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因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晚年亦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仓山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祖籍浙江慈溪。
袁枚于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诞生于钱塘县东园大树巷（见《随园诗话》卷十）。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1798年1月3日）卒于小仓山随园（见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综观袁枚一生行状，可明显划分为三个时期：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四年（1716—1739）为学习与求仕时期；乾隆五年至十三年（1740—1748）为步入仕途与从政时期；乾隆十四年至嘉庆二年（1749—1797）为归隐赋闲与集中精力创作著述时期。
袁枚于乾隆文坛素有“奇才”、“豪才”之称，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三大家”，为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袁枚主要著述计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小仓山房外集》（骈文）八卷，《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小仓山房尺牍》十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新齐谐》（又名《子不语》）二十四卷。此外还有《袁太史稿》、《牍外馀言》、《随园食单》等，真是“著作如山，名满天下”（钱泳《履园谭诗》）！
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袁枚的人品与生活态度都有其阶级烙印，为人所訾议，是顺理成章的。但其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等都有高出时俗之处。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程、朱理学，在思想界形成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学，非朱子之家理不敢行”（朱彝尊《传道录序》）的局面。同时，又辅以文字狱的高压政策，迫使知识分子埋头于训诂考据，汉学因之而兴盛。但袁枚却决然采取了鄙视汉学、反对理学的立场：“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之一）宋理学鼓吹“存天理，去人欲”，袁枚则反驳说：“天下之所以丛丛然望治于圣人，圣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无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危，少者思怀，人之情也……好货好色，人之欲也。”（《清说》）肯定了人之有情欲的合理性。他还否定了“性善情恶”说，尊重“惟情自适”（同上）的自然真情，都是有识之见。对汉学考据，袁枚亦从理论上进行了批判。首先，他认为考据的对象“六经”就值得怀疑，“惟《论语》、《周易》可信，其他经多可疑”（《答定宇第二书》），以动摇考据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其次，又指出穷经考据“多附会，虽舍器不足以明道”（《答惠定宇书》），又否定了其本身的价值。袁枚的人生观原本入世，但当尝尽“为大官作奴”（《答陶观察问乞病书》）之苦而脱离官场后，亦就满足于“安居以适性，覃思以卒业”（《答朱竹君学士书》）的生活，转向任随自然的思想情趣。这其中自然有逃避现实的因素，上述思想对其诗歌创作都有积极与消极的影响。[1]
蒋子潇《游艺录》指出：“乾隆中诗风最盛，几于户曹、刘而人李、杜，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北靡然从之。”袁枚首先是以倡导性灵说诗论的诗论家身份载入中国文学史的。性灵说是在当时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活跃的背景下发生的；它与袁枚反对理学、鄙视汉学等思想亦是密切相关的。性灵说又是在前人有关“性灵”的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加以发展扩充的。它远绍南北朝锺嵘《诗品序》“陶性灵，发幽思”、“吟咏性情”、“自然英旨”等思想，故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诗批评翁方纲有“抄到锺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之说；它近承晚明李贽“童心”说（见李贽《童心说》）、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说（见袁宏道《叙小修诗》），因此时人称之为袁中郎（宏道）后身。总之，袁枚远搜博取，发扬光大，使“性灵”之说由简单而丰富，由零碎而系统，进入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
