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思不远：清代诗词家生平品述（知趣丛书）
- 李让眉
- 32389字
- 2021-05-27 15:56:04
帘幕后的箕坐——朱彝尊
乾隆五十二年（1787）秋天，秀水诗人王昙自国子监返乡探亲，经过临平湖时，他无意听说有渔人打捞起一方古砚。经一番识断，王昙认出此砚是宋末文天祥的遗物绿端蝉腹砚，当即珍而重之购得，后来转赠给了老师袁枚。
岁月更迭，人间换世，转眼之间，少年王昙的壮志雄心和他那方古砚都已化水在水，消没在历史中不知所踪。当浪迹故纸的今人站在这座即将湮没的岛尖上往更远处极目，又见到另一位秀水诗人与另一方文山遗砚时，则虽不免倍起国士不遇之叹，却也足容失意人聊慰不孤了。
这另一组人砚交辉，便说的是朱彝尊与玉带生。
至今在《台北故宫》纪录片里，我们依然能见到玉带生的真容：那是一方端溪老坑石砚，通体青灰，朴拙温润，形状像一只鞋，因砚身有一石脉环绕，故名“玉带生”。砚腰镌有文天祥亲撰铭文：“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卷卷。中之藏兮囦囦，外之泽兮日宣。於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庐陵文天祥造”。
此砚曾伴随文天祥宦海升沉，东南苦战，出使元营，又转战江西。兵败空坑后，文天祥心知大事难成，于漳水遣散部将后，将玉带生赠给了随行参军谢翱以为留念。不日文山被俘，谢翱携砚远避，浪迹闽广。待他身死之后，玉带生便被其忘年交吴贵供奉在了他生前常住的浦江月泉精舍，以为神主。
复至元末，群雄并起，年近耄耋的吴贵无力相护，遂有一位好古的杨维桢自月泉精舍将其携走据为己有，藏置自家七客寮中。至明朝洪武三年（1370）杨维桢死，玉带生转至下落不明，直到三百年后的清初，方才重回世人视线。
康熙年间，苏州巡抚宋荦无意间自民间收得玉带生，大为珍惜，在沧浪亭宴客时持以示众。斯时朱彝尊恰在其列，也便见证了玉带生的再次出世。
而宋荦究竟也不能保全它太久。某次康熙帝南巡苏州入住宋荦家后见得此砚，遂携入京，从此藏于紫禁城内，再不令见天日。转眼二百余年又过，及至近代，战乱频仍，山河复改，玉带生便随着一批国宝被运往台北。
回看玉带生几度易主，均与河山变故同历。文天祥赠之予谢翱，是时宋亡；杨维桢得之于谢翱精舍，是时元亡；杨死于明初，砚复见于清代官员酒筵，辗转有自，当不免又遭明末一番离乱。而后来出宫得见清亡，赴台又历蒋亡，无不如是。
这样一方砚，与同它有过一面之缘的朱彝尊是颇能隔世相怜的。
斯日沧浪亭小宴上，朱彝尊捧砚端详良久后曾为它作了一篇《玉带生歌》。全诗蔚然递序，气沛神完，流转关节间颇见隐痛。而倘要读它，我们或者便要先说一说朱彝尊的身世了。
朱彝尊生在嘉兴香花桥东的碧漪坊，即《风怀》诗中“居连朱雀巷，里是碧鸡坊”所讳。明代的嘉兴很是繁华，下辖一府二县，自来文气充沛，就中往来，多非俗辈。
朱彝尊出身秀水朱氏一脉，家族例以清德知名，时称“廉介自守，甘贫守约”。朱家世代诗礼相仍，及至彝尊曾祖朱国祚一举高中，得申时行亲擢为当朝状元后门楣始大。
因曾任太子朱常洛的谕德官，朱国祚历经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不衰，后阉党权倾一时，他不肯自污，索性辞官回乡，谥称文恪，勉谓善终。
朱家子弟多是朱国祚在京做官时所生，随着父亲辞官，后来大多回到嘉兴居住。国祚长子朱大竞曾任云南楚雄知府，亦属寒贫清节之辈。身为相门公子，朱大竞赴任时竟因贫几“不能治装”，靠着向朋辈借钱才勉力成行，辞官回乡时，亦“仅敝衣一簏而已”，风评甚佳，斯时云南人有歌谣“清贫太守一世难，百鸟有凤凤有鸾”，首句唱的便是他了。
