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宫崎市定（1901-1995），1901年8月20日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下水内郡秋津村（现饭山市）静间304番地，兄弟三人，父亲是饭山小学的教师。宫崎市定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抚养孩子的事情就由祖母承担。幼年丧亲对宫崎市定应该有相当的影响，养成他喜欢深思求索的习惯，以及独立面世的个性。

宫崎市定喜欢文学，中学时代曾热衷于创作日本式的诗歌——和歌，和同学一起创办杂志，还向期刊投稿。对文学的兴趣与宫崎终生相随，他非常注重文字，再艰难的学术问题，到他笔下都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一环扣一环，妙趣横生，才华横溢，让人折服。文学性叙事成为宫崎史学的风格。

宫崎市定的兴趣非常广泛，高中时代，他利用课余时间，向天主教会的神父学习法语。自从美国的炮舰敲开日本幕府锁国的大门之后，日本狂热地向西洋学习。日本近代化的精神领袖福泽谕吉公开提出“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就不仅是时尚，而且成为日本浴火重生的出路。宫崎市定在这种背景下学习西文，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课后自己再学习一门语言，对于不擅长外语的日本人而言，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宫崎市定的志向不小，了解欧洲，是为了当一名政治家。这种政治情怀也与宫崎市定终生相随，尽管后来成为纯粹的学者，他仍然一直关心着政治，学术上研究古代政治史，生活中关注当代政治进程，以今察古，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学术特点。

1922年，宫崎市定从松本高中毕业，在学长的鼓励下慕名投考京都大学“东洋史”。

日本的近代历史学是在德国兰克史学的巨大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887年，东京大学聘请德国人李斯（Ludwig Riess，1861—1928）担任教授，讲授西方史学及其方法，此乃日本近代史学的开端。李斯毕业于柏林大学，服膺兰克史学。东京大学史学科首届学生中，培养出了白鸟库吉这样一位兰克史学的东方传人，奠定了东京大学史学研究的风格。1907年，京都大学首次设立东洋史学科，聘请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等人主持。桑原骘藏曾经留学清朝，在东京大学专攻“汉学科”，师从日本旧时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¹⁾从求学经历来看，桑原骘藏似乎受东方传统史学的影响较深，其实不然，桑原骘藏倾心于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他关注东西方交流史，用西方理性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成为日本“东洋史”的奠基人。而在为数不多的硕学名师中，内藤湖南的名字尤为醒目。他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却能够跻身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之一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教授之列，确实可以看出京都大学力排众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和决心。内藤湖南经历丰富，游历中国许多地区，在日本以西学为尊的世道里，他依然坚持清朝朴学的实事求是方法，兼收西学之长，自成一格。

日本学术受中国影响巨深，士人兴趣修养与中国大同小异，学问上皆以经史为根基，汉文诗词，琴棋书画，修身儒雅。故研习汉文经史，称作“汉学”。近代西学随西洋火枪与坚船利炮而至，洋文西装，顿成时髦，弄潮儿忙于搬来西洋名词理论，把东方社会的事项对号入座，便成新学说，鹦鹉学舌，招摇过市。虽然那时候西洋人对东方历史文化不甚了了，故各种学说如西风落叶，纷纷扰扰，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新名词层出泛滥，却也让“汉学”立马成为冥顽迂腐的古董，所以，“汉学”的改名已是救亡图存之大计。恰好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英国等支持下，大获全胜。这在日本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乃东方战胜西方的空前例证，仿佛世界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了。宫崎市定曾对此评论道：“在背后援助的英国等国如果听到日本那套自我吹嘘的话，也许要笑得喷出饭来。”⁽²⁾可怕的是日本国民被军部彻底愚弄，竟天真地相信了。于是，日本终于媳妇熬成了婆，可以粉墨登台和列强平分天下了，“汉学”也找到了改名的理据。世界不仅是西洋人的，而是分为东洋和西洋，“汉学”成为“东洋学”。倡导东洋和西洋两分法者，是桑原骘藏。1898年，他出版了《中等东洋史》，所以，他是京都大学“东洋史”的开山鼻祖。

学术上的“东洋学”和政治上的“大东亚”是有区别的。在西方列强笼罩的屈辱时代，“东洋学”具有文化上的自觉与自尊的意义。因此，“东洋学”不是区域史意义上的“东洋”，而是同“西洋”对峙的文化概念，在研究对象上，包括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文化。由于日本本身单列，所以，“东洋学”不包括日本，其研究方法强调对于文化现象的综合性研究。当时有人主张在学科分类上改变历史、文学和哲学的划分法，改为日本学、中国学、印度学，桑原骘藏坚决反对，大概与他主张从世界的视野研究东方有关。

