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导读

《德意志意识形态》（下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详细构建其“新唯物主义”理论时期所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所撰写的唯一一部专门详尽和系统阐述其哲学基本原理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系统地论证和阐发了他们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学习这部著作，对于了解本真和原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写作背景

《形态》写于1845年9月至1846年下半年。1842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1842年至1844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社会实践，几乎同时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撰写《形态》时，他们已经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大致完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初创工作，正准备一起在各个极不相同的方面详细制定和论证有关这一理论的新观点，这一愿望通过《形态》一书的完成得到了实现。

关于《形态》写作原因和目的，马克思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这样解释：当1845年初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3]马克思的上述话语表明，他和恩格斯两人之所以要撰写《形态》，其主要目的在于要阐明他们的见解与德国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要彻底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历史观，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青年黑格尔派又称黑格尔左派，是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从黑格尔学派中分化出来的一个重要哲学派别，其主要代表有鲍威尔、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重要组成部分和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代表，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准备和理论先导，曾在1835年至1845年期间在德国思想界和社会上发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和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有过密切的接触和交往，并受到过他们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全面清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同时，系统地论证和阐发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形态》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之大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完成的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形态》只有极个别章节以论文的形式在杂志上发表过。《形态》第一章第一次发表是在1924年，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了该章的俄译本。《形态》全书第一次发表是在1932年，以德文原文形式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第一部分第五卷。《形态》第一章第一个中译本由郭沫若翻译，于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形态》第一章是全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该章题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在该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面详细而集中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通过阅读该章，人们不仅可以系统地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还可以深入了解这些基本原理赖以形成和确立的基本依据，以及其中所体现和蕴含的方法论。

二、《形态》（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理

《形态》（第一章）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和出发点，以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集中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主要内容是：

（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

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以及以往的一切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历史时，不是运用思辨的方法，从任意的前提出发，而是运用经验的方法，从现实的前提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现实的前提表述为“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其中，首要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14]

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前提和出发点的全面而完整的概括。包含了几层意思：（1）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而不是鲍威尔所说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所说的“类”、施蒂纳所说的“唯一者”，后者都是抽象的人。唯心主义历史观“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有生命的个人”[16]，唯物主义历史观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7]。（2）现实的个人是从事活动，进行物质生产的。既然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人，他们要维持其自身的生命存在，就需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3）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不能离开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现实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从事着创造历史的活动的。这些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所以“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8]（4）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无须运用思辨的方法，只要运用经验的方法即可确认。

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和出发点，《形态》进而论述了：

1.物质生产是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

近代以来，人开始逐渐成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中心。然而，究竟如何理解人？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将人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性的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施蒂纳的“唯一者”等）。与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的理解不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的个人不是抽象的精神性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19]。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20]个人的肉体组织决定着人们必须进行自己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成为人们的基本“活动方式”。由于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因此，物质生产不仅是人的活动方式，而且是人的“生活方式”，亦即人的存在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1]物质生产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所以，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生成和发展过程。

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观点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或“人性”，将物质生产作为人的本质或“人性”的现实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性观与其他各种人性观区别开来。

2.生产力决定分工，并进而决定所有制

从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进而论述了生产力、分工、所有制三者间的关系。首先，生产力的发展决定分工的发展，“一个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2]其次，分工决定工商业同农业的分离以及城乡的分离，并进而决定商业同工业的分离。“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23]再次，分工决定所有制。“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24]从分工的历史发展的视角，马克思、恩格斯详细考察了历史上的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及其演进过程。

3.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

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活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进而论述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25]“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6]从现实的个人之生产和生活过程来阐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产生过程，这就使唯物主义历史观建立于经验的观察的基础上，而不带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4.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现实的个人不仅包含存在与本质的矛盾，而且包含存在与意识的矛盾。以往的历史观把人的精神、意识、观念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则把人的存在、物质实践、现实生活过程作为其历史观的对象，坚持从人的存在、物质实践、现实生活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27]“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8]按照这一理解，意识、意识形态自身不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及独立发展的历史，而是依附于其所产生的社会物质条件，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一种历史产物：“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29]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30]。

5.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依据现实的个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以及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从哲学对象的角度将唯物主义历史观界定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31]。

