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女儿诞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3月12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全新的大学,以培养懂得革命理论,从事革命政治工作的干部。这所大学就以刚刚去世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1925年10月7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张泽宇:《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164页。组建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委员会,考试分报名、笔试、面试等,国共两党都作了准备,推荐人员参加考试。鲍罗廷还推荐30名国民党要员的子女免试入学,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于右任的女儿于芝秀等。当时在上海选拔的负责人是侯绍裘和姜长林。其实,许多共产党员去莫斯科中山大学都是党组织推荐的,据姜长林回忆,当时招生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要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这说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招生,实际上中共党组织是有安排的。显然,像张琴秋和丈夫沈泽民这些青年政治才俊,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招生的首选人选,这是没有疑问的。况且考试这一选拔方式对于张琴秋来说,同样是没有问题的。

当时去莫斯科的准备时间非常紧张。张琴秋和沈泽民得知将赴莫斯科学习的消息后都非常兴奋。到莫斯科,到苏联,在那一代的革命家心里,是到十月革命的故乡,是到革命的圣地。所以每一个年轻革命家都踌躇满志、豪情满怀。10月15日,是1925年的中秋节,经过五卅运动的血雨腥风的考验之后,同志们都为即将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年轻人感到高兴!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乙丑年中秋节宴会,喜迎中秋,欢送张琴秋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沈泽民也参加了中宣部的宴会。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郑超麟回忆说:“五卅运动过后,快近中秋节,中央宣传部为了配合工作,从哈同路民厚里迁移到闸北福生路来。民厚里借租别人的房子,福生路则是独家居住。中秋节晚饭,我们请了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来过节,喝了酒,吃了饭,还有余兴。向警予念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彭述之跳高加索舞,当时他刚从宝隆医院出来不久。张琴秋唱《可怜的秋香》,沈雁冰没有来。他们兄弟此时不是住在一起,泽民住在成都路福煦路口。”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69至170页。作为当事人之一,郑超麟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但是,这次宴会应该不仅仅是请吃饭欢度中秋节,而是带有欢送意味的。因为在这次宴会上,不光唱歌欢送,而且沈泽民和张琴秋都在宴会上作了发言,讲了五卅运动对自己的教育意义等。

那么,张琴秋是哪一天出发的?沈泽民是哪一天出发的?各种传记和相关史料,都没有确切的说法。大部分著作都说沈泽民是1926年春天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国际职工大会时去苏联的,这是源自茅盾回忆录的说法,为不少传记作者所引用。笔者在研究沈泽民时,曾经对此专门搜集一些史料,对沈泽民夫妇离开上海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间进行梳理,发现沈泽民夫妇虽然是先后进的中山大学,但是在上海出发时,并不是同一天。张琴秋是第一批赴苏的,是1925年10月25日出发的;而沈泽民是10月28日出发的。也就是说,张琴秋是在中宣部的中秋节欢送会之后10天出发的。沈泽民10月27日还在参加济难会代表大会,并且在会上作演讲;28日,作为李立三的翻译,随李立三一起去莫斯科的。李立三是去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扩大会议。与李立三一起去的,还有蔡和森、向警予、李一纯。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57页。但是,李立三他们和第二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是坐同一艘轮船出发的,所以许多回忆录以及史料将沈泽民赴苏联的时间弄错。第二批去苏联的学生,大约有六七十人,其中有张闻天、王稼祥、吴亮平、王明、董亦湘、杨放之等等。主要是来自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等地。据张闻天回忆:在上船临行前,“党中央指定一个领导小组,成员是俞秀松、董亦湘、沈泽民。”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94页。与沈泽民一起出发的俞秀松在1926年8月2日写给父母的家信中说:“我是去年10月28日上海启程,11月23日到达莫斯科。”参看《青运史资料与研究》(三)。另外,关于沈泽民不是1926年春天去苏联的一个有力证据,是沈泽民到达莫斯科以后给茅盾夫妇写的一封信,这封信以《莫斯科通信》的名义,发表在1925年12月27日的《文学周报》第205期上。其中讲到从海参崴到莫斯科走了16天。这个时间,与俞秀松家信中提到的时间是一致的。

张琴秋是10月25日出发的。张琴秋在五卅运动前后的表现,为党中央所认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1925年10月28日专门给中共莫斯科区委写了一封绝密信:


