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水改道，汉口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明成化以前，武汉地区的发展重心在省城武昌和府城汉阳，两城形成了夹江对峙的发展格局。这一城市空间格局因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对后世武汉城市的发展与变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汉口称谓溯源

汉口得名与汉水密切相关。汉口，顾名思义，即汉水的入江口。汉水发源于陕西“宁羌州（今陕西省宁强县）北嶓山，名漾水，东流至沔县、褒城、汉中府、城固、洋县、西乡、石泉、汉阴、紫县、兴安、洵阳、白河；入湖北之郧西、竹山、郧阳府、竹溪、均州、光化、谷城、襄阳府、宜城、安陆府、钟祥、荆门、京山、潜江、天门、沔阳、汉川，而至汉阳县”[3]，汇于长江。汉水流经武汉江北地区后有不同的称呼，如夏水、沔水，古代还有夏口、沔口、鲁口的称谓。《元和郡县图 志·汉阳县》载：“汉水一名沔水，西自汊川县界流入。”《左传》谓之夏汭。唐《括地志》云：“汉水始欲出大江为夏口，又为沔口。”范锴《汉口丛谈》对这一历史地理名称的演化亦有具体的解释：“沔水之下尾与汉合流，乃始入江，故称沔口。过江夏谓之夏水，故又名‘夏口’。自孙权筑城于黄鹄山东北，以夏口为名，于是‘夏口’之称移于江南，而汉水所出，专名沔口。故何尚之谓‘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通接梁、雍，实为要津也’。旧志曰：‘《三国志》以前，史传多言沔不言汉’；‘《三国志》以后，多言汉不言沔。后人不察，妄疑沔汉为二’。”[4]至于“鲁口”，清杨律《夏口考》说：“又云鲁口即夏口，鲁肃祠墓在大别，因名大别为鲁山，汉口为鲁口。”[5]

“今之汉口，非古之汉口。”[6]以汉口作为城市，最早可能出现在南朝齐中兴元年（501），为梁武帝萧衍所筑。“梁武帝自襄阳趋建业。邓元起会大军于夏口，筑汉口城以守鲁山。”[7]萧衍所筑汉口城位于何处有不同说法。潘新藻认为在今汉阳黑山之北。杨铎则说，“究在何处，于史无证”，但又指定在今黄陂东南的沙口之北，而非汉阳龟山附近。王葆心《续汉口丛谈》亦说：“汉口之名，在湖北亦有见他处者。荆门州所属之当阳县已有二处。”[8]

明代中叶汉水改道以前，并无独立的汉口区域。“汉口在成化前，既无南北岸之分，则今之汉口与汉阳，一而二，二而一也。”“明初南北岸犹连为一陆，即古所谓沔口者。其水当亦甚微。当时汉口即汉阳，汉阳即汉口。但腹内有月湖横隔之，堤外有玉带河纵限之。而当时江陲无汉水界之如今日之成为两截势也。自成化间汉水改道，直由鲁山之麓入江，而崇信汛遂划为汉口南岸，仁义礼智四汛属之汉口北岸，而汉口遂兼据南北两岸地。”[9]汉口遂名副其实。

（二）汉口的形成

汉口独立成一镇，源于明中期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长期以来，汉水自襄阳以下，在流经江汉平原时，因较少受山地或台地的约束，而呈漫流状态。河流主泓道迁移不定，在下游河道两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支河和分水穴口，如芦洑口（芦洑河）、夜汊口（夜汊河）、小河口（小河，即天门县河）、牛蹄口（牛蹄河）等。[10]汉水武汉段则有涢口、沌口、郭师口、玉沙口（又名五通口）、清滩口等穴口以及因长期水文演变而形成的蔡店河、柴林河等支流。[11]加上汉水武汉段及其支流“两岸无山处所，俱系厂畈，无堤”[12]，汉水主河道常常南北偏移，没有长期而稳定的主河道，形成了汉水多口入江的河流水文现象。这也是汉水入江地带“城郭、庐舍、田畴”常“困于水”的最主要的地理、水文因素。[13]尤其是汉水武汉段以上河段及支流随着明代前中期以来汉水干堤和各支堤的修筑，将汉江河身逐渐约束于狭窄的干堤内，汉水宣泄穴口和汊流因此不断减少，致使雨洪期汉水的径流量往往超出安全流量4—5倍。加之明代以来汉水上游秦巴山地的开发，森林面积迅速减少，因缺少植被的涵养，在雨季大量泥沙泻入汉水及其支流，使汉水含沙量不断增多，而汉水下游垸田的发展，又使汉水下游地区的水文系统更加错综复杂，排水变得愈加困难。[14]这进一步加剧了汉水下游河段溃堤、改道的风险。

