余爱好会在儿时的不经意间养成。我于1960年开始在上海交大子弟小学念书。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读报的习惯。我父亲在上海交大从事党务工作,每天下班都会带回几份报纸,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参考消息》等。每天,我一做完功课,就到里屋和父亲一起读报,读到不懂的地方,就会问问父亲。记得那时最能说明哪位同学语文成绩好的表现是,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朗读他(她)的作文。我的一位语文老师曾对我母亲说,课堂上不能多读陈宪的作文了,他会骄傲。以前说一个人骄傲,是最常见的批评。无论如何,我比较喜欢写文章的习惯,得益于儿时养成的读报习惯,也得益于学校老师的熏陶。
1972年末,我从插队的农村抽调到当地铁路派出所工作。当时,每个铁路局都办一份小报,发送到各基层单位。因为当时可以阅读的报刊极其有限,所以,每周一份的《铁道报》,成为铁路职工的精神食粮。我发现上面偶尔也发表一些学习体会或其他文章。于是,我就开始投稿。然而,那时发表一篇这样的“豆腐干”文章实属不易,编辑会把作者叫到他(她)办公室,字斟句酌,一直改到他(她)认为的“滴水不漏”为止。尽管比较难,我还是在不长的时间里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并被江西南昌铁路局公安处政治处的同志发现,因此调到处机关工作。
后来上大学后,我也给报刊投过稿,但几乎都石沉大海。我想,这里有我的水平问题,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但首先不是发生在主流报刊上,而是在一些非主流的报刊,它们开始刊登评论文章。1985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后,我给《经济学周报》投过两三篇稿子,基本上都发表了。不过,那些文章并不是典型的评论,而是不伦不类的理论文章。坚冰的打破,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回到上海,经常在一些会议上接触到媒体圈的朋友。在他们的鼓励下,我陆续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开始时主要在理论版发,以后各报都专设了评论的栏目,就比较多地发表评论文章了,由此也反映出“评论”的地位在悄然变化。时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份报纸的特色就是由它的评论和专版决定的,而新闻本身都是大同小异的。1998年4月,我的个人专栏“透视两难选择”在《解放日报》面世了。这个专栏历时近5年,共发了近30篇文章。专栏开篇文章的标题经时任理论版主编周智强先生改为“跷跷板上看天下——谈生活中的两难选择”,真是妙笔生花,生动之至。此后,当我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时,没有任何犹豫,就用“跷跷板上看天下”做了书名。那是我的第一本集子,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几本。
我发表的大部分时评政论,是与不同阶段从事的专业工作有关的。我是国内较早进入服务贸易领域的学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出版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教科书,以后自然涉及服务产业和服务经济,做了中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年度报告,承担了教育部第一个有关服务经济的重大项目。在我国服务经济与贸易起步发展的阶段,有许多启蒙以及与现实生活有关的话题,需要解读和评论,所以,我写了不少与此有关的文章。近些年来,与国家经济转型发展同步,我开始对创业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话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在这些方面发表的演讲和文章,引起了政府高层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关注。我在做博士论文时,研读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一些文献,不难发现,运用其中的理论和工具,分析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是一件既有价值也十分有趣的事情。我乐此不疲,在这方面写了不少短文。
我有写时评、政论和随笔的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习惯,既可以锻炼脑子,延缓衰老,又可以促使自己不停地学习,做到与时俱进。在有生之年,我将继续保持这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