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杜范与淳祐更化

上节讨论了端平更化中两浙朱子学的代表徐侨、叶味道的处境，此二人都以论思献替为己任，且在朝时间都不到一年，基本上没有机会卷入现实的政治运作。到了淳祐更化（1241～1245），两浙朱子学的另一重要人物杜范则直接拜相，身处政治漩涡的最中央。

一 杜范的政治作为

杜范（1182～1245），字成己[94]，号立斋，台州黄岩人。杜范的叔祖杜爗，字良仲，是朱熹门人，[95]其弟杜知仁，字仁仲，仰慕朱子之学，但未亲炙朱子，杜范称之为“方山叔祖”。[96]杜范中嘉定元年（1208）进士，调任金坛尉。至嘉定十年（1217）[97]，再调婺州司法。在婺州任上，曾得到乔行简的赏识，《清献集》卷二《太师平章乔文惠公挽歌词三首》第三首云：“忆在乌伤日，惊腾鹗荐辞。自怜拘法守，何以答心知？”[98]即指此事。绍定三年（1230），主管户部架阁文字。绍定六年（1233），迁大理司直。端平元年（1234），迁军器监丞。端平二年（1235）九月，除秘书郎。[99]寻拜监察御史。端平溃败，杜范论丞相郑清之不已，改太常少卿。端平三年（1236）十月，迁秘书监，兼崇政殿说书。十二月，除殿中侍御史。[100]在殿中侍御史任上，弹劾参知政事、签书枢密院事李鸣复，改起居郎，不就，改授江东提刑、浙西提刑，皆不就，李鸣复亦出任外官。

嘉熙二年（1238），差知宁国府。嘉熙三年（1239）到任。四年（1240）召还朝，入对称旨，迁权吏部侍郎兼侍讲。十一月，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权礼部尚书，改礼部尚书兼中书舍人。淳祐二年（1242）六月，擢同签书枢密院事。四年（1244）正月，迁同知枢密院事。时李鸣复任参知政事，杜范耻与其同列，固辞，除资政殿学士、中大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理宗不得已罢李鸣复。时值丞相史嵩之遭丧，十二月，拜范锺左丞相、杜范右丞相。五年（1245）四月卒，赠少傅，谥清献。

因为资历较浅，杜范在宁宗嘉定年间默默无闻，至端平二年（1235）军器监丞任上转对时，他揭穿了端平更化的名不副实：

陛下亲览大政，两年于兹。今不惟未睹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如旧之忧。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积三四十年之蠹习，浸渍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胜救者，其原不过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惩其弊原，使私意净尽。顾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或滥于私予，天讨有罪而或制于私情，左右近习之言或溺于私听，土木无益之工或侈于私费，隆礼貌以尊贤而用之未尽，温辞色以纳谏而行之惟艰，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纸尾押敕，事不预知，同堂决事，莫相可否，集义盈庭而施行决于私见，诸贤在列而密计定于私门，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则教条之颁徒为虚文。[101]

史弥远专权所积累的“积三四十年之蠹习”一时之间难以去除，理宗本人不能从谏如流，对于朱子学人士表面上礼貌备至，但“用之未尽”，“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当时颇有人望的宰相郑清之，其思想本质上是史弥远专权的产物，其政治路线并未因史弥远去世有所改变，而且郑清之与其他宰相执政不能和衷共济，“此大臣之私有未去”。端平三年（1236），杜范改监察御史，对郑清之的抨击更加尖锐，尤其针对道学士大夫心目中对郑清之抱有“礼贤下士”“持身清廉”的幻想，杜范认为：

而大臣方且为固位持禄之计，孰与任社稷存亡之忧？且其好善之名不足以掩恶直之实，尽公之念不足以胜为私之情，一身之廉不足以盖一家之贪。而同列之人，存形迹以苟容，几于具位；视颠危而莫救，徒有空言。是以出一令、立一事，漫无成谋，卒无定见。[102]

