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ANKANGRI GENJUDI JIANLI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国民党被迫抵抗3个月后上海陷落。自此，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溃千里。
12月13日，南京陷落，苏南人民被推入国破家亡、水深火热的深渊。
日本侵略军像一群疯狂的野兽，对中国的和平居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任意施展其法西斯暴行，屠杀、奸淫、掳掠、焚烧和破坏等惨无人道的行为，无所不用其极，日军把苏南作为“理所当然”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恐怖场所。
此外，在日军血惺镇压苏南人民反抗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收买北洋军阀、封建余孽、成立伪政权，成为其走狗和汉奸。
1938年2月14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在南京成立；3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中华政府”在南京成立，汉奸梁鸿志为行政院长。
侵略者在所到之所组织各种维持会、自治会、建立保甲制度，拼凑绥靖部队，同时还烧毁中国教科书、代之以奴化教育，概言之，奴化、火化、分化和血洗，便是日寇万恶狠毒的手段。
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苏南人民的奋力反抗。
1938年春，在上海重建不久的中共江苏省委派出干部，到京沪铁路沿线地区开展工作。
这个地区，有国民党军在淞沪战役受挫撤退时的散兵游勇和丢弃的大量武器。当时，匪盗四起，地方的“游击队”和“游击司令”数以百计，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也有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和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但为数很少。
其中，主要有丹阳的管文蔚部、青浦的顾复生部、浦东的周大根部、常熟的任天石部和陈震寰部、江阴的朱松寿部和梅光迪部、无锡的陈凤威部和严公伟部、嘉定的吕炳奎部。
根据这种情况，江苏省委一面直接组建抗日武装，一面积极争取杂色游击队参加抗日，陆续开辟了一些游击基点。
例如，常熟的东塘桥是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的游击基点；青浦的观音堂是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三支队的游击基点；嘉定是淞沪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外围游击基点；南汇的泥城是南汇县抗日保卫团第二、第四中队的游击基点；无锡的梅村是无锡县国民抗敌自卫队的游击基点；江阴的西石桥是梅光迪游击队的游击基点。
此外，省委还派干部和进步青年去这些地方加强领导，充实力量，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武装积极活动，打击匪、伪势力，保护群众利益。这就为日后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日军的西犯，兵力显然不足，敌后空虚，广大农村尚未控制，这正是新四军迅速进入苏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
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候，中共中央号召全民族奋起抗战。1938年四五月间，党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集结在皖南的新四军派部队向苏南进发，开展敌后抗日战争。
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山地抗日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
同时，毛泽东还特别地指出：“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
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离不开一支抗日武装。
1938年4月，新四军组建了400余人的先遣支队，由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的率领。
4月28日，粟裕和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率领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在潜口西大祠堂门前誓师东进。军部叶挺、项英、张云逸、袁国平及各支队领导人都赶来欢送出征。
随后，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从而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
先遣支队一路冲破了朱永祥、韩德勤等国民党溃军的阻挠，于5月19日正式进入江南敌后战场。
进入苏南地区后，为了迅速弄清敌情，先遣支队一方面派出便衣调查了解苏南沦陷后的状况，搜集敌人情报，一方面派出部队进行武装侦察，为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茅山地区做准备。
就在粟裕率领先遣支队从潜口出发出发不久，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发出《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的指示》，致电项英、陈毅：“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区，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进入江北地区。”
根据中央部署，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从皖南东移，向苏南敌后挺进。由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参谋长胡发坚、政治主任刘炎率领的第一支队于5月中旬从岩寺出发，下旬开到南陵。
28日第一支队南陵召开全体干部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传达了党中央赋予新四军的战斗任务，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明确提出了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初期的斗争方针。
随后，新四军一支队由陈毅指挥向苏南挺进。6月8日，第一支队到达溧水新桥地区与先遣支队会师。
接着，第一支队兵分两路，第一团进入江宁、当涂、溧水地区活动；支队司令部和第二团进入溧阳地区，于6月12日进至溧阳竹箦侨。
在这里，陈毅根据沿途掌握的情况和粟裕的汇报，再次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对部队到达苏南地区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做了更为具体的部署。
