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一块光辉而又神圣的土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人在江西的革命斗争，指明了现代中国的前进方向。江西是八一军旗升起的地方、人民军队的摇篮，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共和国的摇篮。这里不仅培育了江西光荣的革命传统，也造就了江西丰富的红色文化。红色江西，成为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
在学术界，“文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文化本身以及文化的各种具体形态的探究持续至今。“文化”一词从古到今就没有确定的解释，这一汉语古典词，在近代被借以翻译西洋对应词，从而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的本意是交错的纹理，可以引申为自然与社会纷繁复杂的事象，为宇宙间的客观存在；“化”的本意是改易、生成与整理，含有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文”与“化”合于一处使用，由现存的文献来看，在《易·贲卦》中出现得最早，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最早将“文化”作为一个名词来使用。《说苑·指武》中“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指文治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应，即“文治武功”，这样的理解一直持续到近代。在西方，“文化”一词的本义为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精神等，后引申为对人类精神的化育，它有一个从物质生产活动向精神生产活动演变的过程。 19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纷纷兴起，“文化”开始作为一个专门术语被诸多学科所阐述，其概念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具有现代科学的意义。英国学者、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发表的《原始文化》中第一次将“文化”一词定义为“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他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综合体。这一定义长期被视为“文化”的经典性定义。用红色来修饰文化，是一种象征手法，红色文化实际上就是指一种革命文化。从1921年起，中国共产党就以红色作为一个象征色，使红色进一步概念化、鲜明化、神圣化，成为独具特性、独富特质、独现特色的旗帜和方向。其根基深厚，内涵丰富，表象鲜明，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号召力和向心力。
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的文化产物，在继承五四革命运动传统的基础上开辟了我国新文化发展方向和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无数革命先辈在革命战争年代血与火的拼搏中用生命和鲜血孕育而成的革命文化。它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反映，是民族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江西的延续、丰富和发展。
一、红色文化的产生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是孤立地产生和存在的。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种相互作用的形态所组成的有机体，其中，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给予经济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又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产物，同样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红色文化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古老的中国行进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出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必然产物。它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其出现既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又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既有主体因素，又有客观条件。
红色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的根本点在于红色。中国人的红色情结与生俱来，流淌在民族的血脉里和民族基因中。红色是自古至今老百姓最喜欢的颜色。在中国人眼里，红色是喜庆与吉祥之色，是发达与坚强之色。所以，只要是喜庆之事，都离不开红色；没有了红色，便没有了喜庆的气氛。红色虽然是自然存在的色调，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被赋予了深刻的人文含义，“红色”代表着热血激情和生命的再造功能，象征着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其内涵极其丰富，意蕴极为深刻。
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进程中形成发展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指向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兼收并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而形成的文明总和。红色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红色”，它具有革命性和先进性相统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本土化与创新性相统一以及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等特征。
红色文化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的有机统一体。物质文化一般包括革命战争遗址、纪念地等实物；制度文化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革命文献作品；精神文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革命道德传统等。
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1]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红色文化。
中国在踏入近代之前，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科学技术发展、文化艺术水平等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急转直下，逐渐陷入了苦难深重和屈辱的深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许多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国方案，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以及人民解放不断求索。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左宗棠等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积极兴办洋务。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它并没能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根基，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中外反动势力扶植的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北洋军阀的统治，实质上是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统治，各派军阀本身也都是大地主、大买办，有的也是反动势力的总代表。在军阀统治下，广大民众毫无民主权利；凭借反动法律，北洋政府剥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二卷一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从1917年起，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或撰稿，形成了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民主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因而成为“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的两面光辉旗帜。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迷信的战斗中，对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维护封建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批驳了保皇分子、封建余孽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鼓吹以封建纲常立交为“立国精神”的谬论，揭露了纲常礼教的反动本质。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反对文言文和封建文学同政治革命联系起来，竖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新文化运动打击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享受绝对权威的封建思想文化，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起了要求进步、寻求科学真理、追求解放的热情，为中国迅速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弊端，也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十月革命对中国最深刻的影响是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以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一直未能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俄国的封建压迫严重和经济文化落后与中国相似，这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倾向社会主义，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新生苏维埃政府的对华友好态度，促使中国出现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的知识分子。
之后五四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湘江评论》、《新社会》等；全国各地陆续出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湖南新民学会、武汉利群书社、天津觉悟社等；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得到翻译出版，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自叙》《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等，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以他们为桥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3人，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东京代表周佛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使命。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2]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也是红色文化开始形成之时。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发展史，也是红色文化逐渐形成的历史。红色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息息相关。
