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田野与资料

笔者在长安镇的田野调查是从2010年8月至2011年8月。其间主要调查点是长安镇老街及其附近的大巷、河勒、凤凰等村落。为了对一批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契约文书及相关资料展开较为细致的考察，笔者曾在距长安40公里的板榄镇门楼村进行了半个月的调查。虽然田野工作所涉及的地点较多，但整体调查思路始终以长安镇为中心。村落的相关资料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梳理长安地方社会的发展脉络。

长安镇位于融安县中部，作为融安县县治所在地，是融安的经济、政治中心。东与大坡乡、大将镇毗邻，南与浮石镇相接，西、北分别与融水苗族自治县安陲乡、三江县的丹州镇相连。枝柳铁路、国道209线、融江河穿境而过，其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历来是桂北、黔东南、湘西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融江由北至南穿县境而过。融江是近代贵州、湖广、广西、广东等地商业贸易的黄金水道，又被称为潭江[86]，发源自贵州独山，流经榕江、从江两县，至三江老堡合浔、榕二江，经长安古镇东面，下融水镇，至柳城县凤山镇与龙江汇合后南下柳州，再出梧州可达广州，因此，长安镇又是近代广西四大名镇[87]之一，素有“小柳州”之称。全镇辖区面积257.3平方公里。镇下辖5个社区24个行政村，共145个自然屯，343个村民小组，现有人口12.68万，以汉、壮、苗、瑶、侗等民族为主。[88]长安镇镇区及所属各村人口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低。

长安镇人口主要来自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多以经商为生，其中以广东商人势力最大。在长安商业最为繁盛的民国年间，太和街、升平街、兴隆街、兴仁街等主要街道构成了长安商民的主要活动空间，从街名可以体会到长安市镇浓烈的商业气息。上述街道两旁，鳞次栉比地矗立着具有南岭风格的骑楼，骑楼一般有三至四层，一楼多为商铺。骑楼的兴建与流行，明显受到广东建筑风格的影响，这也表明在长安市镇的商业兴盛时期广东商人在此地的重要地位。有长安民谚道：“秦李开大巷，江何立长安。”江家是当地人集体记忆中立足最早的家族。诚然。清代及民国时期，江氏家族在长安地方是最有影响力的家族，这不仅是因为其在长安镇拥有最多的地产和房产，而且清末的江蕴琛点了翰林、任过知府，而民国时期，其侄子江云渠又为融县参议会议长。二人是“在镇”绅士之首。总的来说，长安镇地方精英的势力来自以广东籍富商为主体的商界精英和以江氏叔侄为代表的“在镇”绅士两方面。

除了长安镇，笔者较为关注的村落是紧邻市镇的大巷、凤凰与河勒等村。大巷村以秦、李、黄等姓为主，凤凰村几乎全为黄姓，两村的大姓都来自湖南。综合比较秦、黄二姓的宗谱或墓志的记载，二者均为明清之际迁至现居地，有趣的是，尽管籍贯不同，但二者都声称始迁祖出自“大巷口野狼村”，现在的大巷是因自己的祖上的原居地而得名，且都言之凿凿，表示有原居地的“家门”[89]可以证明。凤凰黄氏家族的人甚至认为，民谚应该是“黄李开大巷”，秦家是较晚迁入的。大巷有乡绅多人，除举人罗朝纶外，其余皆以新学而入绅界。河勒以曾、林两姓为多，祖籍广东罗定。由于迁入时间较大巷的湖南籍村民晚，历史上颇受临近的凤凰黄氏压制，直至民国10年曾氏家族有人带武装队伍回乡，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此种态势。

笔者关注的重点是清季民国时期以长安镇为中心的地方社会结构过程，所运用的材料主体来自田野调查。自马林诺夫斯基创造性的实践开始，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田野调查方法就为大多数人类学者所遵循。值得一提的是，田野调查应该基于对特定地方的人文关怀进行，以当地人所关心的事物为调查者所关心的事物，这样的理念使研究者能够站在调查对象的立场来观察地方社会的问题。要“进入对方所关切的问题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是研究者要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精神，对田野点的所谓“无关主题的事物”的漠视，往往使研究者的问题敏感性受挫，[90]地方性知识和经验有益于理解研究对象，因此，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尽量不带自己对长安的预设进入田野，特别是在与报道人交流时，更愿意跟着他们感兴趣的回忆前行。“事物通常是根据他们被理解的方式而变得有用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运用’超越了物质经济利益。”[91]田野调查中，报道人多为旧时长安商铺的伙计、商铺老板的后人、文化部门的干部、地方上的耆老等。笔者凭借他们的记忆或对长安的认知，收集地方精英经略长安的个案、长安的掌故等口述资料。