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主要是与诗坛流行的拟古格调说及以考据为诗等形式主义诗风相抗衡，它阐述了诗歌创作的某些艺术规律，于促进清代诗歌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关于袁枚性灵说的内涵，学术界看法不尽一致，我在三万馀言硕士论文《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收入拙著《清人诗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尝这样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则以抒写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有趣；诗歌作品宜以感发人心，使人享受美感为其主要功能等艺术主张。相反，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功利观及规唐模宋的拟古作风；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诗，但并不排除诗歌创作应辅以学问与人功。
此看法，我至今没有改变。
二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现存其自21岁至82岁所写古今体诗4484首[2]，这些诗大多体现了其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可称为性灵诗。袁枚诗歌的思想意旨丰富多彩，概括言之，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曰狂放之性，二曰风雅之怀，三曰真挚之情，四曰闲适之趣。
袁枚自幼因是家中长孙、独子，备受祖母宠爱，其母慈和端静，对他从不笞督，其父则长年外出。因此袁枚得以发展天性，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培养成一种自由独立的性格。而客观上晚明反叛传统的精神犹有馀响，对袁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尽管他本人未必承认）。这都使他产生轻视传统观念、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在诗中则表现为一种狂放的个性、一种不羁的激情。因此抒发狂放之性是袁枚诗歌的组成部分，特别在早期作品中更为明显。
袁枚的抒发狂放之性的作品主要体现为两类：一类是直摅胸臆，一类是借吟咏景物表现。
直摅胸臆是直接表达其自由狂放、唯我所适的个性，毫不温柔敦厚、含蓄蕴藉。例如，乾隆十四年（1749）袁枚辞官不久，作《偕香亭、豫庭登永庆寺塔有作》诗，就直接抒发了摆脱世俗羁绊，向往自由的个性，真是何其快哉！其《子才子歌示庄念农》诗则更是一篇披怀的个性宣言，值得一读，是袁枚思想解放、心怀坦荡、具有狂放个性的表现。《遣兴》诗之一则明确表白自己的思想倾向与志趣：“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清代乾隆时期盛行汉学考据，宣扬程朱理学。此诗却毫无隐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无所顾忌地抨击程朱理学与郑孔汉学，勇气非凡。
袁枚又常在景物诗中借描写自然山水以映衬自我形象，烘托独特的气质个性，高扬诗人的主体意识。如诗人于乾隆元年（1736）赴桂林省叔父时所写的《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诗，把桂林“奇山”写得生气勃勃，化为有生命活力的自然之物。而这正是年轻诗人当时狂放的气质个性的表露；而对昔日万千腾踔的“精灵”，此时被“化为石”的奇想与慨叹，则反映了诗人追慕自由的性灵。袁枚于随园所写的观雨景之作《南楼观雨歌》，其描写风、云、雷、电、雨、水，是一支宇宙生命的颂歌，亦是诗人狂放个性与旺盛生命力的迸发。
袁枚诗的风雅之怀涵义之一表现为仁爱之心，这自然是继承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传统。它表现为诗人与百姓休戚相关，乐百姓之乐，忧黎民之忧。特别是百姓遇到天灾人祸之时，诗人更会生出同情的仁爱之心，感同身受。当乾隆八年（1743）江苏沭阳连续发生水旱灾，身为县令的性灵诗人袁枚心痛如割，又束手无策，乃咏《苦灾行》诗。诗不仅实录了灾害肆虐给百姓带来的浩劫，更抒发了诗人面对灾民心急如焚，泄愤于天地的仁爱之心。完全发自诗人“苍生我辈忧”（《寄梅岑》诗四首其三）的仁爱情怀。