杜范认为，郑清之表面上礼贤下士，将真德秀、魏了翁之流召入朝廷，但在重大的政治决策上师心自用，且与右丞相乔行简不睦。杜范对郑清之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通过端平更化入朝的朱子学士大夫。像真德秀就把端平元年（1234）军事上的溃败归结为史弥远三十年专权的恶果，把史弥远比作庸医，却把郑清之比作扁鹊，被庸医耽误得病入膏肓，即使是扁鹊也无能为力，表现出对郑清之的某种偏袒。黄震《真德秀传》曾比较杜范与真德秀对郑清之的态度：“其（真德秀）议论与范严恕不同乃如此！”并在传末赞文中对真德秀有所批评：“（真德秀）天下浩然归重，所望致太平者，而独不知端平贪妄之为非，何哉？”[103]称赞杜范目光如炬，很早就看清了郑清之的本质，而对真德秀回护郑氏感到不解。

不但郑清之是私，乔行简、史嵩之也是私，只是私的表现形式不同：“且端平尝改绍定矣，而弊反甚于绍定；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于端平；淳祐又重改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焉，何哉？盖端平失于轻动，嘉熙失于徇情，而淳祐则失于专刻。轻动者，其私在喜功；徇情者，其私在掠美；专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同出于私，而专刻又私之尤甚者也。”[104]乔行简在嘉熙年间独相，过于宽大徇情，去恶不力，受到了杜范的批评。史嵩之具有很出色的军政才能，果于自用，因此轻视道学士大夫，故杜范评其为“专刻”。但和郑清之不同，乔行简在端平更化中反对用兵，因此杜范对其评价较郑清之高，《太师平章乔文惠公挽歌词三首》第一首即云：“奕世诸贤辅，清朝得老成。谏兵秦蹇叔，忧国汉萧生。更化人皆仰，调元位独亨。天迟诸葛死，尚欲致升平。”[105]

既然把国势颓唐的根源落实到皇帝、大臣的“私心未去”，那么朱子学就有用武之地。淳祐二年（1242），杜范拜同签书枢密院事，进对时，将国势之安危完全归结于理宗一心一念之间：“人主代天理物，一毫之私不容间也。……剥复之机，特在陛下一念转移，人心皆于此乎观之。”杜范认为理宗的各种弊政“私恩之酬”“私昵之爵”“私怨之宿”“私敕之降”“私财之贮”统统违反天理，是“私心”的表现：“动不以天，其何以弭变？”[106]因此，解决南宋政治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正人心，因此朱子学的官学地位只能更加巩固，不能削弱。杜范讲：

近者召用儒臣，发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盖以人之一心，万事主宰，故欲阐先贤之格言大训，以切劘陛下之心术，为建事立业之基，此正大臣格心事业。虽施之于用，未睹厥成，此当责之于用功未实，故成效未著，不可以其言为清谈无益实用，而欲委而弃之也。窃闻近有好议论者，从而诋訾讪笑之，是将以不致之知、不诚之意、不正之心，而欲有为于天下，万无是理。陛下一惑其言，则将有厌薄儒学之意，而奸驵嗜利之徒，偷为一切以攫取陛下之富贵者，乘间而售，则人心失而国本摇，天下事去矣。此贤不肖进退之机，天下安危之所系，不可不谨也。臣愿陛下亦崇儒学，以其讲明，见之力行，毋徒资诵说，以事美观，而卒堕或者清谈之讥，则天下幸甚。[107]

作为端平更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子学传人如真德秀、叶味道、徐侨等纷纷入朝，侍读侍讲，虽然这是郑清之虚伪礼贤的结果，但他们入朝之后所讲之学是朱子学，朱子学正是正心去私之本，是当务之急。尽管杜范激烈地否定端平更化，却认为应该为端平更化的失败负责的不是朱子学，而是真正在主导军国大政的人物，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两府大臣的领袖郑清之，不能躬行践履朱子学。如果有人（譬如李鸣复、史嵩之之流）把端平的失败归结于朱子学的讲学，那就是“奸驵嗜利之徒”。可见，杜范对朱子学的有效性抱有不可动摇的信仰，一切问题不在于尊崇朱子学是否正确，而在于朱子学的理论是否真正地被实践了，即所谓“见之力行”。