调查伊始，要得到报道人的理解十分困难。多数情况下，报道人对笔者所关心的问题感到不解。“那些陈年旧事，说它还有什么用？”这是多数报道人最初对笔者的回应。另外，一些民国时期绅士、富商的子弟在被问及家族史时，总是三缄其口，而特殊历史时期给家庭带来的创伤则是他们最愿意诉说的话题，因此，在与报道人的交流互动中，笔者多数时候要以对方关心的话题作为谈话的切入点，循序渐进地引入调查的主题，其间可能还须不断地将报道人从特殊历史时期的悲惨记忆中引回正题。随着调查的深入，报道人对笔者相对了解，访谈工作也随之变得较为从容。特别是对几个关键报道人的确定，使笔者的田野调查具备了深入访谈的条件。

由于报道人的经历与记忆的局限，在田野中收集地方文字资料变得同样不可或缺。中国区域社会的实情是，要在地方上发掘事件、发现历史，理解结构，地方的、民间的文献资料是不可或缺的素材。越往上追溯时间，我们在行政层级较低的地方社会所能挖掘到的史料越少。但作为地方发展的过程，长时段的历史溯源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有必要运用较高层级的史料来展现我们所关注的“小地方”，包括地方志和文史资料，以及地方档案材料等。地方史志是文献收集工作中的基本材料，能够帮助笔者比较全面地认识长安，并且有利于笔者从更高的角度来观察长安在区域中的地位。民间资料，包括地契、家谱等，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对理解长安不同人群的关系，以及理解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下的社会结构非常重要。田野工作和历史文献各有其作用和价值，只有对两者进行相互印证与比较，才能使市镇社会的展现更接近真实。在长安调查期间收集到的文献资料主要有地契、宗谱、碑刻、个人传记及民国地方政府文件等。一些能与访谈材料相互印证的文字资料，是应用性较强的地方文献。

在笔者所收集到的地契中，作为庙宇管理者的会首以村庙的名义买田并批耕的契约，使清代长安地方村庙的经营管理过程得以部分呈现；另外，通过统计和研读板榄门楼村所获的70份契约，门楼韦姓家族的发家史及村落社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而且，基于对此类契约的分析，以长安为中心的市场体系形态也可说明一二。在宗谱方面，《大巷秦氏宗谱》记录的内容比较全面、翔实。宗谱上记录了每个人的姻亲关系，笔者由此能直接了解清代及民国时期长安社会乡绅家族的婚姻圈形态。而最为特别的宗谱是《凤凰黄氏宗谱》，其中开篇记录的是一场发生于民国初年的家族官司，其中的人物及其活动是笔者管窥地方社会关系网络的窗口。对长安碑刻内容的分析于本书也有重要意义，如通过比较分析村庙圣山庙《捐资修庙碑》和镇庙《关帝庙募捐碑记》中的捐款人可知，村民和镇民在庙宇权属上的概念相当明晰，虽然都可以参加庙会，但各自捐资修庙。明晰的权属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村民与镇民、乡绅与商人的社会关系形态。个人传记方面的材料，更是明白无误地向笔者展示了传记主人的关系网络，如《朱伯初自传》，记录了商人朱伯初如何进入商界，其与合作者的关系及交往经过，以及营商于柳州、富禄、八洛的详细过程，从该传记中，笔者不仅可以看到传记主人的主要社会关系，而且还从其营商的地点迁移中观察到了区域市场体系的结构。关于绅士，则有《内兄业师罗朝纶略传》，其叙述了大巷举人罗朝纶悬壶济世、举善行医的生平，内容虽简，却为笔者继续追问和发掘地方绅士的社会关系网络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访谈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