然而，主张区域史方法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东洋学实际上以中国为主，对中国文化尤为着迷的内藤湖南，以及狩野直喜等著名教授，身体力行全方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哲学，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交往甚密，在戏曲史、小说史等领域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内藤湖南主要研究中国史，兴趣极为广泛，古籍文书、书画文物，收集涉猎甚广，人文地研究中国，是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基础。从文化演进考察中国历史，内藤湖南提出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分为三个时期，其间插入两个过渡时期，亦即：

第一期　上古　从上古到东汉中期（上古—100），是中国形成独立文化并向外扩张的时期。

第一过渡期，从东汉中叶到西晋（100—316），是中国文化停止向外扩张时期。

第二期　中世　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317—820），是外部异民族势力压迫中国，外来文化例如佛教等流行的时代。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贵族得势，中国文化因贵族而得以维系。

第二过渡期，从唐末至五代（821—959），是外来势力鼎盛时期。

第三期　近世　从宋以后到清代（960—1911），是中国固有文化复活并取得新进展的时代。前代的贵族没落，政权归于专制君主，文化归于庶民。其间虽然出现蒙古族的元朝和满族的清朝，但是，他们都没有阻碍中国文化的发达。

内藤湖南的分期理论构成其学说的基础，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影响至为深远，其研究方法亦与“东洋史”颇不相同，被称作“支那史学派”⁽³⁾，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为其开山祖师。

从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和“支那史”，可以看出其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风格。一所大学，一位学者，其风气尤为重要，熏染之效，于有才智的求学者，远甚于知识的填灌。宫崎市定在京都大学亲炙名师，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的深刻影响。

在今日，内藤湖南的影响远远超过桑原骘藏，故一般人以为宫崎市定是内藤湖南的嫡传。其实，从师承来看，他乃“东洋史”桑原骘藏的传人。受桑原的影响，宫崎一直坚持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考察局部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历史应有的面貌，只能是世界史。”⁽⁴⁾本着联系、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观，宫崎曾经力图研究民族问题，对世界史特别是西亚史下苦功研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北方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而最初发表的作品是抄译George Jacob而成的《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在宫崎看来，“人类缔造的庞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那种和其他区截然不同的特殊性，更不会有那种特殊发展的道路”⁽⁵⁾。各个区域、各种文化交相影响，所以，东方和西方，以及夹在其中的伊斯兰文明，只不过是有时落后些，有时领先些罢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从希腊城邦国家出发，同中国古代帝国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着由城市国家向领土帝国的演变，并以此来解释周秦汉的社会变迁。

1925年，宫崎市定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当教务助理，旋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并应征入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之后，转为预备役，回校继续读书。1927年后，他先后担任第六高等学校讲师、教授，⁽⁶⁾龙谷大学文学部讲师，第三高等学校教授。1930年，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同年与小西松枝女士结婚，翌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宫崎应征前往上海，3月抵达，其时战事已经基本结束，故宫崎于4月回国。次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35年，宫崎市定获得到法国留学的机会，从1936年2月到1938年8月，他留法两年半，一路游历中东和欧洲诸国。通过考察，他更加深了对中亚文明的认识，故曾经努力学习阿拉伯语，试图真正研究沟通东西方的阿拉伯世界。在日本风靡欧美文化的世道，愿意学习阿拉伯语者真可谓凤毛麟角，由此可以看出宫崎市定的性格，其学术道路是基于他对文明的领悟而自己选择的，并不追赶时髦，附庸风雅。学术研究不但是一条寂寞的道路，而且是对研究者毅力、心智与品格的考验，没有坚强的毅力和睿智且有个性的领悟，是走不下去，也出不了成就的。对研究者的激励，是宽容，是理解，是默默地关注，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才智踏出条条不同的攀登之路来。