复传一代，世变渐生，朱家兄弟们虽亦多有入朝，但因不肯素衣污缁，俸不抵销之事便渐成寻常。早年荫于家业尚可支持生计，及至后来朱彝尊出生时，时局动荡，他父亲这一支家庭贫困，便渐渐沦落到荒年乏食的境地了。
以市侩的眼光看，内囊渐空，官职日下，朱家似总不免要被说一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便宜话，但大凡了解朱彝尊父辈们的人，怕也还都不肯逞此轻薄。虽然家门清寒，朱彝尊的父母、嗣父母依然保有着故相门第涵养出的高贵志趣，瓢箪身世，不改其乐，倒是加倍地令人亲敬。
朱彝尊的父亲朱茂曙昔也是生在京中。他年少时以文名世，兼之行楷双绝，一手山水竹石更颇得董其昌欣赏，曾称他“不出十年，可乱吾真”。母亲唐氏则是状元唐元献的孙女、董其昌的外甥女，亦精书画，从父“自幼读《孝经》《学》《庸》”，足能课子，曾“口授元兄弟于蒙时”。夫妇二人笔墨相酬，贫中颇能自乐。
因大伯朱茂晖无子，朱彝尊自小便被过继到了他房下，即称嗣父子。嗣父曾授中书舍人，颇有才具，“好博览，经史之外，诸子百家，靡不兼综”，亦能诗词，“韵语不屑蹈袭前人”，曾在复社第一集被同盟共奉为伦魁；嗣母郑氏则是万历朝刑部尚书郑晓来孙，郑公家法既严，家学更精，故而郑氏于诗书一道亦是解人。
较之父母的书画双绝，朱茂晖夫妇之经史诗文则与后来朱彝尊的所好更为相近。实则十三岁上，朱彝尊就已经常追随朱茂晖参加复社活动了，及至国破，他得以借助诗社雅集崭露头角，独领一时风气，细究来历，便该当多承自嗣父。
这样的一干人物，纵值微寒，能维持朱氏一族旧有的朋辈交游，自也并不吃力。
因为嗣父、父亲和叔叔们都在当地颇多结交，年幼的朱彝尊也便常能见到许多当地名流。在常相往来的长辈里，他最喜欢的一位是项圣谟。
朱家对门的项氏，家业振于晚明藏家项元汴。朱项两姓世代婚姻，朱彝尊的姑姑就嫁在项家，故而他幼时常能跟随父母前去项氏的天籁阁探访。
天籁阁中珍奇无数，就是项元汴自己要把所藏熟门熟路地尽览一遍，也需要花上至少两个月的时间。纵然最终没能留下一份详尽的藏品目录以为印证，但凭借藏品上留下的一些印记与字码，人们最终还是推算出了当年项氏书画藏品的总数。二千一百九十件——而民国初年，故宫博物院的全部收藏，也不过四千六百件。
这两千余件藏品如今多已散佚，而我们只能从当时翰林院一位何良俊造访后的回忆笔记中窥得它们齐聚一楼时的盛况。在何翰林的回忆中，他来到天籁阁，方入正堂，便见两侧商周之鼎无数，复有汉玉触目皆是；转过一扇大理石屏风，则见晋唐巨迹、宋元名画夺目而来。当先是赵孟
的《萧山寺图》《鹊华秋色图》，随后便有怀素的《自叙帖》、李白的《上阳台帖》、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韩幹的《牧马图》，琳琅满目。何良俊且看且赞，几至忘返。他称最爱的是米南宫三帖：“笔墨飞动，神采焕然，米老行书当以此卷为第一。”
他所不知的是，自己这一行所见并非项元汴的全副家藏。为恐太显张扬，项氏匿下了大量唐以前甚至六朝、晋代的法书古画，以及苏轼画作五件、宋徽宗工笔花鸟十五件未曾出示。而这，还只是项元汴三十二岁时天籁阁的规模。
项圣谟是项元汴的孙子，也是斯时天籁阁的掌持者。他能画松，有“项松之名满东南”之誉，为人也爽快大方，从不藏私。有这样一所天然的巨型博物馆在侧，又有这样一位眼界手段俱高的长辈坐镇其中，纵然身家贫困，朱彝尊的童年也实在不能不谓身在宝山。
项圣谟很爱跟人聊自己祖辈的故事，故而数十年后，朱彝尊犹能亲切清楚地记录下那位不曾谋面的前辈许多年轻时的窘闻：他记得项元汴年轻时如何为了一个妓女怒烧沉香床，又是曾经如何打眼买了贵的玩物，害哥哥为了哄他高价购还——老年笔记小品中一段段可爱的传奇，尽留着朱彝尊童年回忆中项圣谟爽朗的音容。