中共莫斯科区委:

派去24名中国共产党党员,67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12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共计103人到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到达莫斯科后应加入区委。

旅行期间,中央指定以下同志为领导人:俞秀松同志(临时委员会书记)、胡彦彬同志、刘铭勋同志、朱务善同志和张琴秋同志。

这些同志将在中山大学学习,同你们编在一个区委。中山大学要成立支部。

我们指定下列同志为中山大学学生中的领导人:

俞秀松、张琴秋、朱务善、刘铭勋、陶淮、董亦湘、李沛泽、郑子瑜共计8人。你们还要指定两人,所以共计10人,他们将领导学生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 陈(独秀)“陈独秀给中共莫斯科区委的信”,载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28至729页。


这份绝密信件是陈独秀写给中共莫斯科区委的。当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人是无法看到的。里面没有提到沈泽民,估计因为沈泽民是另有任务,不在这些学生中间,所以陈独秀没有提及。当然这是笔者的猜想。但是张琴秋已进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视野,已经可以赋予领导责任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这两年张琴秋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的进步。

出国之前,张琴秋已经有了和沈泽民的爱情结晶。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市区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舍是一栋四层楼的建筑,楼前有一片森林,一到夏天,绿树成荫,是学生散步休息读书的好去处,楼的左边是排球场,右边是篮球场。据说整个楼体量很大,楼内有一百多个房间,餐厅在一楼,图书馆、教室、办公室、教研室分别在楼上。所以,在当时,中山大学的建筑设施、学校规模也算得上是现代化的学校了。不远处是莫斯科大教堂,位于莫斯科河边上的这个大教堂金碧辉煌,六个大圆顶,古朴壮丽,大教堂前有一片开阔的广场。中山大学开办以后,这里常常成为中山大学学生活动的操场。笔者2006年7月30日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寻访时,发现这个大教堂是新修的,经了解,当年的大教堂在20世纪30年代毁掉了,现在的大教堂是叶利钦时代按照原貌新修的。中山大学的校舍还在,学校前面的森林还在,而且跟有关中山大学回忆材料介绍的一样,中山大学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所以一些人的回忆中常常说到,在中山大学能够听到克里姆林宫大钟浑厚的钟声。

莫斯科中山大学大门

张琴秋是第一批到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之一。之后,陆续有来自国内的学生报到。新生报到以后,中山大学按照学生的个子高低来编号,据说学生中个子最小的李培之排在第一号。学生证编号也以此排队。张琴秋的学生证编号是18号。沈泽民后来进入学校,编号是181号。据张琴秋、沈泽民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填的登记表。刘竞英女士提供。新生入学,都由学校工作人员和中山大学的教员找新生谈一次话,伍修权回忆说:“我们进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由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员同我们每一个人谈话,问各自的姓名、籍贯、家庭成分、文化程度、学历和经历,读过什么书,参加过什么革命活动等等。同时请裁缝专为我们每个人做西装、大衣和皮鞋等等,然后开始编班,发学生证。”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7页。伍修权的编号是73号。乌兰夫的编号是51号。1927年10月去中山大学的毛齐华编号是743号。据说,当时苏联的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但是对中国去的这些年轻学生的生活十分照顾,中山大学新生入学以后,学校就给每个新生发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此外还有钟、浴衣、手帕、衬衫、梳子、鞋油、肥皂、牙刷以及其他日用必需品。莫斯科的冬天寒冷异常,学校给每个学生发很厚的大衣、暖帽、雪靴、雨鞋。夏天,学校发凉鞋。不仅如此,学校每月还发给学生一些津贴,让学生用来买书和当零用。学校的伙食也是非常好,“最早来的学生起初每天五餐,他们既不习惯一日五餐,也觉得这样太浪费,便请求学校取消了下午的点心和夜餐。即使改成了一日三餐,但每天的质量和数量还是很高。每天早餐必有鸡蛋、面包、黄油、牛奶、香肠、红茶,偶尔还有鱼子酱。为了让中国学生吃得习惯,学校特意雇来了中国厨师,于是学生可以随意挑选吃俄国饭菜或吃中国菜。校方还曾专门派人到苏联远东采购海参、香菇等名贵食品,为学生改善伙食。”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58页。与张琴秋一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蒋经国回忆说:“每个学生有一本饭票,每月发一本,每人可用饭票到发饭处领饭。饭菜并无优劣之分,完全一律。”蒋经国:《我在苏联的生活》,上海前锋出版社1947年版,第3至4页。在住宿方面,莫斯科中山大学也考虑得非常周到。第一期的学生基本上住在中山大学这座楼内,他们住集体宿舍,每间数人,宿舍里的一切全部由学校提供,如毛毯、枕头、被单等。当学校发现中山大学的学生有六对男女学生已经结婚以后,便在附近为已经结婚的学生租了一栋宿舍,还替这些学生发电车月票。后来,张琴秋和沈泽民就住在这个公寓楼里。