如果把中国共产党与红色文化的关系看成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红色文化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实践与认识的关系。红色文化中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和文化理论、军事理论等既产生于艰苦卓绝、纷繁芜杂的革命战争生活，又在其中得到验证和进一步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历时30年，历经党的创建和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是红色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路线保证。
第一个时期：党的创建、大革命时期
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只是从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世界总体形势出发，得出中国革命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1922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正式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在其指导下，1922年初到1923年2月，全国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群众革命运动也开始发展起来。“二七”惨案发生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使党对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6月，党的三大确定了建立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由此实现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并由此“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3]，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以北伐为标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1925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在湘鄂粤赣四省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这段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关于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探索。这段时期，也是作为红色文化重要内容之一的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时期。
第二个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和反动力量占优的恶劣环境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了井冈山等一批农村革命根据地，将战略上的退却和战术上的进攻结合起来，探索了一条实行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1930年上半年，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十万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和斗争也得到相应的恢复和发展。1930年底到1932年底，红军从实际出发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的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1935年10月和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到达陕北。红军战士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恶劣环境，经受饥寒交迫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完成了跨越十几个省、总行程达数万公里的长征。
1931年“九一八”事件是日本侵华的起点，1935年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进攻红军，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
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由此开始。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发展为抗日的主战场，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开创了十六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五十万人。20世纪40年代上半期，面对日寇对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这一两面夹击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各项政策，开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劳武结合，在精神、物质、作战各方面均取得了很大成绩，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从1944年起，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成熟时期，也是红色文化内容不断充实和发展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集中全党智慧完成的《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政治、哲学、军事思想的成熟。
第四个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方针，提出了“国家统一，政治民主”的口号，在美国支持下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加紧准备内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万党员的大党，领导着一支120万人的军队、220万民兵；建立了大小19块解放区，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总人口的1/4；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前途的举足轻重的力量。面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共产党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一面派代表团赴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一面抓紧练兵和生产，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运动战为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配合战场上的斗争，党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和土改，组织翻身农民支援前线；在国统区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形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在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1947年6月底，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人民军队愈战愈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1948年9月，党中央先后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主力部队。1949年4月，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红色文化的形成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在经历党的创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几个时期之后，红色文化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红色文化的来源有实践和文化两个源头：实践源头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这是红色文化的直接来源；文化源头是红色文化的间接源头，它包含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两个方面，本土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即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而生成红色文化，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红色文化产生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近代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国革命要获得成功，没有马克思主义不行；有了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不行。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正式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它内涵丰富、寓意深邃。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把它们作为行动的指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从中国国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反对教条主义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批判地总结和集成中国的历史遗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有助于把红色文化的研究引向深入。
本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对红色文化的影响，在毛泽东同志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系统地阅读了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对古代典籍的运用是信手拈来、出神入化。他的文章、讲话及书信所涉及的中国传统典籍，不胜枚举。他一方面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不过他一直强调，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西文化的优点，必须以充分了解和研究中国国情为基础。他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例如，在“知”和“行”的关系上，紧紧抓住“知行”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从思维和物质的关系出发，提出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其结论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实践和认识的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入了更高的程度。又如“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为汉景帝第三子河间献王刘德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原文是“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在古代是一种求是治学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做出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以本国本民族的语言诠释马克思主义，使之具有中国的作风和气派。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中的阴阳理论、一分为二学说和矛盾辩证法的传统，创造性地阐发，提出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了人心向背决定胜负、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民贵君轻的思想，提出了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提出了相信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观点。