合是自小见惯了各样文墨至宝，项圣谟行止间绝不带分毫小玩家穷酸把持的辛苦相。每值朱彝尊行往，他都会将家藏唐宋时人所绘纨扇取出，给这位小童任意玩看取凉。直至而后许多年朱彝尊忆起此节，还有诗叹称：“阿侬旧住韭溪北，天籁阁中曾数过。记得千金纨扇册，童时一日几摩挲。”
这叹息的情味十分真切，而声气中如此富足的平淡却依然只能容后人艳羡。
数年后，天籁阁中的藏品在战乱中四散江湖，少部分被一名千夫长献入大内，大半再不见其下落。而如今博物馆展柜后的我们，也就只能在这些阁中往来人零散的回忆札记里，才能看到当初这些文物被解人珍爱的鲜活样子。
说回朱彝尊。对孩子来说，华丽的邂逅固然珍贵，但若说快活难忘，当还属家门左右的自在日常。
家居之外，孩提时的朱彝尊居行最频的是姑父谭贞良家。朱氏一门诗礼传家，未及六岁，他便早早被嗣父送至谭宅所设的家塾开蒙读书。
谭宅也在碧漪坊，与朱家去来不过数十步，同学则多是中表兄弟，彼此间也很说得来。谭家有书屋五楹，几个兄弟贪凉，往往不肯规规矩矩坐在屋里，而长好置席砚于庭中鸭脚树下吟诗诵书，而塾师也便只得迁就着他们在庭院中授课，镇日在几棵鸭脚树下摇头晃脑，流连徘徊。
朱彝尊回忆说，六岁上塾师最先教几人的是对对子。某次四顾，见一土瓜在藤，便出了个很拙的上句“王瓜”命几人来对。自己思索片刻对以“后稷”，令塾师既觉胡闹，却又不得不佩服。神名瓜果，两厢无关却字字不爽，无可挑剔，正是无情对的范本。
这段回忆于曝书亭成文时，朱彝尊已几近知天命之年，但说起童年得意事，却依然颇见小男孩洋洋敏悟之态。
这敏悟，实则一直是有盛大的家学在背后暗中助益的。
他入塾年纪小，最早学对子时不辨四声，故而每每跟不上哥哥们的进度，对塾师所说的平仄相对更是不得要领。回家祖母徐氏听闻，便特为他找出自家外曾祖父潘恩辑订的《诗韵辑略》亲自教导，一番讲罢，四声即明，自此方才再不怕对对子了。
而这位祖母徐氏身世亦是不凡：她是嘉隆二朝首辅徐阶的曾孙女，同属世家出身，朱彝尊儿时就常得她相携去徐阶的世经堂拜谒，还曾在堂中数见嘉靖帝的手敕——翻阅这些史料时总要感喟，朱氏满门血脉系出名流，各恃所擅，偃仰碰撞，乃有始终不衰的文气传承。
当然，朱彝尊并不曾为此自雄——所有生而坐拥奇珍的人，都很难生出这样的识觉。他曾有一首《怀乡口号》追忆自己的入塾生涯：“碧漪坊里谭公宅，鸭脚清阴半亩余。最忆儿时好兄弟，树根同读五车书。”欠伸从容，颇见岁月清好，也只有岁月清好。
那一切血脉因缘、潜移默化，也便都在追忆中潜融在这清好里了。
“藉袈桥上水松牌，白石登登雁齿阶。曾记小时明月夜，踏歌连臂竹邻街。”在嘉兴夜间的藉袈桥周遭，结束了一天学业的男孩子们常常唱着一些不明就里的踏歌歌谣，任情追逐，奔跑嬉戏。而这，也是朱彝尊偃蹇一生中少见的，无须端重自持的快乐时光。
“狸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朱彝尊后来珍而重之记录下的、他年少时高唱过的童谣，直到如今依然在嘉兴一带儿童的拍手声中传歌不绝。
至十岁，表兄弟们养具文气，在长辈的安排下集体去跟随朱彝尊的八叔朱茂晥正式读书。及至此时，朱彝尊的天资根骨乃脱颖而见。
每日读书，他能记诵万言而无只字错漏，十二三岁上更显示出了羡煞旁人的应试天赋——任人随意拈出一八股题目，朱彝尊须臾便能命笔千字，琅琅可观。
看着侄儿如此敏悟，朱茂晥不自禁颇为心酸：视此子学力，未必不是状元之才，但朝局渐乱，今非昔比，这应制文的本事还值不值得让他如此下死力气呢？
虽然最高功名只是个县学生，朱茂晥却依旧保留着世家的高度和眼界。某日深思之后，他对朱彝尊叹道：“河北盗贼，中朝朋党，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不如舍之学古罢。”