袁枚咏史诗亦不乏仁爱之心，如《马嵬》诗四首其二：“莫道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反映了黎民百姓的可悲命运。体现了诗人的民本思想。诗人的见解深刻，感情亦真挚。
袁枚诗的风雅之怀涵义之二是讽谕之情。这是指通过对社会恶势力的揭露，表现批判与愤恨之情。因为恶是扼杀善的，故其本质与仁爱之怀并无二致。讽谕是仁爱的另一种表现。具有仁爱之心的袁枚不会面对丑恶势力的肆虐而无动于衷。在创作实践中他有相当数量面对历史人物（包括统治者）而借古喻今或正视当代社会弊端发表见解、予以揭露的诗篇，大部分可以纳入讽谕诗范畴。钱振锽《袁枚传》云：“世但知枚以性灵为诗，不知枚以肝胆为文；但知枚有乐天之易，不知枚有史迁之愤。”实乃高见卓识，是真知袁枚者。
首先应该重视袁枚的咏史诗借咏史而“抒自己之怀抱”，亦即对社会、人生发表看法，间接反映当代社会弊病。袁枚颇多咏写历代封建帝王之作，但对于帝王并无好感，常发针砭之言，且不无以古喻今之意。文廷式《琴风馀谈》尝举袁子才诗：“其上感太伸，其下气尽挫。君看汉武朝，贤臣有几个？”认为“语颇有识，不愧风人之旨”。钱仲联师以为此乃影射乾隆皇帝，不为无见。（上引均见钱仲联等：《袁枚和陈衍》，《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又如写于乾隆二年（1737）博学鸿词试失利后的《黄金台》诗是寓意更加明显的一例。袁枚别具只眼，从中还看到了历代统治者都利用人才为个人效劳的目的：“为道昭王今便存，不报仇时台不筑。”
袁枚改官江南知县后，十分关心民生疾苦，为反映水、旱、蝗等天灾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写下了《苦灾行》、《捕蝗曲》等诗。但是他更着力于把讽谕的锋芒指向人祸。《捕蝗曲》即抨击“苛政猛于虎，蠹吏虐于蝗”的黑暗现实，从而使诗意深化。而《征漕叹》、《南漕叹》等诗则直接揭露贪官恶吏的丑恶嘴脸，与白居易《卖炭翁》、《红线毯》一类讽谕诗的精神一脉相承。
再次，袁枚的咏物诗中亦不乏针砭时弊、揭露世俗丑态的讽谕之作。咏物诗并非单纯为物写生照相，“其妙处总在旁见侧出，吸取题神，不是此诗，恰是此诗”（《随园诗话》卷七），即含有深刻的寄托。袁枚笔下的咏物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寄寓个人性情遭际之作，像《落花》、《咏残雪》即属于作者翰林改官，失意自况的诗；另一类则富有更深广的社会意义，多是针对时代弊端与世态人情而发，价值更高。如《悼松》乃是其咏物诗中的上乘之作。又如小诗《鸡》写“主人”与“鸡”的关系，使人联想到封建社会君与臣、主与奴的欺骗与被欺骗、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风雅之怀固然属于真性情，但含有社会意义。而称袁枚诗的“真挚之情”，乃是指表现个人的性情遭际，属于私人感情领域，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其内容自然相当丰富。
首先看袁枚的亲情诗。亲情是人与人之间由共同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感情，这种感情具有先天性与伦理性，十分稳固与深厚。无论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是兄弟姐妹之间，甚至其他有血缘关系者之间，多会休戚与共，互相连系着一条关心、思念的感情红线。袁枚乃性情中人，这种亲情又显得格外浓郁。袁枚写了不少乡情与天伦之乐的性灵诗。如《归家即事》、《还杭州》、《过葵巷旧宅》、《还武林出城外》等等，均为脍炙人口之作。袁枚对祖辈与父母怀有深厚感情。如《陇上作》诗是袁枚乾隆四年（1739）考中进士后衣锦还乡，祭奠祖母时所抒写的心曲。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是一种舐犊情深的人性，是世界上最伟大、无私的感情。封建时代由于医学落后等原因，青年丧命乃至儿童早夭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表现失子丧女之痛的诗常见。此类诗最能显示身为父母的袁枚的真性情。如《哭阿良》诗写父女之情即极感人。手足之情亦是亲情的重要内容之一。嫡亲兄弟姐妹乃至叔伯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一般都融洽密切。彼此长期相聚时或许感情显得平常，而于永别之际或久别重逢时，就显得突出。如《哭三妹五十韵》诗堪称催人泪下。它是对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三妹袁机——一个不幸妇女悲痛的挽歌。《还杭州》诗第二首写与阿姐之久别相逢，亦感慨万千。此时已非复《归家即事》诗所写情景，人事沧桑，恍若隔世。诗写姐见弟之情态，写弟之内心活动，都语语见真情，句句含热泪。