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水平相适应，人类认识的重心在古代是自然，在近现代则转移到了人自身。马克思、恩格斯将现实的个人规定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无疑适应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这一客观趋势。这一规定，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双重本性：现实的个人既是历史主体，也是价值主体；前者体现客观的历史事实，后者体现主体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唯物主义历史观既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所描述的单纯的社会关系体系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也不同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现实的人道主义。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和大厦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进而充分阐述了物质生产实践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根据，来揭示社会的结构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构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厦。

1.实践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32]

共产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他们仅仅是为了反对词句而斗争，他们仅仅用词句反对词句，并不实际地反对现存事物，他们的主张只不过是把“人”从一些词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33]。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其现实手段是实践，“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34]。

与费尔巴哈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解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谓“实践唯物主义”不仅关注哲学理论的正确，要如实反映和解释现存世界，而且更关注改变现存世界，关注哲学理论向实践、向现实的转化，关注人的现实解放过程。

“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表明彻底的唯物主义与实践观点是统一的：人所生活在其中的客观世界是经过人的实践活动改变和加工的，是人的实践的对象，而人的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所以，只要人存在，人的实践活动和他们周围的客观世界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只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必然会要求承认和重视实践在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必然会要求将正确的理论转变为实践；反过来，只要坚持物质实践的观点，也就必然会导致对周围的客观世界的唯物主义的了解，导致彻底的唯物主义。

2.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充分揭示了物质生产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指出，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35]。这里所谓“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既包括作为实践对象的社会，也包括作为实践对象的那部分自然界，而费尔巴哈的局限性在于，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感性世界的个人的实践活动。例如，费尔巴哈仅仅从感性直观来看待世界，看待自然，将其看成始终如一的东西。但是，人们“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6]。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已经和正在被人们的实践活动改造的自然，即“人化的自然”。因为，作为人的感性世界的东西，人们能够经验和感知的东西，只能是已经和正在成为人们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的东西。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非人化的自然，不是人们实践和认识的现实的对象，而只是一种潜在的对象。随着人们的实践和认识范围的扩展，非人化的自然会不断转化为人化的自然，潜在的抽象的自然会不断转化为现实的感性的自然。这样，人们的感性世界的领域、范围就会随着他们的社会实践的发展越来越扩大，所以，强调实践是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并不否定“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恰恰以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性为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实践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因而也是人和自然相统一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的“自然的历史”，而人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则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的自然”。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们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他们那里“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37]，他们根本不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38]。

3.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人们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简言之物质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给予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以应有的重视，将其提升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则。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39]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历史过程中物质生产、人的需要的产生、家庭、个人的共同活动、意识等因素，论述了物质生产与人的生产以及精神生产的关系。他们认为，物质生产源于人的生产的需要；而精神生产则根源于物质生产，是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意识只是“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40]“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41]

4.实践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实基础和本质规定

根据以上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就有可靠的根据把实践作为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实基础和本质规定。从实践的观点来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42]

5.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生产关系）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诸种社会现象中划分出来，生产关系在多数场合又被称为“交往形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物质活动的关系。交往形式受制于生产力，它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上都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因此也就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由个人的自主活动条件转化为它的桎梏，从而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新旧交替的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43]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如下一些富有启示意义的重要论点：（1）各个人的力量就是生产力，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2）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现存生产力和交往形式。（4）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个人活动与交往形式的关系。（5）交往形式更替的历史同时也是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6.“市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以及观念上层建筑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交往形式（生产关系）从各种社会关系中划分出来作为社会结构中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并沿袭传统社会学的术语将其称为“市民社会”。按照他们的理解，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也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市民社会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在揭示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的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以及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

他们认为，国家是交往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44]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相适应的，尽管它具有以前的国家所不曾具有的普遍形式和独立性，但它不过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45]。国家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一切共同的规章制度都以国家为中介并获得自己的政治形式。而法作为一种规章制度，无非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普遍表现，是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表达。

关于观念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6]，因为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这就决定它必然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说到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47]。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要是统治阶级中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的产物，因为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形式出现在统治阶级中间。马克思、恩格斯还研究了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统治阶级往往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做法其实只是在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较多的联系、还没有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时才有其合理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方面提出的主要观点有：（1）市民社会即经济基础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标志着构成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基础的社会生产和交往组织。（2）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3）法是一定的所有制关系的表达。（4）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式没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5）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