斯时的朱彝尊正当少年，本是名利心最盛之际，但他自小性情温和，惯以顺受，竟也甘心捺下性子就此潜心古籍，再不问科考。朱茂晥此后只教《周礼》《春秋左氏传》《楚辞》《文选》《丹元子步天歌》等，再不以时文相绳——而他的这句话，也确确在不久之后应验了。
两年后，李自成入西安，三年后，明思宗自缢，又半年，清世祖即位，纪元顺治。这一年，朱彝尊十六岁。
乱世之中，嘉兴一带的遭际令人不忍卒读，朱家的满门藏书，几乎全部在嘉兴城破之际毁于兵火。
清军初下江南，南明将士慌乱之际多一触即溃，散兵游勇找不到主将，更每见沦为寇盗；而柔弱的江南士子们，国破之际却大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从容尽节。
朱家第一个站出来抗击清军的是朱彝尊的六叔祖朱大定。嘉兴城破时，朱大定身踞碧漪坊，挺剑当门，护卫存活了坊中诸多妇孺。及至嘉兴长官战死，他更带领民众奋勇抗争不怠。
然而斯时条件艰苦，不数日，年事已高的朱大定患了痢疾，不得已退居父亲朱国祚的墓堂卧病指挥，最终清兵增援，寡不敌众，被俘押运杭州，不屈而死。
给朱彝尊触动更大的是进士黄淳耀。这是他少年时唯一真正服膺的时人，与八叔谈及其文章时，不假思索即能开口成诵——黄淳耀素来主张文章经世，言之有物，一扫崇祯一朝绮丽纤靡的文风，斯时亦是拥趸无数的。
顺治二年（1645），剃发令下。明末被朝廷打压早已赋闲在家的黄淳耀在嘉定自发组织乡兵，呼应扬州、无锡等地群起抗清。这个文人出身的中年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领导义军守城二十余日，最终在城池陷落时不愿受辱，与弟弟双双自缢于嘉定西林庵中。
嘉定人说，他死时血喷于壁间，入砖寸许，历久不灭。月余后前来为他收殓的无等法师还曾在血印旁含泪题写了“留碧”二字。
得知此事，身处丈人家老宅的朱彝尊拿着黄淳耀那本他已能通篇成诵的《陶庵集》呆立在门前，难过了很久。
而朱彝尊的婚事，就是在这样的战火兵隳中匆促议定的。
岳父叫冯镇鼎，是归安县儒学教谕，也即县学中负责文庙祭祀、教诲生员的教官，相当于乡县学校的校长，近年也住在碧漪坊。
冯镇鼎交游广阔，兼能诗词，年逾四十方得了第一个女儿冯福贞，小字海媛，珍如掌珠，专门请了塾师教她《毛诗》《孝经》等，培养得谈吐不俗，以至于邻人费姥见过海媛后都特地去跟朱彝尊的母亲唐氏夸赞：冯家大女儿既贤且慧。
唐氏问明女孩儿的生辰，见年龄与朱彝尊相差不远，动了心意，与朱茂曙商量想请费姥代为提亲。
论及攀配，这宗亲事冯家与朱家实则是各有不趁的：门第上论，乡县校长和相门子弟实是差得太远，但从现况讲，朱茂曙家计窘迫，家里三个儿子都未成年，却和冯家又不能比了。
骤得提亲，冯镇鼎既喜且忧。他对朱家的现状心知肚明，担心女儿嫁过去要受委屈，但因提亲当夜梦到朱家故相朱国祚“衣衮造其门”，想起这位清介的前贤，冯镇鼎最终还是决定允可这桩婚事。
媒虽作成，朱家却连聘礼都拿不出。最终，朱茂曙与兄长议定，让朱彝尊作为赘婿住入冯宅，即所谓倒插门，一切婚用，便全权由冯家操持。
于是，在国变之年，朱彝尊匆忙间忽然从大伯家的过继儿子，变成了冯家的上门女婿。
行婚当时，大乱已成。朱氏一门除朱大定据守嘉兴，余人各自星散天涯，亡命而去。朱茂曙带着朱彝尊的两个弟弟狼狈奔走，先迁夏墓荡，又奔塘桥北，夫人唐氏也在这场逃难中撒手病逝在一家小乡舍里。战乱之时，人众易招祸患，为唐夫人草草殓葬后，朱、冯两家决定分开逃亡。
朱彝尊是个虔孝之人，依他本心，自然是舍不得父亲和弟弟的，但奈何已成婚入赘，身份尴尬，分手当头也只得拜别父亲、嗣父母，转而跟从丈人一家逃到了练浦的冯村。
