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卅运动前后

张琴秋和沈泽民结婚以后,小家庭的生活依然是带有革命色彩的,两个人各忙各的,白天一出门,晚上很晚才回家。回家以后,还有一些革命青年来沈泽民、张琴秋的小家商量工作,有时,白天也有人来找他们,甚至还在沈泽民家里开会。所以沈泽民、张琴秋的小家,常常成为上海共产党革命者聚会的地方。用张琴秋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她“整天不落屋,都在工人堆里钻”。陈学昭年轻时住在张琴秋、沈泽民的家里,晚年她回忆说:


早上,琴秋姐起来烧泡饭。中午,泽民先生有时回来,他烧午饭,不让我烧。他俩把我看做自己的小弟弟小妹妹,总是那么照管我。如果泽民先生不回来,我就独自烧了吃。而晚饭则大多是我烧了吃的。他俩工作忙,休息时间也不固定,常常整天不在家。他们出门,从来不把他们卧室的门上锁,也不带上。我不进他们的卧室,除非他们邀我进去;心里虽然明白他俩是在做革命工作,可是从来不向他们探问。有的日子,他们在家,客人一个两个的来,在灶间里进进出出,当遇到琴秋姐和泽民先生正在烧饭时,来客就在灶间里和他俩谈天。我不去听他们说什么,在墙角落边靠桌子写几句。有时,他俩给我介绍他们的朋友,就像瞿秋白先生和杨之华大姐,我是在他们那里认识的。虽然这样,他们谈天,我可从来不插嘴,有时他们一边谈,一边还望望我,好像要听听我的想法似的。陈学昭:《沉痛忆念沈泽民同志》,刊于《难忘的年月》,花城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209至210页。


陈学昭的回忆是事实。

当时,张琴秋虽然没有像向女工宣传革命道理那样向陈学昭宣传革命道理,但张琴秋有时也会和陈学昭讲一些自己的革命体会,给陈学昭以深刻的影响。陈学昭曾记得,张琴秋曾经和陈学昭讲到自己在女工中开展革命宣传的体会,说:“她们(指女工)的苦,是如我们的一天没有黄包车钱的着急的苦所能梦想得到的么?!在这些时候,我开始满足,我觉得我再也不能吝惜我微小的力量了,我应当的是牺牲。”谢燕:《张琴秋的一生》,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1页。她还告诉陈学昭:“在那里(指在工人中),见到了世界的全体,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力量、向上心和革命精神。”陈学昭:《沉痛忆念沈泽民同志》,刊于《难忘的年月》,花城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209至210页。沈泽民也一样,平时也没有刻意地和陈学昭说一些革命道理,但是,有一次,沈泽民偶然和陈学昭说起一句话,让陈学昭铭记一辈子。陈学昭记得:“只是有一天,泽民先生回家吃午饭,饭已煮好,焖在那里。泽民先生和我靠在他们卧室朝南的窗口(他们的卧室是在弄堂的末端,下面是空地,没有房子。从窗口直望见整个弄堂。他们不走前门,走后门,进出经过房东家的小灶间。房东整天不在家),他像平常谈天似的对我说:‘现在我们同国民党一起革命,将来我们还要革国民党的命!’这话镂刻在我心上!我永远没有忘记!”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67页。这里,陈学昭关于沈泽民夫妇不走前门的记忆也是对的。沈泽民与张琴秋当时的住所是从后门进出的。郑超麟回忆当时自己送材料到他们家里时,也是走后面的门进去的:“我费了许多力量,找到一个弄堂,凭门牌号码找到一个后门,敲门进去,却见沈泽民站在灶披间门口。我一时糊涂,拿出地址纸条,问沈泽民这里是不是我要找的地方。泽民笑起来说:‘当然是的。'”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67页。说明当时沈泽民家确实是从后门进出的。

在革命的实践中,张琴秋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沈泽民提出的妇女解放中首先要经济独立的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与工人的接触了解中,更加了解了底层劳动人民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穷苦大众要翻身求解放,只有团结起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途,有了坚定的自觉;对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理论有了实际的体会,过去许多思想上困惑的东西,在革命理论中找到答案。所以,在五卅运动前后,张琴秋在思想上已经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石门湾的同学钱青,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要去日本留学,临出国,张琴秋和钱青在南京路先施公司的屋顶花园观赏上海的夜景,钱青后来回忆说:“我们两人一边品茶,一边闲谈,琴秋姐再三嘱咐我,说我的生活太安逸了,以后要自己动手做事,决不要轻视劳动,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不良习惯。”钱青:《回忆少年张琴秋》,刊《张琴秋纪念文集》(内刊),桐乡市政协编,第35页。钱青的感受和陈学昭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此时的张琴秋已经不再是当年女子师范学校的女生了,她已经是一个经过革命锻炼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了。