综上所述，物质生产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人类历史和客观世界的钥匙，它从根本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正是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境界，从而也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根本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

（三）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未来社会构想及其价值目标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未来社会构想——共产主义及其价值目标进行了清晰、详尽的论述。在这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是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出现的。

1.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辩证关系的原理，阐明了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它归根到底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交往为前提的。

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内）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社会形态出现的，是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对此，在理解上，应注意其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

2.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活动的“异化”的扬弃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活动发生了明显的异化：“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的活动的“异化”的扬弃，“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49]

3.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和过程

由于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和过程，“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50]

4.共产主义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他们的世界历史的理论，这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的“全球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生产力越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被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和民族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越成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开启，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它使地域性的生产力成为一种国际化的生产力，为生产力的保存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障。其次，世界历史为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共产主义的建立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人们之间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因此，它只有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是有可能的。再次，世界历史为个人的解放创造前提。个人只有能够摆脱民族和地域的界限而同世界生产发生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生产的能力，才能由地域性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个人。总之，每个个人的解放程度是和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而共产主义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

5.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建立共产主义的实际前提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才能扬弃人的活动的异化，才能消除贫困、极端贫穷的普遍化，才能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建立起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使地域性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51]，这就是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消灭私有制，为自由个体的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

6.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实质是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确认，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和实质就是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们对共产主义做了如下田园诗般的描述：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52]

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消除了旧式分工（强制性的分工），人们便可以在任何领域内自由发展，从而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所谓共产主义就是使个体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使个体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自由个体的联合体。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区分了两类“共同体”和两种“个人”，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完全是“虚幻的共同体”，在那里“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3]而共产主义则是“真正的共同体”，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54]与上述两类“共同体”相对应，是彼此不同的两种“个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所谓“偶然的个人”是指对这些人来说，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社会分工、生活条件等等都是偶然的，这些外在地降临到他的面前而令他无法驾驭的、单方面强加于他的外部条件，“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55]这些“偶然的个人”被硬性地钳制于“虚假的共同体”之中，个人与其生活之间“互为偶然”，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偶然的东西。因此，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必须推翻他们面临的生存条件，建立“真实的共同体”，以实现自觉自由的联合，通过“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56]。共产主义将是偶然的个人的扬弃和有个性的个人的生成。

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自由，不是精神自由，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实践自由，而是“自主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主活动”是“自由个性”的规定，只有在“自主活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所谓“自主活动”是指主体按照自身的意愿自我决定、并且能够自由支配所需的各种外部条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成为“强制劳动”，已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成为摧残生命的方式，成为“自主活动”的否定方式，成为手段。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实现个人“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57]，实现“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的一致，实现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

在《形态》中，“物质生产实践”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像两条相互交织的红线贯穿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前者体现客体的维度、科学性的维度，后者体现主体的维度、价值性维度。“物质生产实践”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真髓，也是它的当代价值所在。

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所阐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1.《形态》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从1844年起就开始着手创建他们的新世界观，其间有两部反映新世界观的著作，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这两部著作都阐述了新世界观的重要原理，但都不够系统完整，还是不完全成熟的作品，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它们为新世界观的全面建立做好了理论准备。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全面建构了新世界观的理论框架，但却没能展开。《形态》则是真正全面、系统、详细阐述新世界观的标志性著作，它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建构的新世界观的理论框架变得有血有肉，变得丰满起来，成为一个有着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的系统的哲学世界观。《形态》作为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进一步说明、发挥和展开，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过程的完成，它完成了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详细制定新世界观的任务，它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

《形态》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基本完成。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不是指个别观点和个别原理的出现，而是指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的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原理的系统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仅对于哲学、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具有革命意义，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2.《形态》的实践意义

《形态》所阐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其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的原理为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哲学基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与国家（政治上层建筑）以及观念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原理为当今中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奠定了哲学基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原理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奠定了哲学基础。《形态》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历史性、市民社会与交往实践、个体与共同体等问题是当代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形态》所创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对于澄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人们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当今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社会发展方向，探索新时代社会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