练浦在嘉兴县东南三十里，是冯家祖居之地，地处较偏，一时尚未被战火波及。但家国破碎，母亲新丧，朱彝尊显然也并无心思和新婚妻子海媛多作缱绻。他小心翼翼地侍奉丈人、丈母之余，只兼带授几个妻妹读书，未曾稍示性情，而大抵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他一生最爱的女孩子有了最初的接触。
这个女孩是他妻子海媛的三妹冯寿贞，小字山嫦[1]，这时还只十一岁。
冯家四妹、五妹年纪小，全赖母亲抚养，二姐禄贞已嫁人，日与夫郎相随，唯行三的小山嫦初能自立，日常则只与长姐海媛亲近。朱彝尊初赘，事事不得不从权，练浦冯村老宅溪田环绕下仅有板屋数间供一家居住，欲避嫌也无多处可去，故而初时每每小山嫦跑来腻着姐姐嬉闹，他便只得出去和连襟姚澍一起坐在屋外树荫下读书——两家藏书均多已散佚，乡舍里能找到的只有一些金元院本，所幸朱彝尊惯于逆来顺受，择得一卷白朴的《秋夜梧桐雨》，一样读得神驰心往。
学问被迫搁下的几年里，他幸运地找到了新的寄托——作诗。这动念由来于冯镇鼎一位诗友王廷宰的某次来访。
朱彝尊性情内敛，素来不好张扬，丈人家来了客人，他每每只居末座含笑相陪，从不多话——而自然，这却使冯镇鼎的旧交们对这位门第既高，生计却窘的世家公子更生兴趣。
王廷宰自己能诗，见朱彝尊文质彬彬便生好感，举杯问道：“孩子，你学过诗吗？”朱彝尊老老实实答道：“不曾。”王廷宰笑着说：“诗这东西，有人一学便会，也有人学一辈子都作不成，不知你是那一类。这样罢，不如你试接个对子让我看看如何？”
对子是朱彝尊六岁时便远出侪辈的。或是为酒至微醺，或是因被激发起了久违的少年得意，朱彝尊这次没有守拙。
王廷宰不停出人名对相试，朱彝尊也便不停从容应对，从“顾野王”“沈田子”，“郑虎臣”“沈麟士”，“蔡兴宗”“崔慰祖”，“萧子云”“任伯雨”，始终珠联璧合，滴水不漏，及至对到后人所熟悉的“柳三变”“张九成”，王廷宰终于大为叹服，对冯镇鼎说：“这孩子联语作得如此之好，以后必然要以诗名世啊。”
这话说对了一半：能诗者必能属对，而反过来看，善作联语却只是诗翁的一块台砖而已。工联者往往聪明机巧，学述兼博，尚有摆布跳荡的手段，但做诗人，于此之外还需有敏锐的感知力和真诚的表达欲。换言之，无论性格是内敛还是张扬，他必当有高于常人的感染力和被感染力。
朱彝尊倒恰好两样俱有。
朱是个外致温润，内怀缠绵的人，为着自小过继，长而婚赘，他年齿稍长便颇擅无可无不可地于人事间容与周旋，但在这周旋之外，朱彝尊却也始终未曾麻木地把自己完全交托造化气运。
他十余岁便知晓用中年的圆融自保，却一直没放弃以少年的好奇心去阅世——在沉稳性情隔档出来的安全区里，他对自己内心的触觉实则是更乐于放纵的。如香雾帘幕后的箕坐，再端严守分，人也总需有个伸展的角落——后来他为人久所诟病的“盗姨”之过，自也是出于对情感这样的隐秘放任。
诗是二十岁的朱彝尊在精神世界里找到的第一场迷恋。
他在《高户部诗序》里老实地描述着自己学诗时的狂热：“起居饮食梦寐，惟诗是务。六经诸史百氏之说，惟诗是资。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讲习，未尝须臾去诗也。”以他的天资和根底，如此学诗三年，自有所成。在冯家的支持下，朱彝尊褪去了早期丈人山下的羞涩，日渐跻身当地文坛，识交了一干乡贤。
新朝之下，江左遗老不肯出仕，大多以结社论诗聊作消遣，文人多心，就中不免惯有结党非异的习气，而朱彝尊往来相从间，却始终保持着合宜的距离，从不肯涉足他们“兴诅誓，树同异”的是非之中。或正因这中正平和，时人反而益发尊重这位相门布衣，渐渐地，朱彝尊的名声在江左一带传开，而家中那间小小的宅子，也成了当地文人惯爱造访的处所。
冯家姊妹众多，老宅又狭，酒朋诗侣日相往来，久之自然多有不便，兼之寇盗未平，冯家几度狼狈搬家，每况愈下，渐渐难以支持聚居度日。得知公公朱茂曙身体亦日渐虚弱，十八岁的妻子海媛便建议二人索性搬离冯家，去塘桥侍养公公。
