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吃饭哲学的终结与自我实现需求的缘起
从执政党的视角出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将为中国社会迈向新的历史阶段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国家战略规划将面临新的抉择，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动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同样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却与人民的需求和期望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固然与政治体制改革未到位这一原因有关，在执行小康路线过程中，执政党和国家的中心和注意力侧重于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尚不能用同样多的精力和力量开辟小康工程以外的第二个国家工程，这种状况由我国国情决定，适应了以生存为中心的国家集体行为的逻辑。
（一）生存哲学的三个经典表述
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和前提，任何人和民族只有在“活下去”的前提下才能够生活。与生存的概念不同，生活是具有更多含义和品质的高于生存概念的范畴，与阿玛蒂尔·森提出的“生活水准”概念相当，但生存概念始终是基础性的普遍概念。
霍布斯从人的感觉、欲望和激情出发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讨论了人的生存哲学。生存哲学的发端被称为“自觉运动”，只有了解什么是“自觉运动”，才能为人的科学奠定基础。“自觉运动”就是人的欲望或激情，如饥、渴、怒、情欲等是最原始的欲望或激情，这些欲望或激情构成了人的天性。只有保存和维护人的天性，人才可以活下去，失去或缺少这些天性，人将面临死亡。“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以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15]在保存生命面前，只有绝对的权利而无任何义务，这成为区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重要因素。自然状态是无政治、无国家、无道德、无伦理的状态，缺乏约束人的一切外在规范。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刻画了一幅“人对人的战争”的悲惨世界，此幅图景又何尝不是对一些社会曾经存在或依然存在的悲惨状况的写照呢？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是理性人的必然选择，社会状态的建构只是改变了人们自保的方式，却没有丢掉保全生命的权利。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的著名论断。存在首先表现在人的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16]注重吃穿住行并把这些活动上升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起点。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加强了这个认识：“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17]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总和还要大的生产力和物质生活资料，对此马克思给予高度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封建主义的弊端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只有在与封建社会的比较中才能体现出来。
社会发展阶段论表明，任何社会都有与之相符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或者说该社会就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往方式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告别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时代，进入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代。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主义当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必要阶段和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来理解的。没有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的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普遍的交往关系以及‘人的政治解放’的条件，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18]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是有严重缺陷的，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资产阶级创出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成为自身消亡并被社会主义替代的掘墓人，关于这一点，熊彼特阐述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同样给予了方法论的支持。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确立了生存需求作为其他的人的需求的出发点和基础性作用。人的生理、安全、爱、尊重和自我实现构成了一个需求层次体系，任何一个需求的出现都是以较低层次的需求的满足为前提的，每一级需求的满足都为进入高一级层次提供了激励机制。在多层次的需求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需求是生理需求。人们需要食物、饮料、住所、睡眠和氧气，只要这一需要还未得到满足，他们就会无视或掩盖其他的需求。如果一个人极度饥饿，那么，除了食物之外，他对其他东西会毫无兴趣。他梦见的是食物，记忆的是食物，想到的是食物。他只对食物产生感情，只感觉到食物，而且也只需要食物……对这种人来说，能确保他一生衣食无忧，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诸如自由、爱、与人交往、哲学等被视为无用的奢侈品，因为它们并不能被当作食物来填饱肚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说面包比自由重要。[19]
可以认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属于低级需求，这些需求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高级需求，它们通过内在因素才能满足。在不发达国家，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大，高级需求占主导的人数比例较小；在发达国家，则刚好相反。对人的需求的这种区分，特别是低级需求要借助于外来条件的观点使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产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的效果。在低级需求满足方面应当遵循社会发展阶段论，只有低级需求相对得到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才能出现并在需求结构中占有中心的位置。
（二）生存法则与自由法则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0]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中国经济开始加速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李泽厚的“吃饭哲学”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中国的整体存在状态，“‘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21]一百多年来，由于内忧外患的存在，中国社会在总体上处于贫困和落后的状态，个体人则是长期处于饥饿或拥有饥饿记忆的生存状态之中。在经历了反右、“文革”以及其他政治动荡之后，国民经济在改革开放前夕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民中的大多数人在温饱线上挣扎。摆脱贫困，为生存而战，为免于饥饿而变，这几乎就是人的生存本能最直接的表现。