对端平更化中的魏了翁，杜范则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因为当时郑清之没有给予前方督视京湖军马的魏了翁以足够的事权：“以至宏建督府，付以阃外之寄，奏劾细事，亦且稽于报行，其何以使之作厉士气，责其御侮之功？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而玩视若此，此臣之所未谕也。”[108]所谓“奏劾细事”，就是魏了翁在前方赏罚将士的奏状，朝廷不但没有充分支持，反而迁延不议，最终魏了翁黯然离任。杜范总结整个过程：“如近者督府之始建也，仓卒而行之，继乃灭裂而遣之，其终也，模糊而罢之，徒有邱山之费，曾无锱铢之补。凡此等类，非止一端。以是而继体守文犹且不可，尚欲其兴衰拨乱，不已难乎？”[109]事实上，魏了翁自己对被外派督师也极感突然，毫无准备，就像杜范说的“始建也，仓卒而行之”，显示了郑清之对魏了翁的猜忌和防范。魏了翁的例子说明，朱子学没有被切实地贯彻于现实政治中，自然不能对端平更化的失败负责任。

杜范对朱子学的坚定信念，和他在端平更化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为他赢得巨大的人望。他拜相后，朱子学大夫仿佛在漫长的黑夜中顿时看到久违的曙光：“权臣（指史嵩之）夺起复，而杜立斋相、游克斋召矣。当是时，朝廷清明，众正来会，公论为之大快。臣知有忠，子知有孝，士大夫知有邪正。”[110]黄震也说：“时范已病，亦力疾思报，条革时弊，善类相庆，都人欢呼载道，天下方欣欣望太平。”[111]这种说法的夸张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社会风气不可能在杜范为相的80多天里得到根本扭转。吴泳则把杜范拜相后的处境与北宋哲宗元祐年间司马光拜相相比：“大丞相平日清夷，直大事到手，幸勿以忧畏为怀。元祐初，或有以他日报复之事撼温公者，公以为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丞相傥有大建眀，终利于国家者，便当于进见之初，历历敷奏，不必疑其所行也。”[112]吴泳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道学士大夫向来难进易退，爱惜羽毛，面对小人攻击时，容易选择退出政局自保，吴泳鼓励杜范像司马光那样对赵宋王朝的气数充满信任，不避嫌怨，勇于任事。事实是，杜范拜相后碰到的第一难题是疾病缠身、精力不济。罗大经《鹤林玉露》有这样一则故事：

杜成己为相，以为宰相日见宾客，疲神妨务，无益于事，乃不复见客，但设青柜于府门，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柜撤去。有题一联于府门者曰：“杜光范之门，人将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柜，我且卷而怀之。”夫题门者则已薄矣，而成己此举，亦未之思也。[113]

罗大经觉得那个题门联的人固然轻薄，而杜范此举也是欠考虑的，毕竟接见宾客是宰相获取信息、沟通下情的一个重要途径。杜范此举的真实原因是他的精力不济，应付公事已经难以为继，遑论接见宾客？病势如此，加上南宋政权内外交困，百务丛脞，使得政务积压，不能处理。到淳祐五年（1245）三月，杜范已病重。驾部郎官江万里入对时批评说：“二相（指杜范与范锺）退逊太过，中外皆无精彩。”理宗表示同意。[114]杜范的“退逊”并不是因为担心小人报复，而是精力不济，左丞相范锺则又又怕蒙受独断专擅的恶名，不敢负起责任。三月初七日，杜范面对理宗奏称：“范锺与臣固同心协恭，但意见有异同，秉性有缓急。臣今病体未复，尚当告假，又不得时与范锺面议可否，以致事有积滞，颇涉人言。”[115]杜范很快无法支持而去世。

杜范去世后，也许是受了吴泳启发，黄震也把杜范与司马光相比：“公未贵，人已比之司马公，上亦尝以司马公目之。……其迹往往类司马公。时司马公承新法蠹民之弊，可决裂变之一旦；公乘权臣蠹坏风俗之弊，非一旦可变，此其效为不同。然司马公受知宣仁，公受知理皇，皆所谓千载一时，乃皆天夺之遽，志士仁人所为掩卷于邑而不能已已者也。”[116]

二 杜范对朱子学的维护

按照黄震的说法，杜范以躬行践履为主，“《易》、《礼》、《春秋》、《禹贡》、关洛诸儒微言，皆有论述”。[117]然而这些著作大多亡佚，现在只能从《清献集》和其他人的转述中略知一二。

首先看杜范研习朱子学的方法。嘉熙三年（1239）前后，杜范知宁国府时，府学教授林某以朱熹《大学章句》中的三句话为题考试诸生，并将考卷送杜范过目。杜范批阅这批试卷后复信，专门谈如何钻研、理解朱熹的《大学章句》：