二、江西红色文化的内涵
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开创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多样化的文化方式传承、记载，表现出对历史的追忆，渗透出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
1.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理想和信念是精神力量的内在动力，决定着主体的价值取向。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江西红色文化的主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决定着事业前进的政治方向。革命战争年代，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鼓舞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勇往直前的力量源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起义，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们能在“四面白色恐怖包围中”，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时刻，高举起义的大旗，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敢于坚持真理同党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方志敏同志曾经说过：“敌人只能砍下我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种一往无前的气魄和大无畏精神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的重要体现。
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的鼓舞下，奋斗在井冈山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尽管物质极度匮乏，仍然充满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的激励下，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龙源口战斗中，共产党员马义夫在危急时刻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三营长肖劲带着敢死队火线负伤，在肠子流出体外的情况下只是用绑腿扎紧继续率部队冲锋而壮烈牺牲；红军参谋长王尔琢为了保存红军力量，不顾个人安危，在崇义县思顺街追回了被叛徒威胁的炮兵连和步兵连，自己却被叛徒杀害。这一桩桩鲜活的事例无一不反映了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视死如归的高尚品德。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遭遇挫折，部队流露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放弃革命的理想与信念，坚信革命的高潮很快就会到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必将到来。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贯穿江西红色文化的主线，反映在各个重大革命活动中。
2.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江西红色文化承载的革命斗争史不仅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开拓史，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精神的极佳体现。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南昌起义在继承了中国人民光荣传统的基础上，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证明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屠杀政策、打响第一枪的英雄创举，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从此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开始创建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军队。这种英雄壮举，没有敢为人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是无法实现的，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赋予了八一精神深邃的内涵。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以开拓创新的大无畏气概，独辟蹊径，引兵井冈，创建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道路。井冈山斗争时期，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的勇气，从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第一支工农红军的建立，从第一部《土地法》的颁布到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建立，从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到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无不包含着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品质。共产党人对革命斗争实践的独创性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提出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人民军队建设、“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土地革命、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等重要思想，初步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3.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既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江西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以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例，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封锁，生活极端困难，吃饭成了极大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白色势力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4]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非凡的智力和毅力不畏困难，大搞生产自救，用自己的双手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军需工业方面、农业生产方面、商业贸易方面、金融方面、医疗卫生方面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5]。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开展了群众性的熬硝盐运动，成立了边界竹木委员会、防务委员会，组织红军将士挑粮上山，毛泽东、朱德亲自带头背粮、挑粮。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基本摆脱了困境，渡过难关，解决了红军的给养，使红色政权得到巩固。
苏区干部领导苏区群众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创建了苏区的各项事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6]赞誉干部吃的是金丝汤（红薯丝），睡的是金丝床（稻草），穿的是金丝鞋（草鞋），打的是胜利仗。[7]党中央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率先节衣缩食，身体力行。比如，陈云、邓颖超、陆定一、博古等23人联名提出每人每天少吃二两米，不令人添衣服，使全部个人需要服从战争需要。林伯渠身为边区政府主席，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因此，苏区形成了清正廉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在革命的艰苦岁月里，广大红军和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江西红色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
4.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思想路线。中国共产党在八七会议之前，一直是照搬苏联模式，试图通过中心城市的总暴动，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目的。
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中共前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会议，就革命政权的性质、起义军的旗号等问题进行讨论，决定抛弃国民党的旗号，将革命委员会由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改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起义军南下失利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在赣南进行了三次整顿，整顿了党组织，建立了党支部，规定了部队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纪律，并对部队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努力造就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国情和敌强我弱的形式出发，抛弃了“城市中心论”的苏联模式，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做“革命山大王”的思想，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创立了中国革命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科学地论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和历史必然性。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是马恩列斯任何本本上所没有的新思想、新结论。
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是江西红色文化的根本特征。