小康社会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目标有其鲜明的现实紧迫感以及人们对温饱的强烈需求。温饱型需要主导了国家行动，奠定了争议最小的国家哲学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但仍有不少的人口在温饱线上徘徊，即使脱离了温饱走向小康的人们也保留着深深的饥饿记忆。小康路线的初始目标首先是要解决全体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小康的标准无非是高标准的温饱标准。吃饭哲学作为一种国家哲学没有否定精神力量的合法性存在，但出发点仍在于保障衣食住行的“历史起点”，与此相适应，在没有全面解决全体人口温饱的历史时期，执政党和任何一届具体政府的政治行为也必然是吃饭政治。新的需求因人而异，这是由处于不同需求阶段的人的自身状况决定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一种本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与动物共有的需求，但只有人才具有对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等的非物质性需求。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人开始孕育和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无论是吃饭哲学还是吃饭政治都不能无视这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及其发展趋势。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提出了与这一命题相同的主张。“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物质和精神之间的逻辑关系。“仓廪实”“衣食足”是“知礼节”“知荣辱”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然而，倘若不把“仓廪实”“衣食足”解释为富裕的概念，而是关乎温饱的生存性概念，在“仓廪实”“衣食足”和“知礼节”“知荣辱”之间就搭起了充分条件的桥梁。爱与自爱的主题归属荣辱说，它关乎伦理、道德等忠诚或善的问题，尊重和自尊的主题则归礼节说，涉及法律秩序。[22]
爱与自爱、尊重和自尊分别构成了自我实现的行动逻辑。爱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不同表现形式。自我实现的运行规律乃是人的自由天性展开的过程，自由是爱、尊重等自我实现需要的手段。自我实现是指一个人成为想要成为的人，即社会成员在思想、行动、人身等方面的自主状态和可行能力。一个缺乏思想和人身自由的人虽然可以借助于外部因素获得生存和安全保障，却不能说成了自我的人。用来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方法不同于满足自我实现的方法，前者作为刚性需求，在任何体制和任何形态的社会下都可以程度不同得到满足，刚性的需要，任何人不可放弃也不能放弃。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柔性需求，只有特定的体制和社会才可以满足，重要的是，社会主体可以在自主自愿的前提下放弃这种需求（虽然这总是一种极端的情况）。
在人的刚性需求未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不是没有其他的需求，也不能说其他需求对人不重要，而是说其他需求不能从容展开和释放。阿伦特说：“从定义上，困难的条件绝对无法产生‘心灵自由的人民’，因为这种条件受制于必然性。”[23]一个长期缺衣少食的人总是被生理需求左右，很难产生自发性的行动自由和行动能力。长期处于贫穷的状态会导致智力和判断力的全面下降，导致更持久的贫穷，更不要说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人的基本需求并不完全一致，但刚性需求主体程度不同地仰仗或依赖于大致相同的物质资源或商品。刚性需求理论和实践都强调经济增长的中心性地位，在我国则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小康工程这一跨世纪的国家工程。前面提到的生活水准的概念试图突破基本需求理论，认为“生活水准的价值在于生活，而不在于商品的持有，因为商品的持有只有派生的和变化的相关性”。[24]这一概念与“体面生活”“卓越生活”“满意生活”等概念具有内在的相关性。要使人的生活（有别于人的生存）成为可能，就需要超越生存物质性的功能活动，走向可行能力的自由领域。阿马蒂亚·森说：“广义的可行能力路径就不仅仅要求考察，一个人能够根据什么样的功能活动束集合来进行选择，而且还要以一种足够丰富的方式去看待功能活动本身，把功能活动本身看作对自由的各个相关方面的反映。”[25]在功能活动和可行能力活动之间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生存的物质性工具价值和生活的非物质性内在价值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生活水准路径仍能够开出一片广泛的有特色的领域，这促使我们思考可欲的生活与自由的内在联系，从而为国家的视角转向国家和个人的双重视角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韦伯指出：“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26]在成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以及在判断未来社会理想的生活状况时，马克思强调了自由在人的生活体系中的顶层位置。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7]从某个具体特征来界定社会主义，即使这一特征很重要，也只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某个侧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和最高目标。[28]自由是存在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要求“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毋庸置疑，要达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首先应当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无疑要受到诸种条件的制约，但自由始终是社会主义国家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它不因客观条件的匮乏而失去合理存在的价值。
（三）法人民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29]在2020年前后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对荣辱（伦理、道德）和礼仪（良法之下的法律）的需求将成为社会成员更为普遍的内在需求。内在需求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认识事物的内在视角，它要求人们从一个社会的内部看待问题，自下而上地了解和理解社会和国家的存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一种外在需求，外在需求非要以需求人以外的主体提供积极的协助、帮助或支持而不能有效满足（虽然不是充分条件）。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方法、机制和制度都是“好”的方法、机制和制度，相反，则是“坏”的方法、机制和制度。内在需求的满足要求主体自身理解、努力和追求，不是外部因素能够轻易支配和决定的——尽管不是说外部因素对实现内在需求没有丝毫的影响。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外部因素只要消极地不妨碍内在需求的实现，就是为内在需求提供了助力因素。
走向现代性社会主体具有多种不同需求，也存在相应地满足不同需求的方式方法，在此主要区分请求式满足和主张式满足两种方式。请求式满足侧重于权力导向及其机制，主张式满足则侧重于以权利为中心的方法及其机制。“在权力主导的社会，社会成员的需求本身还不能成为权利。也就是说，社会成员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但对于公共权力而言，这些需求不是非满足不可的，社会成员也没有办法让公共权力必须满足这些需求。在以权利为主导的需求—责任关系里，需求成了权利，责任成了义务。”[30]把需求赋予权利的“可主张性”加大了公共权力的责任，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公共权力的法定责任，满足爱的需求和尊重需求同样是公共权力的法定责任。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的责任是积极责任，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消极责任，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决定了公权者在行使权力的方式上的差异。消极责任要求公权力主要以不作为方式保障人的自由需求，满足人们的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按照现代性的叙事逻辑，法治、人权和民主从不同的角度保障了自由需求。法治从约束公权力的角度保障人的自由不受侵犯，人权则重申了人的思想、行动和人身等方面的尊严，民主提供了法治和人权运行的制度和社会氛围。不过，法治、人权和民主不是目的性需求，而是手段性需求，它们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或自我实现的需求。自由以人的刚性需求的必然性为基础，但自由不会屈于必然性。小康之后的国家哲学要符合现代性的发展轨迹，满足执政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政治承诺，由此形成的执政规律、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是社会主义的执政规律、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但也展示了现代自由精神的社会主义的执政规律、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关于未来社会的性质、特征和进程，它朝向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备阶段和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