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解说

砺波护

1901年出生的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作品被收入中公文库，这是第十三本，题为《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从副标题也可明了，它与描述隋代创立的官吏铨选制度背后悲情的著作《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后者是为1968年5月25日开始刊行的中公新书系列而撰写的一本普通修养性读物，而本书则是由宫崎亲自担任会长的东洋史研究会最初出版、于1956年3月付梓的纯学术专著，获得日本学士院奖，是宫崎的最高杰作。出版时售价1100日元。这次出版的是该书的文库本，时隔四十多年，以大致相同的价格提供给读者，让众多关心中国历史的人士可以在掌中翻阅，作为受业弟子欣喜不已。

宫崎开始研究科举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而是缘起于1939年1月受东亚研究所委托从事为期两年的“清朝官制与官吏铨选制度”的研究。东亚研究所是应对日中战争⁽¹⁾扩大化而于前一年由近卫文麿首相任总裁在企划院之下设立的国策调查机构。一年之后，宫崎起草了题为《以科举为中心的清朝官吏铨选制度》的中期学术报告，后来发现不符合研究所要求的格式而藏之匣底，重新提交多用图表、文字简洁的报告书。

此后数年，战争更加激烈，日本败势益显，兵役的年限一再延长，作为在乡军人的宫崎已经感到征召令马上就要寄来的紧迫形势。宫崎决定去做今生最后的工作，把束之高阁的上述报告书改写成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著作。他取出原稿，开始改写，总算赶了出来。这时候他接到了征召令，便把原稿亲自交给秋田屋出版社，不料旋在1945年3月13日深夜，大阪遭受空袭，秋田屋被烧毁，万幸的是保管于大金库的宫崎原稿奇迹般地免于火灾。战败后不久的9月，他复员了，回到暂别的京都，马上校对原稿文本，然而，大32开本的《科举》实际出版，还要等一年多以后。据说当时宫崎还尝到了取回书籍、请教员们一起帮忙售书的艰辛。因为是在战后最混乱的时期出版，所以没有什么反响，重新受到重视就要等到二十多年之后，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文字，再加上“中国的考试地狱”副标题而收入中公新书版的《科举》出版后，竟成为畅销书。不久，大32开本的《科举》进行增订，为了同中公新书版相区别，改名为《科举史》（东洋文库，平凡社，1987年），重新出版。

从接受东亚研究所的委托而发其端，到在外压下起步，宫崎完成了两种《科举》，夹杂着逸事趣闻，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相当复杂的制度运作，使得“科举”一词在日本和欧美普及，功绩莫大。说到科举，宫崎多有联想，然而，如他在其全集第十五卷《科举》的《自跋》所言，并没有任何独特的见解。与此不同的，正是这本副标题为“科举前史”的《九品官人法研究》，乃宫崎引以自傲的、前人未曾到达的独创性研究，公开出版已经四十多年，至今仍是以魏晋南北朝为对象的研习者必读的名著。

本书为集成宫崎全部成就并由宫崎在各卷末尾作跋的《宫崎市定全集》第六卷之《九品官人法》（岩波书店，1992年）。下面，我采用现在已经成为死语的“违规乘车”（拔萃）的手法⁽²⁾，摘录全集第六卷末尾宫崎撰写的《自跋》（再收录于1996年5月24日宫崎去世一周年祭日出版的《自跋集——东洋史学七十年》，岩波书店）。宫崎一开始就说：

本卷收录的《九品官人法研究》，在我的著作中是比较为人所知的作品，其实，这是一本当初没有期望会成为这个样子而精心撰写的成果。它是在耽迷于读书之中不期而遇的异物，并在描述其面貌时意外成长起来的产物。

我最初的志向是进行胥吏的研究。我聊充科举制度研究成果的著作已经出版，实际上仅此理解中国特殊的官僚生态是不充分的。科举之后获得官僚身份，他们将如何行动呢？在探明官场特性的同时，不去阐述与官僚互动、却难以加入官僚队伍的下级脑力劳动者——胥吏的本质，就只能说工作尚未完成。所以，我经常想在什么时候为官僚和胥吏各写一本书，和《科举》组成三部曲，重新出版。

1954年，宫崎开始撰写题为“胥吏的研究”的讲义，集中关注古代汉朝可以自由地从民间选用人才，却为何自中世以后就变得不可能了。其中，始于汉魏嬗替瞬间且维持到隋代的九品官人法成为问题，以往学界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其实应该称作九品官人法，在魏的九品官人法中的九品，有官品和乡品两种，乡品是中正官给予想当官者的评价，政府根据此乡品的上下而降四级授予官品，积累多次升迁，最终达到与乡品相等的官品，从而阐明了其形态。宫崎最初的意图是探究胥吏的起源，结果变成热衷探索九品官人法的实际形态，而胥吏的研究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抛诸脑后。

在《自跋》里，宫崎叙述了一气呵成的原稿制作成书过程中的辛劳，为自己创意做成并插入书中的各个时代官僚金字塔图而自豪，最后谈到收入全集时进行补订的诸问题，说道：

但是，不能总是自夸的现实，是由于本书脱稿过快，过早刊印出版，所以，推敲的时间不够，结果难免粗滥。

首先第一点是思虑欠周。例如，表示初任官的词语，始终采用“起家”，没有注意到此外常用“释褐”“出身”等词，有欠亲切。

而且，本书虽然根据需要登载了各种图表，但有时也有不少遗漏，特别是第二编第四章《梁陈时代的新倾向》之“二、流内十八班”，非常需要将各班官名相重者列示出来，否则，只是阅读文本，难以马上理解其意思，这就需要从《通典》卷三七《梁官品表》中拔萃制表（起家一语和“释褐”“出身”同义这一点，以及“梁流内十八班略表”，本次作了增补）。