5.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无私奉献是人类最纯洁、最崇高的道德品质。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人的思想境界高一分，无私奉献的精神就会登上一个新阶梯。” 有人把人生的境界分为“小我”“大我”“忘我”三个层次。“小我”者，利己也，只顾自己而不顾集体；“大我”者，热衷于为社会做贡献，但缺乏献身精神；只有“忘我”者，才能像一滴水融入大海里一样，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追求，毫不胆怯地通过继续革命的方式实现解放人民的理想追求，南昌起义的将士们不怕牺牲、不畏艰难，毅然用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井冈山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领导指挥下，先后取得了新城大捷、五斗江战斗、草市坳战斗、龙源口大捷等粉碎敌人四次“进剿”的胜利，以及永新困敌、黄洋界保卫战、井冈山保卫战等打破湘、赣两省敌人三次“会剿”的胜利。在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战斗岁月里，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英勇不屈，出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宁冈县茅坪乡谢甲开在“三月失败”中被捕，面对酷刑，大义凛然，敌人残暴地开肚破胸，挖出心肝，切成四五块抛入河中；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就义前被敌人割去舌头，用脚趾蘸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后壮烈牺牲。
在艰苦卓绝的苏区岁月里，苏区广大群众纷纷参军参战，不怕牺牲，到处可见父送子、妻送郎和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场面，体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革命无限忠诚，为革命甘于无私奉献，勇于牺牲一切的革命品质。正是苏区群众节衣缩食将大批的粮食和物资不断地送往前线，才有力地保障了前线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作战，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苏区时期的革命烈士总数达近百万之多，其中有名有姓的仅江西苏区就达二十余万人，兴国有二万三千余人，瑞金有一万七千多人。他们有的为苏区政权建设呕心沥血，积劳成疾，鞠躬尽瘁；有的面对敌人的屠刀，慷慨就义，视死如归；有的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出生入死，为国捐躯；也有的在长征时越过皑皑雪山，穿过茫茫草地时默默地倒下……无数英烈和革命先辈们这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是江西红色文化内涵的突出体现，他们用血汗与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中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三、江西红色文化的特征
历史造就了江西红色文化，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独立自主领导革命战争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红色文化主要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井冈山和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和投入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上，此时江西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使安源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一精神成为人民军队的灵魂。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从井冈山的斗争中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新道路，并形成了具有江西特色和风格的革命精神。它既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和凝聚，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与道德情操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基础，并以其源远流长的深厚底蕴和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命脉。
江西几乎每个县、市都有一定数量的红色资源，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馆遍布全省各地，目前保存了2344处革命遗迹旧址。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建有革命纪念馆19个；已经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00多处，其中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有16个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9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同时，江西红色资源又表现出相对的集结性，在安源、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由于开展了具有原创意义的革命实践活动，所留下的红色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井冈山革命旧址群和瑞金革命旧址群就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此外，兴国、于都、宁都、寻乌、上饶、横峰、弋阳、修水、铜鼓、吉安、永新、遂川等县市，都保存着数量可观、规模较大的红色资源遗址遗物。
1.起始性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历史发展的沉淀，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积淀，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二十世纪以来，江西领红色文化之先，将红色基因渗透在江西的山山水水之间。江西省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串串浸透鲜血的足迹，记录了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中的多个第一，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光辉历程。
第一，江西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把安源路矿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重点地区之一。同年秋天，毛泽东同志来到安源宣传革命道理。年底，李立三在安源办起了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建立党团组织和工会，在工人中发展党员。1922年2月，成立了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支部——安源路矿党支部。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1922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来到安源，参加组织大罢工的领导工作。9月14日，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13000人的大罢工爆发，并最终取得胜利，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纪元。[8]
第二，江西南昌是中国人民军队的摇篮。南昌起义不仅向全世界宣告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而且向全世界宣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1933年7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第三，江西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27年10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完成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开辟了新的道路。因此，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第四，江西瑞金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军事活动中心，中央党、政、军、群机构均驻在瑞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在瑞金从事过伟大的革命实践，是享誉中外的“红色故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建立了适应革命战争的国家机构和机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管理国家的伟大尝试，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的建设、国家的管理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人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次“伟大的预演”。
2.丰富性
红色文化作为一种革命文化，它创建的初衷就是为了对抗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买办文化和封建文化。江西红色文化以其众多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思想内容，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江西红色文化表现形式丰富。主要体现在它既包括红色的物质文化，也包括红色的非物质文化。红色的物质文化具体表现为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商业贸易与红军在根据地建造和使用的建筑、使用的徽章、服装等，以及在根据地开展的教育、体育、艺术创作等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红军的革命思想和精神风貌。非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精神文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红军中开展了红色教育、红色体育事业，进行了红色艺术创作，留下了众多的红色歌曲、红色宣传画和红色标语等，创办了许多红色报纸和刊物，制定了一系列红色法规和规章制度，形成了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9]
第二，江西红色文化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江西革命实践掀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创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走出一条井冈山道路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是江西红色文化的主要来源。安源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长征精神等主要在江西形成的革命精神成为江西红色文化的重要内容，所具备的丰富精神内涵，为之后革命斗争的开展和胜利打下了基础，是江西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时至今日还具有深远的意义。
3.广泛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在江西各地都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红色文化资源。从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到人民军队的诞生地南昌，从革命摇篮井冈山到红色故都瑞金，江西境内处处留下了革命志士英勇斗争的足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和吉安、安福、遂川等县部分地区，以及湖南酃县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成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个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个县）。红色文化资源遍布江西各地，江西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红色江西成为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