明成化初年（1465—1470），汉水大涨，在武汉排沙口至郭师口一带冲决古道，主泓道遂于龟山北麓直奔大江，是为人们所言影响武汉城市格局发展的重大事件——“汉水改道”。嘉靖《汉阳府志·汉阳县》“襄河”条云：“襄河在汉口北岸十里许，即古汉水正道。汉水从黄金口入排沙口，东北转折，环抱牯牛洲，至鹅公口；又西南转北至郭师口，对岸曰襄河口，约长四十里，然后下汉口。成化初，忽于排沙口下、郭师口上直通一道，约长十里。汉水径从此下，而古道遂淤。”[15]

汉水改道后，其北支流在汉口分排为两路：一路形成潇湘湖（又名黄花地），辗转四十里，汇府河、滠水，于沙口入长江；一路经襄河古道，汇集而为后湖，发育成为水网密布的水乡。另有小股水道分汊于沙包注入大江。这样，汉口经此水道改变而形成了四面环水的空间格局（见图1）。这种水文环境便为帆船贸易时代汉口转输贸易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为汉口的兴起奠定了最基本的地理和水文基础。诚如后人所言：“明成化初，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16]

图1 明成化间汉水改道示意

资料来源：涂文学、李卫东《汉口母街——汉正街文化建设研究》，武汉出版社，2016，第3页。

（三）汉水改道对武汉城市发展的影响

汉水改道，极大地改变了汉口的地理、水文环境，尤其是航运条件大为改善。从郭师口至汉水入江口，经汉水主泓的冲刷，汉水河道下切，河床水面坡降较缓，[17]在长江的顶托下，汉水入江河段便成为水阔港深、水流平缓的江汉航运的要冲地段。“此以水藏洲曲，可以避风，水浅洲回，可以下锚故也。”[18]正所谓“汉口渐盛，因有小河[19]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从前未盛者，以水未绕也”。[20]

汉水改道，不仅极大地改善了汉口的航运条件，而且在地理、水文环境上改变了以前雨洪期汪洋一片、芦荻漫滩、几无人烟的芦滩湿地的荒野状态，在汉水北岸沿线形成了面积广阔且稳定的地势平旷的高台陆地。这为人们生产、生活、开展商贸活动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地理空间场所，是为人们所称道的“襟江带河枕湖，四面环水”的“坐空朝满之局”。[21]于是，四乡居户陆续移居汉水两岸，人烟渐密，渐成商船靠泊贸易之所。[22]“至天顺间，始有民人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1525）丈量，（汉口）上岸有张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等屋六百五十一间。”[23]丁泰等20户偏僻房屋82间，王彦等21户开垦园地11段。[24]1572年，汉口居民增加至1395户。如果按每户5口计，居民人口达7000人。至万历年间，汉口镇居民已达近万户，约5万人。[25]汉口遂由“昔时荒沙一片”[26]，逐渐发展成为“居民丛聚，渐成街市”的城市。[27]同时，汉口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商业与航运的日益兴盛，也吸引了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河南、四川等地的客商汇聚于此，建房设铺，依河成市，沿汉水北岸兴建了宗三庙、杨家河、武显庙、沈家庙、老官庙等码头，形成河街，进而渐次形成正街、夹街。崇祯时，汉阳府通判袁焻修筑上起硚口下至堤口的后湖长堤，使汉口免遭后湖水患。在商业利益诉求之下，长堤内侧地段也逐渐发展成为商业兴盛的长堤街。[28]到明末汉口已是“坊巷街衢，纷歧莫绘”，一改乡村景象，而为“巨镇”。[29]时人称之为“人烟数十里，贾户数千家”的“九州名镇”。[30]

经汉水改道后的发展，汉口便以汉水为界逐渐在地理、经济和文化层面从汉阳分离出来，走上了一条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市镇发展之路，迅速获得了天下“四聚”之一的声誉，[31]奠定了武汉城市未来发展的三镇鼎立的地理格局。武汉遂由汉水改道前武昌、汉阳夹江对峙的双城演化成为武昌、汉阳、汉口雄立于江汉汇流之地的三镇，最终奠定了武汉后世发展的基本格局，深刻地影响了武汉城市的功能布局和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