这份表格对于了解虽属同一官品却有清浊之别，甚为重要。官的清浊，亦即流品之别，在梁之前的宋、齐时代基本上已经是决定性的了，所谓流品，就是以主流自居，对旁流持有优越感，从而产生出歧视意识。这种意识又衍生出后世官员对于胥吏的歧视。诚然，就制度而言，宋、齐、梁的东西到陈代就归于灭亡，不可能长期残留，唯有歧视意识依然存在，延续至唐，甚至到更往后的时代还在继续产生，向着胥吏发泄。其间的情况，读读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流品”条、卷一三“吏胥”条，就能够大致有所了解。“流品”条里列举《宋书》所载蔡兴宗对将军王道隆、同为宋代的王球对中书舍人狄当，以及齐代江对纪僧真所表现出来的歧视，同“吏胥”条所载唐朝郑余庆对主簿滑涣抱持的侮蔑感，可以视为完全相同。既然是以胥吏为出发点的研究，我应该在本书中对于这一点做更加详细的说明，故感到后悔。

这样一本成于仓促之间、欠缺不少的作品，将它作为我的代表作，甚感不安。但是，再作反思，诚如他人所指出的，我没能写出比它更好的书，我也承认这一点，所以也只能接受它为代表作了。

此外，老版本错字不少，以前已经注意到了，所以，这次趁改版之际由砺波护教授彻底加以订正，今后读者可以安心利用此书了。

宫崎以这段文字作为《自跋》的结尾。

说到“违规乘车”，我想将它作为本书的阅读方法，推荐“非常规阅读”⁽³⁾。不俟多言，作为一本学术著作，本书的精髓在于厚重的第二篇《本论》，然而，在其前后的第一篇《绪论——从汉到唐》和第三篇《余论——再从汉到唐》巧妙地将本论的精华编入其中，所以，哪怕只通读《绪论》和《余论》部分，也能饱尝这部宫崎最高杰作的醍醐三昧。顺便一提，作为内部读物出版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第55—129页，题为“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节译）”，翻译成中文，就是本书的《前言》《绪论》和《余论》部分。中国学界正是用这种“非常规阅读”的方法，知悉日本学术界对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政治社会史所讨论的宫崎独创性的学说。

本书问世以后五年，亦即1961年，宫崎在撰写中央公论社出版的首位畅销书《世界历史》第六卷《宋和元》的时候，人在欧洲担任巴黎大学客座教授，他和监修者之一池岛信平之间的往来书信，刊登在《月报》上。宫崎不久之后将他的回信以《巴黎来信》为题收录于《向中国学习》（1971年，朝日新闻社出版，后来再次收入中公文库），其中一节说：

学者的工作归根结底是要拿出好的研究。有时也有必要用外文发表，而且，注意到通俗流畅也很重要。当然，有时候多少有些难度，却也需要读者坚持读下去。对于学术性的作品来说，尽量通俗易懂地撰写，有着难以回避的困难。其实，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作者和出版社无须有这样的担心，我想一般阅读的水平反而会迅速地提高。特别是最近急速出现的社会状态，是可以称为休闲观光热的时代。在这里我想描绘一个梦想，因为这种犹如全景式读物的机缘，使得连迄今为人敬而远之的、我们的专题性论文集和杂志都被波及，成为畅销书，这一天并非不会突然到来。想想小说之类的文学高度繁荣，并不是太遥远的事情，所以，我的梦不会始终是梦。

当时，我作为在主任教授宫崎指导之下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只是将它作为梦想读过。

此后，经历三十六年的岁月流逝，到了今年，同样是由中央公论社出版的彩图版《世界历史》，由我执笔撰写第六卷《隋唐帝国与古代朝鲜》之第一部“从两晋时代到大唐世界帝国”，因为前半部分的两晋、南北朝正是九品官人法的时代，所以，必然多处论及本书《九品官人法研究》，介绍其成果。担任本卷编辑的小林久子女史提议将本书收入中公文库出版。这样，宫崎的梦想，雄踞学术专著最高峰的本书成为普及性的文库本。以此为契机，像本书这般以专家为读者对象却文笔流畅深入浅出的学术著作，不时可以加入中公文库的行列，也就有了更多回应社会读者期待的机会，我也做起了自己的梦。

如同本书的前言和结尾所述，初版的题字出自宫崎手笔，年轻的藤枝晃篆刻朱印，亲自钤在初版的每一册上。有鉴于此，这次出版的文库本封面也特地按照原样缩印。

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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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所谓“日中战争”即为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译注

(2) 原文作“キセル乗り”（kiserunori），略称“キセル”（kiseru），是以前使用的词汇，意为只买起点和终点两头的车票进行逃票的违规乘车行为，这里用以形容截取头尾。——译注

(3) 原文作“キセル読み”（kiseruyomi），是砺波护根据“キセル乗り”创造出来的词，意为截取头尾的阅读方法。——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