冯镇鼎心疼长女，想从所余不多的土地中分出二十亩田券给小夫妻，海媛却坚不肯受，说：“用父亲的田地收成来养活公公，这并不是侍养之道。”她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二人像朱氏的祖父大竞公一样，“敝衣一簏”，便相携往塘桥梅会里去了。
在日益增多的访客面前，海媛一直努力地维持着朱家的门面——每有客至，她总要摆办起最好的酒肴相待，有时宾客聊到兴至要小住数日，时逢窘迫，海媛竟不得不典当自己仅有的几件首饰去换酒，但她却从未因此抱怨。许多年后，朱彝尊在妻子故去后的行述中回忆道：“花钿无多，尽付质库。昼夜纺绩以赎。客至复质，如是以为常。”
如此贤妻，确实不曾辜负母亲唐夫人当年的期许。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朱彝尊却依然不能真心珍爱这样的贤孝。
海媛和他实在太过肖似。两人都早早被装在了继子赘婿和长姐贤妻的壳子里，努力经营维持着一份无关紧要的安稳。他们之间不必交心，只因对方的难处自己本也在日日同历。他们不能昧着良心去爱彼此的面具，而在这样的难处之下，他们对伴侣温定的面具后面藏着怎样哀惧的形容，也并没有有神会的勇气。
朱彝尊说起梅会里这段日子时曾有这样一段回忆：“每晦夜，婚后赁居梅里一旧屋，满屋梁皆白光，墙下鸡嗝嗝有声，女巫来言，发之当得金。孺人谢曰：‘吾夫家累世显官，可以不贫。今贫若此，天也。非所得而得之，天其殃之矣。盖居是宅十一年，未尝萌一念及室中之藏焉。’”不足二十岁的年纪，海媛已甘心将所有因遇推归命数。因为对代价的恐惧，她已不敢领受命运多一分的馈赠，这种认命的安顺委实令人心疼得切齿。
无论如何，海媛的经营究竟为朱彝尊在梅会里赢得了一些名望，开馆授徒，补贴生计之外，他终在某次结社赋诗时结识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后来一生的挚友和贵人，曹溶。
曹溶算是同里一带颇有名望的前辈乡贤，大朱彝尊十六岁。他本是崇祯一朝的进士，与朱彝尊的叔叔朱茂暻有同科之谊，明时官拜御史，鼎革之后仍授原职，因此在后朝眼中是不折不扣的贰臣。
然而，虽然身仕二朝，曹溶却又一直和大批反清、抗清的义士遗民多有交好，诸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宾。青年朱彝尊的心中依然是深深追缅着故国的，但纵在这样鲜明的立场下，他也能看得出这位同乡前辈有诸多不得已。
“回望神州，重重遮断，唯有翻空絮。岁华贪换，刀环落尽，草际夕阳如故。嗟同病，南冠易感，登楼莫赋。”在曹溶的词作里，是处可见这样心恋故国的委曲隐衷，但在这哀思之下，身在官场中的他究竟对“朱火淡东壁，谡谡清钟举”的现实看得更明白些。
因为心念与朱茂暻的旧谊，曹溶对朱彝尊始终挚诚相待。当然，他也是真心喜欢这个文质通人，却谦逊温和的年轻人。在一次次诗酒流连中，看到朱彝尊的窘迫，曹溶当即举荐他去自己的好友杨雍建的府上做西席，教杨家的孩子杨中讷读书。
杨雍建当时在广东高要县做知县，酬金非寡。然而此行究竟要千里跋涉，斯时正值海媛重病高烧七日，几至备殓，虽终于转危为安，但视其境况，实非夫郎所该当出行之时，可是朱家早已入不敷出，实是贫苦难堪，为了生活，朱彝尊虽百般不放心病妻老父，终究还是去了。
“梦断梅
岭，囊空陆贾金。枫林悲落月，苔石忆同岑。”在岭南的第一个春天，他寄给故乡诗侣们这样一首诗。梅
、陆贾俱是有事功于南越的，而朱彝尊的来日，却仍在断梦空囊之中。
一年后，曹溶调任广东布政使，特请朱彝尊入幕，又一年，曹溶知大同，朱彝尊也便跟着去了山西。