6月13日，部队继续前进，越过天王寺、金坛之间的溧武公路进入茅山地区，14日达茅山，15日到达宝堰，设支队司令部于前隍村，并积极部署战斗，活动在镇、丹、金、句之间。
新四军刚进入敌后时，虽然人数较少，武器较差，但指战员怀着满腔抗战热情，士气高昂，积极寻找战机，杀敌报国。
梅雨季节的苏南茅山地区，连续10多天浓云低垂，细雨蒙蒙。江南一带的局势一片混乱。
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逼下，早已闻风而逃，宁、沪、杭战略要地和江南大片锦绣河山沦入敌手。汉奸四起，助纣为虐，土匪蜂拥，趁火打劫，人民叫苦不迭。
当新四军初进江南时，战士们向当地群众宣传说：“我们是新四军，是来打鬼子的！”
当地群众有的摇头叹气，有的鼻孔里哼一声走开了。有的说：“中央军有飞机、大炮，还打不过，你们这几支枪，能行！？”
还有的说：“你们规矩好，可打仗不来事。”
只有用胜利，用抗日的实际行动来打开局面，扩大新四军的政治影响，鼓舞江南人民的抗战信心！
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粟裕决定发动一场战役，那就著名的“韦岗战斗”。
韦岗地处江苏镇江之西，与句容交界，群山峻岭，地形险要，两座百米高的连绵山冈横卧南北，镇江至句容的一条狭长的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确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
根据新四军先遣支队侦察，了解到镇江至句容的公路上每天有日军的车队通过，其往返时间常为8时至10时及16时前后。于是，部队决定在韦岗一带伏击日军。
1938年6月16日凌晨，粟裕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部署韦岗伏击战斗，会后立即冒雨挥师东进。虽然长时间在狂风暴雨中急行军和战斗，部队已十分疲劳，病员大增，但指战员们仍然勇敢坚决地前进着。
为了保证行动迅速，粟裕副司令员果断决定，从各连抽调出6个步兵班、一个驳壳枪班、一个轻机枪班组成伏击部队，向韦岗进发。
17日凌晨，伏击部队到达赣船山附近，陆续进入伏击阵地。指战员们精神振奋，迎接激战的到来。
18时20分，日军一辆军车从镇江方向开来，刚进入我火力网，粟裕副司令员指挥轻机枪班立即开火，子弹击穿车汽缸。
六七分钟后，敌军官的轿车驶来，粟副司令一声令下：“开火”，我4个班以轻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火力把轿车打得周身冒火，冲到一个土埂上，又退回来，翻倒在路旁水沟里。
敌驾驶员和少佐土井被击毙，大尉梅泽武四郎慌忙钻进车底。5分钟后，另有3辆敌车陆续开来，同样遭到猛烈的火力伏击，一枚手榴弹在敌车上爆炸，一串串机枪子弹扫向敌群。
不可一世的“皇军”被打得鬼哭狼嚎，有的跳入水沟，有的窜入草丛，有的钻进车底，仓皇应战，拼死顽抗。
粟裕扬臂一挥，身先士卒，飞步下山，率领战士与敌人进行血战。
指战员们个个如猛虎下山，直插敌群，仇恨的刺刀捅倒了一个个疯狂的日军，一时间，风雨声，厮杀声震荡在山谷，仅半个小时，战斗胜利结束。
击毙日军少佐上井、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敌军30余名，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20余支，日军旗一面，日元7000余元，以及车中所载的军需物品。新四军伤亡5人，其中牺牲一人。
战斗结束后，粟裕不顾极度疲劳，率部队立即转移，当晚赶到白免镇宿营。前来报复的日军只好空手而回，日机无目标地狂轰滥炸一番。
韦岗战斗是新四军进入苏南后的第一仗，它的胜利击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横行，而且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情绪，提高了胜利的信心。
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首战告捷，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
陈毅赋诗祝贺：“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表达了广大军民对初战获胜的欢欣豪情。
韦岗战斗结束后，先遣支队人员分别归还原建制。粟裕也回到了新四军第二支队，担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新四军行进入苏南后，在当地群众和地方游击队的援助下，以简陋的武器装备向敌人不断发起进攻。
7月1日，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营攻克京沪铁路新丰车站，全歼日军40余名。当地游击队和老百姓闻讯赶来助战，破路基、拆铁轨、割电线，使日军在江南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线陷于瘫痪。
7月6日，第二支队第三团第一营在京芜铁路当涂段颠覆日军一列军车，缴获大批军需用品。
7月14日，第一支队第一团夜袭南京近郊西善桥据点，并破坏了京芜铁路一段路轨。
8月13日，第一支队第二团奇袭句容县城，毙伪军40余名，捣毁汉奸建立的维持会。
此外，新四军第一、二支队还取得了新塘、竹子岗、高资、仓头、华山、横溪桥、当涂等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连南京近郊日军重兵把守的飞机场和雨花台下也不断传来抗日游击健儿的枪声。
新四军一面以武力打击日伪武装，一面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抗日力量。
当时，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要求各级干部遵照中央关于“在大胆的向外发展和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的指示精神，认真调查研究社会情况，学会灵活运用策略，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切实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战。
为此，部队每到一地，一面组织发动基本群众，一面广泛联系社会名流，开明士绅、民族资本家及地方武装上层。采用各种形式，深入了解和掌握各阶层人士的经济利益、政治动向，因势利导地进行团结、教育和争取工作，动员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投入到抗战行列上来。
当时，纪振纲是茅山东麓茅麓公司经理，拥有13000多亩土地和一支配备精良的二三百人的自卫武装，主要经营茶叶，自称“十年经营，四十万投资”，是茅山地区有名的实业家。在茅山地区实力很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很大潜在势力，是包括敌人在内各种政治力量都想拉拢的中间代表人物。
团结纪振纲抗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存在着实际的可能性，因此，开展对于纪振纲的统战工作是开辟茅山地区的重要一着棋。
为此，陈毅司令员亲自做纪振纲的统战工作，亲自登门拜访，多方开导，动之以情，陈之以理，晓之以义，鼓励和推动了纪振纲趋向抗日，支持抗战。
抗战期间，纪振纲多次在上海为新四军募捐，采购药品器械，并负责运送到茅山，掩护茅山一带的新四军伤员，他还召集士绅为新四军募捐寒衣近5000套。
