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执政关键词是执政党在执政期间的特定话语表达，它或与长时段视野下的时代关键词相符，或与之违背，但绝不是同一个事物。中国传统社会有一系列的时代关键词（如天命、道、仁、恕、气、理、器、正名、格物、色、空等），在中国社会步入现代化进程之后，法治、人权、平等、民主、良法、正当程序、法律权威、法的统治、权利救济等成为时代关键词。一个合格的执政关键词既要符合形式要件，也应当具备与时代关键词精神相契合的实质要件。基于我国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惯例，执政关键词在执政党行使执政权的过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执政关键词往往超越自身的范围和功能，人们会通过一个执政关键词记住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形成政治历史的有效代码和记忆符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执政党政治承诺的基础。“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3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后物质主义观念的成长，执政党及其国家应在两个方面展开与时代相契合的国家工程，一方面全面完成满足全体中国人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建立普惠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法律秩序和国家秩序；另一方面需要着手建构小康之后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着眼于小康之后的新的普遍需求，更加注重从法治、人权和民主等执政理念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关键词，以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在政治、道德、文化等非物质主义领域中的新期待、新需求和更为充盈的获得感。
[1] 〔印〕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49页。
[2] 梁漱溟说：“讲学说理要讲到神乎其神，诡秘不可以理论，才算能事。”梁漱溟批评中国传统学术只有术而无学，就统治原理而言，科学之流风与艺术之味趣是区分作为法治的“科学化”和作为人治的“艺术化”的重要因素。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第34—42页。
[3] 〔美〕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81页。
[4] 〔美〕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6页。
[6] 《王岐山：中共合法性源自于历史 是人民的选择》，学习大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5-09/11/content_36562944.htm，2015年9月14日。
[7] 《王岐山首论中共“合法性”》，学习大国，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5-09/11/content_36562944.htm，2015年9月14日。
[8] 汪辉先生提出的“代表性断裂”主要指向的是以阶级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的瓦解，表现为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参见汪辉《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赵汀阳提出“民心”作为中国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从某些方面与具有实质民主的“回应性政府”的民主观相契合，强化了非代理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9] 《王沪宁22年前的“政治日记”写了啥？》，“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16-05-15/doc-ifxsephn2443906.shtml，2016年5月16日。
[10] 1954年宪法几乎重复了党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98页。
[13] 蔡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载《中共中央党校分校讲稿》，中央党校分校工作办公室，2012年8月。
[14] 自由发展观的经典阐述，参见〔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5]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9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574页。
[18] 马俊峰：《马克思世界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19]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见〔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编译，九州出版社，2003。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0页。
[21] 李泽厚：《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269页。衣食住行与历史本体论的具体讨论，详见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
[22]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认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23] 〔美〕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第51页。
[24] 〔印〕阿马蒂亚·森：《生活水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第32页。
[25] 〔印〕阿马蒂亚·森：《生活水准》，徐大建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第46—47页。
[26] 〔德〕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2009，第1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94页。
[28] 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参见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第11页。
[30] 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第628页。
[3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第2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