在追随曹溶的日子里，背井离乡的朱彝尊找到了另一种充实的快活。曹溶请他主要负责的事情有这样几件：择选粤行之诗以甄录《岭南诗选》、椎拓碑文、搜访金石、鉴别考证、整理当地的文化遗产……这些无疑都是朱彝尊擅长而爱好的，也日渐成了他修书治学生涯的开端。
更令后人庆幸的是，在曹溶幕下朱彝尊开始学习填词——而正是这一次幕僚生涯，才有了后来世所公认的浙西词派第一人。
直到老来，回忆起曹溶时朱彝尊犹说：“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曹溶）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先生。”
曹溶本身便是词学大家，他词风起于云间，转而“阐秦、柳之宗风，发晏、欧之光艳”，随即更不满于南唐北宋，追随清空骚雅的南宋诸家，这偏好的变化，恰也是清初出云间而入浙西的趋势。
他的诗学观很是辩证，不肯屈宗，也便能走得活。“所贵旨取花明，语能蝉脱”，是渐将情语分判的现代思维——无论词写到如何水准，有此思证便当致以敬意。
诗词一道，总要在传唱走到窘境时，才会回归语言，而只有回归了语言，才能见更多探索的空间，把残局做活。南唐北宋之词固然高举流转，但当在歌筵舞袂中走到“渐自知究竟”的一步时，它便已经失去了被后人所宗的资格。
及至南宋，词学走过了一段二维转三维的艰难探索，吴文英的七宝楼台便是见证词人和空间搏斗的一地碎片。当一笔画乃至简笔画走到极致也无法传达更复杂的内容时，点画法便会应运而生。用一个个小断续来生发出更大的堂庑想象，是让词不死的唯一办法。
历经明朝数百年的漫没荒芜，致用论独居上风，北宋的闲趣和南宋的沉忧都失去了踞蜕，人们的表达欲也便渐至枯竭。这枯竭之下，渐少有人乐于再去词的曲拍里拼取空间，语言的发展也随之凝滞。而江山易主之后，沦为异族朝臣的汉人们幽闷交生，遗失已久的表达欲也便重新被呼唤了出来。诚挚而多才的贰臣曹溶，也便正是在这样不能言说的伤感之下，激发了对词的思考。
在学词之初，能遇到一位肯于在身前擎火披风，不断探索的引路者实在是可贵的。而朱彝尊自身学力既高，心曲亦深，在曹溶身后，也便终于慢慢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在官方的说法里，朱彝尊早期学词的词集后来被辑为《眉匠词》。这一辑词总六十余首，通翻一过，词句清隽流转，但新意未多，也不见太多个人印记，小令学北宋，长调宗南宋，如是而已——如“隔帘春入燕先知”实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作意讹变，而“歌扇影摇香月白，钿车声起暗尘红。相逢可惜太匆匆”直承小晏，“瘦影和烟，凉入隔花窗户”颇近玉田则更不消说。
有民间考据说这组词并非朱彝尊所作，而是出于一位乾隆年间名叫沈清瑞的少年词人之手。参见《“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里措辞含糊的“《眉匠词》一卷一册，题朱彝尊撰”（而非“朱彝尊手书”），也确令人生疑。
我们且将《眉匠词》搁下不谈，朱氏词作广所流传者，当以《江湖载酒集》和《静志居琴趣》二集最负盛名。但令后人尴尬的是，朱彝尊词锋倍见出人处，往往在乎后者：一部只为妻妹山嫦一人而作的词集。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曾这样评述：“《江湖载酒集》洒落有致，《茶烟阁体物集》组织甚工，《蕃锦集》运用成语，别具匠心，然皆无甚大过人处。惟《静志居琴趣》一卷，尽扫陈言，独出机杼，艳词有此，匪独晏、欧所不能，即李后主、牛松卿亦未尝梦见，真古绝构也。”况周颐《蕙风词话》中亦有言：“或问国初词人当以谁氏为冠，再三审度，举金风亭长对。问佳构奚若，举《捣练子》云云。”
