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仔细阅读了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这部名著,受到很大的震动,想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却一直没能成为现实。2001年,我到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在宫崎市定先生的高足藤善真澄所长的热情帮助下,进行学术研究,翻译《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事又提上日程。

藤善真澄教授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赠送了许多图书给我,有宫崎市定弟子们回忆老师的集子,有内藤湖南等学者的文集等,还带我走访研究机构和京都名胜,介绍当地学者。我以前总在东京求学访问,这次能够在关西地区实地感悟京都学者的研究,实在是机会难得。

我拜访了旧交砺波护先生,一次次地交谈,商量翻译的计划,讨论必须做的各种准备,砺波护先生的周到帮助,远出我的想象之外,他赠送我《宫崎市定全集》和各种版本的《九品官人法研究》,还有他撰写的《京洛学风》《京大东洋学百年》等书,帮助我了解京都大学中国史学的风格。宫崎市定先生晚年,让砺波护教授负责编集《宫崎市定全集》。宫崎去世之后,他远在美国的女儿宫崎一枝把宫崎市定著作的整理出版权都授予砺波护教授,砺波护教授又将宫崎市定著作的中文翻译和出版权无偿地授给我,并提供了他校对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最新最精良的本子,供我翻译。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多了解宫崎市定,我还从宫崎市定《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中选取《九品官人法研究·跋》,从中公文库本选取砺波护教授撰写的《新版解说》,从《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选取“宫崎市定著作年表”,重新编辑成这本更加完备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本书由刘建英和我共同翻译,最后由我总校,修改定稿。

《九品官人法研究》在日本先后有四个出版社出版过,每一次出版,均纠正了一些错误,宫崎市定先生也增添了补注,不断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本次翻译,为了确保质量,译者核对了每一条引文,又校出不少讹误,均作了改正,并出译注。书中有一些日本特有的术语词汇,译者也在译注中作了必要的解释。至于中日两国对古文的不同断句法,在意思可通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原貌,否则便改用中国式的断句标点。宫崎市定晚年所写的五十八条补注,原著附于书后,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次翻译时均插入相应的页下。

《九品官人法研究》给宫崎市定先生带来巨大的荣誉,出版两年,就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之后,又因为对于东洋史研究的杰出成就,宫崎市定先生于1967年当选英国伦敦大学AA研究院院外会员,1978年,法兰西文学院授予他儒莲奖,1989年,日本政府又授予他文化功劳者勋章。这本书出版之初,宫崎市定先生颇为郑重,亲手写了书名,而其高足藤枝晃教授篆刻印章,逐本钤盖,足可纪念,故我特地挑选初版扉页,还选了一张宫崎市定晚年的照片作为本书插页。

回想我随池田温先生读书的时候,他多次推荐宫崎市定,说宫崎市定的著作代表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东京和京都的学者常有观点的交锋,但是,他们对于学术的虔诚和追求却是共同的。我们要吸收和借鉴日本的中国学成果,同时,也应该明白中国史在日本属于外国史,与中国的中国史颇有不同,一些术语背后反映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出发点,例如京都学者喜欢使用“豪族”,是借用日本史的现象来描述中国,与中国历史文献的含义差异颇大,这也反映出日本学者从日本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立场,目的在于促进日本对中国的理解。日语由于使用汉字,故这样的词汇常常不做翻译,或者不加解释地直接搬过来,这就容易忽视这些字同而意异的词汇背后的微妙差别,读者也随手使用,甚至成为时髦,这些年“豪族”一词日渐泛滥,造成很多歧义和迷惑。说到底,翻译毕竟是翻译,虽然我竭尽驽钝想使译文信而达,但有许多涉及知识背景的词语和叙述,最好还是读者自己去咀嚼原文。

本书翻译历时数年,凝聚了中日两国众多学者的心血和热情,以及出版者的大力支持,还有许多被我随手抓到的日本教授,临时充当“翻译辞典”,历历译事,实在数不过来,道不完的感谢,发自肺腑,寄托真情,相信大家的贡献都是为着让这本书能够对中国读者有所裨益。

2007年5月于上海


(1) 一般认为桑原骘藏为白鸟库吉的弟子,故深受兰克史学的影响,砺波护对此作了纠正,详见砺波护《京洛学风》,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1年,第22页。

(2) 宫崎市定《东洋史上的日本》,《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70—171页。本书未注出处的宫崎市定言论,均出自该书。

(3) “支那”为西文“Sinology”的翻译,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被用作对中国的蔑称,日本投降以后,不再使用“支那”,而改用“中国”。然而,仍有些右翼分子坚持使用“支那”。歧视人者自我歧视。在学术史上保持原貌而不简单径改译作“中国”,有助于了解当时的政治学术气氛以及作者的思想立场,乃至政治学术思潮的变迁。

(4) 宫崎市定《世界史序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7页。

(5) 宫崎市定《历史与盐》,《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229页。

(6) 在现代日语中,“高等学校”乃“高等中学”,亦即高中和专科学校。这是1948年起日本实行的新教育制度。在此之前,“高等学校”是大学预科教育机构,宫崎市定任职的“高等学校”即属此类。

(7) 《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卷《菩萨蛮记·自跋》,岩波书店,1992年。

(8) 参阅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印书馆,1930年;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于《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9) 以上引文见于本书《跋》。

(10) 宫崎市定《〈亚细亚史研究〉第三卷序言》,《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326页。

(11) 宫崎市定《中国的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00页。

(12) 宫崎市定《中国的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

(13) 宫崎市定《东洋的文艺复兴和西洋的文艺复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37页。

(14) 宫崎市定《东洋史上的日本》,《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167页。

(15) 宫崎市定《世界史序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31—32页。

(16) 宫崎市定《东洋史上的日本》,《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170—171页。

(17) 宫崎市定《世界史序说》,《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