其次，看袁枚的友情诗。人生活于社会中，除血缘关系最为亲密之外，朋友知己亦是重要的人际关系。人需要相互支撑，志同道合、情趣相投者会结下深厚的友情关系。袁枚亲朋好友甚多，与很多人关系亲密。因此，抒发友情自然是其重要创作题材。作者于乾隆元年（1736）从桂林赴京应博学鸿词试，临行作《别常宁》诗，诗写与建立了友谊的叔父家小僮仆常宁分手时的感受。这种突破阶级隔阂的“知己”之感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袁枚还写有一些悼念亡友之什，更是独抒性灵的佳作。如《哭蒋心馀太史》、《瘗梓人诗并序》。
再次，看袁枚的爱情诗。袁枚的情诗很值得注意。袁枚认为：“且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对情诗之推崇可谓至矣！基于反道学的思想，他有“目虽贱而真，珠虽贵而伪也”之喻（《答蕺园论诗书》）。即公开表明其抒写真情的情诗乃与矫饰的伪道学相对抗，“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冯梦龙：《叙山歌》）。当然，袁枚的情诗玉石杂陈，时有“放浪亵狎，自命风流”（吴应和等编：《浙西六家诗钞》卷五）之弊。较健康的缘情之作，如《古意》、《寄聪娘》、《病中赠内》、《枫桥有怀》等写男女“必不可解之情”，生动细致，缠绵悱恻，具有一定艺术魅力。
袁枚归隐后，无官一身轻，加之度过短期的经济拮据阶段，生活上已无后顾之忧，以著述讲学、隐居林泉、徜徉山水为生活内容。这种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与闲适有关。其诗作亦以表现闲适之趣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所谓闲适，是指一种精神、心境的状态，即平和恬静，悠闲自在，任随自然，与世无争。这种心境可使人享受到一种超然物外的情趣、乐趣，此乃闲适之趣。袁枚归隐后生活于随园这开放性的大自然之田园林泉的怀抱中，与大自然的接触更密切、更广阔，可以远离尘世喧嚣与俗务干扰，消除内心的苦闷烦恼，进入一种心灵得以平静休憩的境界，从而充分享受到消闲、超脱、忘我的乐趣。袁枚描写因隐居田园林泉中而享受到闲适之趣的作品颇多，如《水西亭夜坐》诗等。
袁枚笔下的自然之物具有灵性，富于情致，表现出诗人对自然的亲情，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亦体现了诗人的闲适之趣。在绝句小诗中景物富于闲适之趣的佳句颇多，如：“几条金线忽摇曳，杨柳比人先觉风”（《春日杂吟》十二首其十二），“轻风刚值吟残春，替我吹翻一页书”（《步山下偶作》），“梧桐知秋来，叶叶自相语”（《夜立阶下》），“花似有情来作别，半随风去半升堂”（《春日杂吟》十二首其一），“青苔问红叶，何物是夕阳”（《苔》），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的自然意象乃诗人以闲适的心境进行审美观照的产物，此所谓“山水以永趣也”（《瞻园小集诗序》），此“趣”即是闲适之趣。
三
袁枚诗可称性灵诗，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这些艺术特征使袁枚性灵诗歌在乾隆诗坛崇唐模宋的创作风气中别树一帜，独具特色，成为清代诗歌史上绝少依傍，而真正具有自己面目的诗歌。其主要方面表现在选材的平凡、琐细，诗歌意象的灵动、新奇、纤巧，情调的风趣、诙谐，以及白描手法与口语化等。
诗人创作选材的取向与其社会地位、社会环境、生活方式乃至性别、年龄等等都有密切关联。袁枚归隐后，生活在乾隆盛世的江南，没有急风暴雨式的政治动乱，社会比较安定，生活亦颇闲适。除了对百姓的苦乐曾表现出风雅之怀，其目光更多地投向自身，而自身生活在平凡的状态中，无公务缠身，所见亦是琐细的事情，这就决定了其诗歌（主要是纪事类型诗歌）创作于选材上具有平凡、琐细的特点。
所谓选材的平凡、琐细，是指反映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素材，多为生活琐事、个人遭际，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但贴近诗人基本的生活状态，显得真实真切。这一特点仅从袁枚一些诗歌的题目中就不难看出。如《到家》、《鼠啮戏作》、《留须》、《苦疮》、《削园竹为杖》，等等。诸如此类，所选题材皆囿于家庭、身边，为自身的平凡小事、细枝末节。具体言之，在表现家庭亲情与闲适之趣的纪事诗中，这一选材特点最为突出。袁枚诗选材的平凡、琐细当然有其亲切自然的优点，但亦有走向极端，过于私人化而失诸平庸无聊的弊端。
所谓意象，是诗歌艺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艺术单位，是构成诗歌意境的基础。意象营造于创作主体的审美构思，是感性的东西经过心灵化的产物。袁枚性灵诗的意象特征尽管比较多样，但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灵动、新奇、纤巧。