张琴秋和中山大学所有的学生一样,报到以后,也起了一个俄罗斯的名字“安娜·格拉西莫娃”。沈泽民的同学张闻天此时也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也有一个俄罗斯的名字“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姓“伊斯美洛夫”。后来张闻天的笔名“洛甫”,就是从这里谐音出来的。但是,这些中山大学学生的俄国名字,后来很少使用。张琴秋回国后偶尔用“安娜”这个名字。

张琴秋进中山大学时,苏联方面已经给这个学校从组织到教学,作了大量的准备,委任了校长拉狄克,副校长米夫等。学校设立秘书处、教务处、总务处三个机构,还有学生公社(学生会)。学制二年。主要课程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主要学习卡尔·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历史,其中分社会形态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等五种专业课。据说当时校长拉狄克亲自为这些学生讲中国革命运动史,学校甚至还邀请了80多岁的巴黎公社的老社员为这些中国学生讲巴黎公社的经验,为他当翻译的是从法国来中山大学学习的任卓先;世界经济地理;另外还有必修课是列宁主义,教材是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此外还有俄语课,军事课等。这些课程对中国学生来说十分新鲜,所以中山大学的学生的学习都非常用功。

当时,张琴秋刚刚进校,一切还十分新鲜和兴奋。丈夫沈泽民随李立三代表团也到了莫斯科,刚刚到达莫斯科的沈泽民从中山大学的招待员那里得到一张戏票,然后去剧院看演出。沈泽民得知一个月没有见到的张琴秋今天晚上也去看演出,非常高兴。果然在剧场见到张琴秋,两人都非常激动和高兴。沈泽民第二天在给兄嫂写信时,其中写道:“雁冰、德沚: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旅行,我们昨天晚上到了莫斯科了。……我于中山大学招待员处得一戏券,下车后,待旅馆事弄妥贴后,即往看戏。因知琴秋等都在看戏也,至而果在,相见大喜。两俄人见状,以为远别相遇,亦微笑以示同情。”见1925年12月27日《文学周报》第205期。亲人在异国他乡相逢,字里行间,洋溢着沈泽民、张琴秋夫妇俩满满的幸福!

中山大学第一批学生开始上课是在1925年12月中旬,但是开学典礼却于1926年1月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当时已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但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大厅披上盛装,列宁和孙中山的像分别挂在大厅两侧墙上,上面是两国的国旗。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出席仪式并致辞,托洛茨基在演说中指出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希望苏联人民对中国学生表示友好和团结,要求“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不论他是一个同志或者一个公民,他如果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共产党人或者俄罗斯公民。”钟桂松:《沈泽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36页。开学典礼开得非常隆重和热烈,让这些年轻的革命家热血沸腾!开学典礼以后,张琴秋投入紧张的学习中去了。

开学后,身怀六甲的张琴秋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好在沈泽民此时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在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所以,两人有机会、时间可以相互照顾。1926年5月,张琴秋在莫斯科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女孩,这是沈泽民和张琴秋的爱情结晶。夫妇俩取英语中的读音“玛娅”,用俄文给自己的女儿取名“格拉西莫娃·玛娅”。英语中“may”常被人视为最快乐、最幸福、最精彩的时期。然而,女儿的来到,让刚刚入学不久的张琴秋有些措手不及,她和沈泽民都是视革命为生命的人,况且现在还要读书,还要学习俄语。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张琴秋和沈泽民商量之后,决定张琴秋暂时休学,自己带孩子。所以,22岁的张琴秋在中山大学开始了她比别人更加艰苦的学习生活。异国他乡,孩子、家庭、学校、学习功课等,都压在这位从江南水乡来的姑娘身上,考验着张琴秋这位年轻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