4.启迪性
在江西境内生长的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革命精神产生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具有深刻的内涵，启迪了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使中国革命精神的链条不断延续和发展。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以党独立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重要标志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其孕育的八一精神以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百折不挠、为民奋斗的丰富内涵启迪了井冈山精神。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八一精神，依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重大课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闯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井冈山道路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对于与井冈山道路紧密相连的井冈山精神，2001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江西考察时，科学地把它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所蕴含的革命传统和深刻内涵，成为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革命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
苏区精神是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长征精神的直接源泉。2011年11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苏区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学习江西红色文化的意义与作用
江西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渝地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承载着中国人民矢志不移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坚定信念以及为理想不懈奋斗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江西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外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源头。它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首创精神，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它所蕴含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敢于胜利等内涵，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提炼和升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1.学习江西红色文化有助于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一个民族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对于个人来说，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依托和生命归宿。从社会角度来看，理想信念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群体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的一种共同意志和思想共识，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发展合力。一个缺乏理想信念的民族，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失去了追求与目标，失去了上进心和凝聚力。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理想信念建设，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民族国家的独立富强和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作为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动力。南昌起义的将士们正是凭着为中国人民谋求解放的崇高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才有了当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和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井冈山斗争时期，井冈山军民之所以能够在重重包围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攻，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主义而牺牲”的精神。无数革命志士把个人生命同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联系起来，把共产主义信念作为人生奋斗的旗帜和方向，在敌人屠刀面前无所畏惧，在艰难困苦面前毫不退缩。正是依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我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正视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理想信念缺失、价值观混乱等问题，信仰体系缺失是最大的忧患，理想信念的动摇是最大的动摇。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习近平同志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要保证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党的事业血脉永续，必须传承红色基因，使之融入每个人的血脉之中、内心世界、灵魂深处，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江西红色文化同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着内在的统一性，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对于当代人具有强大的形象感染力、精神吸引力和行动感召力。学习江西红色文化，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是革命志士勇往直前、成就革命事业的原动力，也是自己事业上的精神支柱。只有坚定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战胜人生旅途中的一切困难，激励和鼓舞自己为了远大的理想奋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学习江西红色文化有助于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铸就了绚烂多彩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犹如一盏明灯，点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中华文化不竭的生命力需要传承，更需要发展。以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为代表的江西红色文化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是中国革命精神链条中重要的环节，是中华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内在精神支撑，具有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起着战斗堡垒作用，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红色文化，其核心就是要传承中国革命精神。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中国革命精神如同一把火炬，仍是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火把，是永不褪色的民族精神。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铜川、西安等地调研时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发扬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史和优良传统教育，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如今，学习江西红色文化，建设保护红色文化遗迹、收集红色文化遗存、建设红色文化场馆、出版红色文化书籍、组织重大纪念日活动、开辟红色文化旅游、拍摄革命题材的红色文化影视等构成的红色文化传承系统，有助于传承中国革命精神，守护我们共有的伟大精神家园。
3.学习江西红色文化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江西之所以被誉为“红土地”，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江西留下了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江西红色文化见证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极其宝贵的财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使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江西红色文化以内容丰富、直观生动、分布广泛和教育面广等特点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其中蕴含的坚定信念、为民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艰苦奋斗等内容，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从当前国际大环境和社会状况来看，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要以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态度，通过创新观念、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性和时代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充分利用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挖掘江西红色文化的深刻内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途径和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通过学习江西红色文化，充分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充分认识中国国情，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帮助大家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充分运用江西红色文化资源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让他们接受心灵的洗礼，通过课堂、网络、实践等多种形式，帮助他们牢固树立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增强党性，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康平.江西红色资源开发与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2）柳红星.江西红色文化与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