朱文公《大学章句》《或问》，其说极详尽明白，但熟复深味，则三句之意晓然。今观诸兄所释，多未通透稳实，想是初看此等文字，未能浃洽故尔。中间有邵应桂、王一鹗颇胜余作，又有邹学宾老而不倦，亦良可敬。……余者或敷演泛滥，援据差舛。又其间有全不曾看文公之说，草草塞白者。今漫以愚见略批数字，更望潜心讲学，且只于文公《章句》《或问》中仔细研究，以求通彻。或有所疑，不妨相与质难。此邦陈司理，其乃祖克斋先生（宇按：即陈文蔚），为文公高弟，其家庭讲贯，颇有源流。恐某郡事颇冗，无暇商榷，切幸从司理一叩之，必有切磋之益。府教更宜以此意勉诸生，不胜至望。[118]

杜范在百忙之余亲自批改府学学生的习作，批改标准就是必须以“文公之说”为旨归。读朱熹《大学章句》，应该通过《或问》辅助，而不需其他杂书，主要依靠反复涵泳，其意自现。杜范认为，陈文蔚的孙子时任宁国府司理参军，“家庭讲贯，颇有源流”，希望府学师生多多向他请教。可见，杜范很重视陈淳所说的“师友渊源”，如有可靠的传授则在修习钻研时不走歪路，义理纯正。总之，离开朱熹的时代越远，朱子学的文献积累越来越多，初学者未免眼花缭乱，在这种情况下，杜范对传授统绪更加重视，强调把注意力聚焦到经典文本的本身。

一方面是加强对朱子学著作的研读和理解；另一方面，对朱子学以外的思想，如浙学、陆九渊心学，也要加以分辨，不能混淆。杜范的学生车若水（也曾向陈文蔚问学）早年倾心于叶适（号水心先生）的辞章之学，后在杜范的指导下，方知叶适的辞章之学为朱子学的异端：

予登筼窗（陈耆卿）先生门，方逾弱冠。……相与作为新样古文，每一篇出，交相谀佞，以为文章有格。……既而见立斋先生（宇按：即杜范），见教尤切。后以所作数篇呈之，忽贻书四五百言，痛说水心之文。是时，立斋已登侍从，其意盖欲痛改旧习不止，如前时之所诲也。予此时文字已自平了，但犹有作文之意，而自家讲习，多为外物所夺，然未尝不自知。先曾有诗呈立斋先生，云：“童牙苦呫毕，嚼瓜灯烬烂。衡缩高于丘，才作文字看。精微隔几尘，健笔抵流湍。开眼天地燎，始识用书难。千葩惭一实，本根耐岁寒。”先生甚喜，常常吟咏。顾昏懦不能大激励，盖知世间学问只有一路矣。先生不以文名，而论作文之法，极是切至。[119]

陈耆卿是叶适门人，主要继承了叶适的词章之学，车若水曾向其问学。这里提到“立斋已登侍从”，当是淳祐元年（1241）以后事。可以看出，杜范对叶适十分警惕，在他心目中“世间学问只有一路”，就是朱子学。杜范所大加激赏的车若水诗，结以“千葩惭一实，本根耐岁寒”一联，意指叶适之学为“千葩”，朱子学是“一实”；朱子学是足以“耐岁寒”的“本根”，而“千葩”只会凋谢。这从侧面反映了杜范对朱子学的态度，以及他的文学观。

对陆九渊心学，杜范的态度更加复杂，《清献集》卷十七有《跋杨慈湖为陈孔肃作修永室记且自为之书》，杜范说：

孔肃名室之意深矣，盖知道远难至，而欲勉强力行，以致悠久不息之功也。慈湖广其说，至“无思无为之妙”，其旨几于过高，且修之为义，似亦未之及。然观其字画，端严清劲，使人望之凛然，亦足以见其所存不惰，而随寓有则。学者因是以收敛此心，而日加存养焉，岂非所谓修己以敬者耶？[120]

从理论上，杜范批评杨简宣扬“无思无为之妙”，崇尚顿悟，而失去了“渐修”工夫，有流入禅宗的危险。但是，杜范从杨简的书法中看出他确实有很深的“收敛”工夫，时时提醒，察识本心，对于后学来说，能达到这样的修养境界也值得称道。这说明，不管陆学和朱子学的分歧有多么大，两家在工夫论上其实有一定的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