1938年冬，日军占领茅麓公司，纪振纲被迫出走上海，行前将自卫武装悉数交给新四军。新四军团结争取纪振纲抗日获得成功，一举打开了茅山地区统战工作的局面，使新四军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跟，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经过新四军的艰苦工作，越来越多的人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原国民党句容第二区区长樊玉琳、原泰兴教育局局长、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经过陈毅等领导人的启发教育，他们接受党的领导，在斗争中光荣地入了党，成为我党的军政干部。
其他如句容南乡拥有万亩土地的大地主王诚龙、王诚凤和横山地区的业文明、溧阳地区的陈湘甫、金丹武地区的岳道仁、夏震等开明士绅、社会贤达以及茅山地区的宗教人士，也都成为党和新四军在苏南开展统战工作的成功典型。
在他们的带领下，大批处于观望的中间派人士，转变态度和立场，纷纷同情和支持新四军，以实际行动帮助新四军逐步克服初到江南缺乏人员、武器、经费和情况生疏等困难，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新四军每到一处，都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除了对当地乡绅、名流及各界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外，新四军进入苏南后，还深入开展民运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新四军进入苏南后，发挥红军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苏区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处处把发动群众抗日和关心群众的实际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不仅以胜利的战斗鼓舞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心，更是以模范的纪律去感染群众、发动群众。部队每到一处，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座谈会、军民联欢会、代表会和话剧、活报剧、街上头演讲等形式，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
同时，还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深入到基本群众中广泛宣传，号召江南人民支持新四军抗日，动员热血青年参加抗日队伍，注重对青年的培养教育。
为此，新四军第一支队在镇江宝堰的前隍村和溧水的新桥地区，新四军第二支队在当涂新市和大官圩地区都举办了青年抗日培训班，培养了大批抗日斗争的骨干分子。
新四军所到之处，对那些勾结日伪、阻碍抗战、假抗日之名，行土匪之实的土匪武装，如盘踞在苏皖边境地区的朱永祥、韩吉昌等部，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方针。
1938年，新四军第一支司令部发布文告，号召抗日人民粉碎自治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对甘心卖国求荣替日寇工作之汉奸组织一律予以根本歼灭，并号召抗日人民人人有扑杀汉奸粉碎其一切组织之权”。
发动群众摧毁地方自治会，维持会等伪政权，肃清汉奸敌探及土匪武装，这对发动群众奋起抗日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四军还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改善人民生活。
1938年10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再次发文告，公布减租减息的具体办法，指出减租减息是关系到全民的生计问题，如“得以解决，使然一致团结、加强抗战实力，以收击退日寇，恢复失地之效”。
就这样，经过新四军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在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抗战动员委员会相继成立。
1938年7月，镇、句、金、丹4个县抗敌总会在镇江宝堰镇成立，推举纪振纲为主任，樊玉琳、王丰庆为副主任。
8月，在第二支队活动地区，张鼎丞在大官圩地区马家桥主持成立了当涂县抗日民主总动员委员会，国民党县长丁绩咸为主任，邵时安为副主任。
同月，宣城水阳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开明士绅张云门为主任，施恒和为副主任。
随后，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茅山地区建立起来。
镇、句、丹、金4县抗敌总会成立不久，就有60多个乡成立农抗会，50000多农民参加了抗日组织。宣城水阳地区就有30000多农民参加农救会。自卫会、游击小组等群众性的抗日武装也纷纷组织起来。
广大群众抗日热情高涨，他们节衣缩食，为新四军筹军粮、做秣子、做军鞋；出生入死，救护伤员，掩护干部战士；送情报，站岗放哨，侦察带路，破坏公路，配合部队作战；开展锄奸活动，巩固地方治安等，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正如陈毅后来说道：
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所以中国军民合作，就能战胜日本强盗。
新四军开进苏南之后，还特别重视党组织建设。
早在1938年7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派吴仲超、丘东平带领一批干部，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名义，在丹阳延陵地区发动群众，成立抗日团体，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不久就成立了中共苏南区工委，吴仲超为书记。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在新四军第一、二支队活动区域里，已经建立了3个特委，14个县（工）委，为了进一步扩大党的力量，加强党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
1939年2月，在金坛县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12月19日，会议通过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宣布成立中共苏皖区委。
这标志着新四军进入江南一年半以来先后在各地创建的10多块分散的抗日根据地和数十块游击基地。
不仅在地理上造成了一片，军事上统一指挥，而且从党的领导体制上也实现了统一，从而为迎接新的斗争风暴，完成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各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新四军在苏南敌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地逐步建立起来。党和军队与苏南人民一起，巩固了原有的抗日阵地，积极发展新区。
至1939年底，苏南抗日根据地控制人口超过140万人，新四军已从1000人发展至14000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地根据地经过艰难地斗争终于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