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超越“文化的悲剧”：在认识论和交往之间

董明来/译 赵星植/校

摘要：

本文阐明皮尔斯的范畴论以及卡西尔后期“基本现象”学说中所暗藏着的或多或少的现象学，并试图拓展卡西尔本人的提议，从而为人文科学（或者，用我们更喜欢的说法，符号学科学）奠定基础。本文的这一路径，主要是在修正布拉学派符号学研究进路的基础上，对交往之基本情况进行厘清。在本文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基于两场学术讨论，考察卡西尔有关科学理论的提议。第一场讨论卷入了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和狄尔泰。第二场讨论则由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发起。虽然我们是从结构主义之产生的隐秘成果中得出了结论，但卡西尔在其中乃是一个多少有点无意识的成员。在本文的第二个部分，符号学科学被实验性地建立在关于常态的科学的基础上；这种科学的缩影，乃是胡塞尔的关于生活世界的科学：它把不同的“基本现象”展示为三种基础性的认识论操作的基础。这三种操作来自交往行为；对于符号学科学的发展来说，交往之行为都是必需的。

惊惧于纳粹的步步逼近，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与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登上了同一艘——其实是最后一艘——从瑞典开往美国的船。这次与雅柯布森的相遇或许可以算作是他发表“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Cassirer 1945b）一文的直接原因；该文发表于1945年，他去世的同一年。并且该论文所提及被言说之物的那些更深层原因，依然毫无疑问地能在卡西尔本人的早年作品中找到——而且，从相信索绪尔式符号学和皮尔斯式符号学之间存在简单对立的那些人的角度来看，这些原因会把我们带得离后者更近。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这个故事的基本教益是，我们没有理由在皮尔斯（Peirce）和索绪尔（Saussure）之间做出选择。这并非是因为他们都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是），而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符号学传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丰裕（plethora）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