在五卅运动前后,张琴秋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已经是一个职业革命家。她的革命精神,她的革命才华,得到中共党内许多同志的肯定和欣赏。1924年,为了更好地培养工人,发展壮大革命队伍,邓中夏创办“沪西工人补习学校”,不久又建立沪西工友俱乐部。沪西工友俱乐部是中国共产党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在纺织工人中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人团体,它以“互相帮助,共谋幸福”为号召,把广大纺织工人团结在自己周围。据说会员达到7000多人,成为沪西工人运动中一支重要的队伍。根据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还在上海大学的张琴秋被安排到邓中夏负责的沪西工友俱乐部工作,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是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教工人识字,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她们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和比方,向工人讲解“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比如,张琴秋她们告诉工人:“工人两个字连在一起,是一个什么字呢?是一个天字。所以,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便会成为天下的主人!”转引自谢燕《张琴秋的一生》,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5页。她们还给工人比方:“我们纺出来的棉纱,如果一根一根拿在手里,一拉就断。要是拧成一股绳,任凭他什么大力士,也不能拉断。我们工人就是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粗绳,用这根粗绳,把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手脚捆起来,我们工人就会得到解放!”转引自谢燕《张琴秋的一生》,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5页。这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让工友俱乐部的工人受到很大启发。张琴秋还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并且在沪西工友俱乐部里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这些工人骨干,后来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张琴秋也注重了解工人所思所想,发展壮大工会队伍,小沙渡有一块空地,是附近工人聚会聊天练武功的地方,张琴秋发现一些工人经常在那里习武聊天,便深入他们中间,了解他们的思想,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告诉张琴秋:“在这种黑暗的世道里,不掌握点武术,就会受人家欺侮。”后来,张琴秋把这种情况向邓中夏作汇报,俱乐部专门研究了这种情况,认为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形式,吸引更多的工人练习武功,把练习武功作为工友俱乐部的一个内容。因此,张琴秋一有空,就到这里,和工人朋友一起练习武功,几个月下来,张琴秋不仅学习了武功,而且结交了一批工友,了解了他们各种各样受压迫的情况。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在张琴秋她们的努力下,茅盾记得:“沪西工友俱乐部逐渐成为沪西工人运动的一个中心。”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版,第285页。这其中有张琴秋的功劳。

后来以1925年2月2日内外棉第八厂发生日本领班毒打女童工事件为爆发点,慢慢演化成为声势浩大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和罢工罢市罢课为主要内容的五卅运动。其中,沪西工友俱乐部的作用功不可没。当时内外棉第八厂的男工为此抱不平,找日本领班评理,不料,去参加评理的50名夜班男工被全部开除。于是这个厂的白班工人就自动罢工,这件事闹得越来越大;老板要求工人派6个代表与厂方谈判,结果谈判代表被厂方勾结巡捕房以“煽动罢工”的罪名逮捕起来。为此沪西俱乐部就公开出面,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6条要求:1.不准打人;2.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十分之一,并不得无故克扣;3.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4.以后二星期发工钱一次,不得延期;5.罢工期内的工钱照发;6.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同上,第286页。紧接着,第八厂开始大罢工,第五厂、七十二厂等也跟着罢工,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的罢工运动拉开序幕。

当时张琴秋和杨之华、孔德沚以及叶圣陶夫人胡墨林等奔波在罢工工人中间,宣传鼓动工人起来罢工,争取自己的权益。到5月30日,罢工斗争进入高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6月1日,宣布全市“三罢”开始,上海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帝国主义继续血腥镇压,同一天,工部局宣布全市戒严两个星期!张琴秋在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她在瞿秋白、邓中夏、陈独秀等中共前辈身上,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沈雁冰、孔德沚、沈泽民等亲人身上得到了鼓舞和力量。事后,张琴秋曾回忆说:“我目睹了这一伟大斗争的全过程。工人阶级不畏强暴,不讲价钱,响应党的号召,与外国资本家斗争的革命气概,深深地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工人阶级只要团结起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能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谢燕:《张琴秋的一生》,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页。

张琴秋在五卅运动前后的表现,得到中共党组织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