桑原骘藏终生关注东西文化交流，然而，其著作中使用的阿拉伯史料是通过法语转译而来的。宫崎市定受桑原骘藏的影响而关注西亚，大概也想弥补桑原的不足而立志学习阿拉伯语，成为当时日本的东洋史学界第一位学习阿拉伯语的学者。因此，他有机会参加1937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会，是第一位出席此国际学会的日本代表。宫崎市定把他对西亚的热情，倾注在1939年撰写的论文《条支、大秦和西海》中，考证条支、大秦和西海分别为叙利亚、罗马和地中海，力图推翻从德国学术权威到白鸟库吉的观点。这篇论文让宫崎本人终生珍惜，直到晚年，他在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还说道：“如果世人认为我写的东西里也有优秀的作品，那么，从我的角度，我愿意以此作为一生的杰作。”⁽⁷⁾从他对这篇论文的偏爱也可以想象当年他对西亚的热情，那份学术向往伴随他一生。

虽然宫崎市定对东西交流在东亚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领悟，然而，他似乎并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特别合适的人选，至少在语言方面似乎不是特别有天赋，他自己也说学习阿拉伯语无果而终。所以，宫崎市定还是回到了他最为熟悉的中国史领域。

如前所述，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受内藤湖南时代分期学说影响巨大，特别是关于第二期、第三期的划分，几乎成为京都学派的理论标志。然而，内藤湖南自有局限性，他的优势同时也是命门所在。内藤强调从文化史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国，却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考察上暴露出薄弱环节。东京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以严格的文献学批判方法为基础，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严密分析，微观深入，宏观完整，和文化史的结论相比，显得更加坚实，可以把握。因此，从社会经济及法制的角度批判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学说，确实击中痛处。领悟力极高的宫崎市定自然看出要害所在，他有意识地尝试进行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以弥补京都学派之不足。1935年，他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试图把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同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度联系起来，阐述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源流。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论文。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史的研究依然是基于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于制度的重视。

在军国主义时代，学术必定受到政治的干扰。日本为了征服和统治中国，曾经组织了许多专题性的研究，尤其注重外来民族如何统治中国，企图获得历史经验。1939年1月，宫崎市定受日本国策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委托，承担“清朝官制与官吏铨选制度”研究项目。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并不适合学者来完成，宫崎的研究报告学究气太重，不符合项目的要求，只能压在匣底。然而，这项研究与宫崎内心对中国古代政治进程的一些想法有相通之处，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

1944年，宫崎市定44岁，升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此时，日本败象毕露，形势日紧，连宫崎这般年龄的教授也须应征上战场。宫崎开始做最后的准备，他把匣底的书稿取出来，日夜赶写《科举》这部后来成为名著的作品，终于在开赴前线之前交到出版社。这时日本正经受着美军的空袭，到处是一片火海，出版社也被兵燹吞没。然而，宫崎确实幸运，他所在部队还没从国内开拔出来，就听到天皇的投降广播，得以免做冤魂。而他的书稿竟然在空袭中保存下来，使他复员后得以马上校对出版。战争期间，他基本上坚持学术活动，所以在战后美国占领军的审查中顺利过关，重新回到教坛，被委任为京都大学评议员，1947年以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1955年起出任东洋史学会会长。

《科举》的研究，对于宫崎市定的学术道路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项研究，他刨根究底，探寻科举以前的铨选形态，而对制度的分析也让他感到中国古代制度运作的特点，亦即必须把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僚，同上下其手具体操办的胥吏区分开来，只有彻底了解这二者，才能洞悉制度的光鲜外表与运作的暗里，从而透过政治的表象深入到内部，把政治社会真实的一面及其真谛揭示出来。宫崎立志考察胥吏。他依旧以自己的风格从制度着手，这就不能不追溯胥吏的由来、清浊官员的分途、科举制度以前的铨选，等等。一路追踪下去，宫崎市定写出了一部自己当初意料不到的著作，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九品官人法研究》，而胥吏早已被搁置一边。然而，仔细读完这本书，应该说胥吏的形成史获得了深刻的阐释。这部著作也给宫崎市定带来意想不到的荣誉，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本书出版后才过了两年，亦即1958年，便获得了日本最高的学术大奖“学士院奖”，在宫崎市定的全部著作中，这本书拥有最多的读者，不但是历史学家案头必备的研究专著，而且被选印成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库本，一版又一版，屡屡脱销，供不应求。

在这部著作里面，宫崎市定从制度的层面，十分精彩地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在汉族社会发育成熟的贵族制度如何成功地移植至北方民族统治的北方社会，胡汉合流，出现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实际上，这是一部通过一个具体的“九品中正制度”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鸿篇巨制，强有力地支持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里程碑，而宫崎市定本人也成为公认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新一代领袖。他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成就超过了东西交流史的建树，以至于一般人甚至不清楚他同桑原骘藏的师承关系，将他视为内藤湖南的衣钵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