袁枚性灵诗意象灵动的特征主要体现于景物诗。意象的灵动，是袁枚“笔性灵”（《随园诗话补遗》卷十）的表现，或者说是袁枚的创作灵性、营构才能的表现。所谓“灵动”的含义有二：一是灵，指意象有灵性、有人情味，是人的性灵对象化的结果。它表现为意象的主观化、拟人化。二是动，是指意象之活泼，袁枚所谓“要教百句活，不许一字死”（《答东浦方伯信来问病》诗），动与灵活则呈动态。灵与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意象的灵与动可以独立表现，亦常同时并存。在袁枚的眼里，自然万物往往是有灵性、有感情之物，可与诗人心灵沟通，甚至物与物之间亦可有感情上的交流。这是袁枚重视感情的“性灵说”诗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在袁枚笔下原本无生命的“木然之物”可以赋之以生命，赋之以灵性、情感，变得有人情味，与人关系异常密切。这类诗例颇多。例如：“华清宫外水如汤，洗过行人流出墙。一样温存款寒士，不知世上有炎凉。”（《温朱》）“金、焦知客到，出郭远相迎。”（《渡江大风》）
袁枚性灵诗意象的第二个特点是新奇。这是性灵说诗论主张“超隽能新”（《随园诗话补遗》卷十），反对“描诗者像生花之类，所谓优孟衣冠”（《随园诗话》卷七）的观点在意象营造上的体现。袁枚诗歌独具面目的因素之一即是意象的新颖。这类诗作甚夥，兹信手拈来两例：“帆如云气吹将灭，灯近银河色不红。”（《江中看月作》）“沙起马从云里过，山深天入井中看。人穿三窟悬崖险，地裂千寻大壑宽。”（《阌乡道中》）又如《登华山》诗以动态意象显示出奇特之致，如“身入井”、“影坠巢”、“白日死崖上，黄河生树梢”，皆历代华山诗中所未见，正因为意象奇，才写出华山之险绝。
袁枚性灵诗意象第三个特征是纤巧。这与其性灵诗选材琐细的特点相辅相成。所谓纤巧是指意象的细微、小巧。善于营造纤巧的意象，反映了诗人观察景物之细致、审美之敏锐，具有发现并表现空间意象之细微处与时间意象之瞬间性的能力。意象纤巧之作多显示柔婉的风格。兹举两例以见一斑：“月下扫花影，扫勤花不动。”（《偶作五绝句》其四）“荷珠不甚惜，风来一齐倾。露零萤光湿，屧响蛩语停。”（《水西亭夜坐》）
袁枚性灵诗在审美情调上显示出风趣或诙谐的特征。风趣、诙谐的情调，从文化背景来看，与当时市民俗文艺颇为兴盛、市民趋俗的审美情趣流行相关 。从美学渊源来说，是直接源于袁枚所推崇的杨万里之“风趣专写性灵”（《随园诗话》卷一）之说，故性灵说一再标举“风趣”或曰“生趣”。而从个性气质来说，袁枚乃性格诙谐、乐观、旷达之人。这种气质个性不能不于独抒性灵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从生活状态来说，袁枚因归隐与家居，比较闲适，而闲适容易产生无聊、枯燥之感，需要风趣、诙谐之味来调剂，以增添生活的乐趣或情趣。所谓“风趣”或曰“生趣”，乃重在幽默的情趣。这种情趣往往产生于诗人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有时亦会自我调侃。读者可从中体会到出乎意料的审美情趣，发出会心的微笑。如：“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遣兴》诗二十四首其五）论诗诗一般皆写得古板正经，此诗却极具风趣，可见袁枚之个性。
袁枚更多的是诙谐滑稽之作，只要翻阅一下《小仓山房诗集》目录而常见“戏笔”、“戏题”等字样的标题就可知。诙谐滑稽表现了诗人诙谐的个性，亦是诗从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而诙谐中常寓讽刺、讽谕之旨，富于思想意义。与风趣相比，诙谐更为趋俗。
袁枚性灵诗文字表现的特点是白描与口语化。诗歌是语言的最高艺术。袁枚性灵诗语言的这一特点实际是上述三个特征的基础。“白描”原是指一种国画技法，即纯以黑线勾勒描摹，多不着色。北宋画家李伯时最擅此法。文学创作借用“白描”一语，主要是指一种真实、自然、简洁、朴素的文字风格。而性灵说之重“白描”，还有一层重要意义，即反对诗中“填书塞典，满纸死气”（《随园诗话补遗》卷三）。所谓口语化，是指语言浅俗易懂，家常语、俗语皆可入诗。这一特点显然继承了白居易诗老妪能解的语言风格。白描诗虽因不用典故而易解，但不一定通俗化；而口语化则可与语言通俗化画等号。另外口语化亦可用典，这是其与白描又一不同之处。此类诗作俯拾即是。
综观上述，袁枚诗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两方面都有可称道之处，故不仅在当时有很大号召力以至形成性灵诗派，而且对近代诗人亦有影响。其诗代表了清诗独具的面貌。袁枚诗于清诗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此。但袁枚诗亦有缺陷，如洪亮吉所喻：“袁大令枚诗，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北江诗话》卷一）意谓其诗时有油滑纤佻的习气；而游戏笔墨或格调低卑之作亦难免。要之，袁枚诗歌创作在乾隆诗坛是独树一帜、颇有成绩的，但亦不可估计过高。
王英志
2004年8月于苏州大学凌云斋
[1] 关于袁枚的思想详参拙著《袁枚评传》第八至第十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据笔者主编的《袁枚全集》本《小仓山房诗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7年再版。据笔者编纂校点的《袁枚全集新编》则搜集增补了七百来首，见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