这首被推为清初最佳构的《捣练子》即《桂殿秋》，正出自《江湖载酒集》，也或许是大多数人听过的朱彝尊唯一一首词：
词确实好。犹所谓“至深至浅清溪”，清澈得令人摸不透厚度。
通篇摇摇曳曳，仿佛在一艘小船上悠悠行进——思往事，即复是一回渡江干。全词中，女主角只有青蛾低映这般一瞥中的残没影像，足见作者视角之遥远，也足见其内里之关心。
不肯抬头的是女子，又何尝不是朱氏自己呢？这样自知目光黏着，却只能垂下眼帘的姿态，如隔花照水，不知其止，实则正是朱彝尊的性格和审美所必然的取向。此后看到听秋雨，看到各自寒，读者乃不难知晓：词主人始终开启着一切感官，只除了视觉。
这样阻绝视线的传递，实远比细碎的修眉曼睩、红袖柔荑要更加绵密长久得多了。
冯氏一家在练浦塘东老宅居住未及数年，因战乱避地六迁，及至梅会里王店赁宅别居，朱彝尊接父亲朱茂曙同住时方才与岳家暂别。是以后人通常推断他与妻妹山嫦之间的感情，当是在定居王店前的屡次仓皇搬迁间生出。而词中这一回“渡江干”，也自是朱彝尊随妇翁家自冯村经练浦塘西北行至王店途中的故事。这一年，山嫦十五岁，已是知愁的年纪。
朱彝尊究竟是从何时对山嫦生出这份不同的情愫，至今已未可知。我们只约略能看到一些很散碎的片段。
他年长六岁，初赘之时，山嫦当未出童稚之龄。“两翅蝉云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纪”，正是最欢活鲜妍，无忧无虑的时候。战乱生死之间，有个“走进蔷薇架底，生擒蝴蝶花间”的小女孩镇日长见，这在惯于操持循顺的朱彝尊而言，当也是一星有趣的点染。
写小女孩的词是古来惯有的，就中以欧阳修被污盗甥的《望江南》最为出名，后来还被金庸晚年裁剪化用，移给了黄药师与梅超风，引发三联新修一脉公案。
欧公热烈，写人寄意，素来不遗余力，此词亦明白如话，难得只在闲叙中的耐心，如见茶叶在水里慢慢舒展，是欧词少有，但曰“留取待春深”，曰“何况到如今”，终究有一丝掌控感悬于人物之上。而同说簸钱，朱彝尊有一首与山嫦调笑的《鹊桥仙》更见轻俏。
簸钱始于唐时宫廷，及至宋乃入百姓闺阁。玩法大致是持四五枚铜钱于手中，拈取一枚三度抛起，在抛动时落子间隙拨动翻转余下数钱，最终一手扣覆，令同伴猜量正反，以定胜负。女孩儿家长日无聊，每每恃此为乐。
“几处簸钱声，绿窗春睡轻。”在大多文人眼中，铜钱落地玲珑之声只是这样遥远而亲切的背景音，独欧阳修在词中肯走下庭堂，亲看女孩儿玩耍——及至朱彝尊，则显然更未止旁观，而已好脾气地陪玩了数局。
《静志居琴趣》中，仓皇凄楚者有之，爱悦缠绵者有之，这却是为数不多一首写二人无虑共处的词。推算起来，所述当是练浦闲居时事。
小词起句颇具时间感，花落花开、当风带雨，如见豆蔻女童渐渐发身长大。而下起“笑言也得，欠伸也得，行处丹鞋婀娜”，则是在时间流上温柔地横向挑出了一角渡头，专任她一人欠伸巧笑。就中看去，似是女孩子百无聊赖，一刻不能消闲，然而以弗洛伊德之解梦说回视，在自己布置的词境里安排如此无序游走的闲笔，却实是旁边静坐的朱氏心如飞絮的映照。
二结一出时间，一出空间，均是絮絮闲话。“且伴我、日长闲坐”是软语商量，而“问持底、今宵偿我”却隐约有一丝调笑的味道在了。与女孩言及“今宵”却丝毫不见亵昵，温存之间自有骨力，最是其难得之处。
伴着这样的丹鞋声响，朱彝尊在他的年谱中淡淡地治学、作诗、访友、持家。他等待着出人头地，也习惯了心平气和。在他行居坐卧的余光里，小山嫦渐渐长大了。
从词集里看，少年朱彝尊一直在这个小女孩身上维持着二三分注意力。先头或只是出于保护者的怜爱，后来则似渐有了几分将心比代的意思。“唤作莫愁愁不绝。须未是、愁时节。”历经国破、家分、离乱、丧母的朱彝尊自然是更有资格说愁的，而肩负如此沉重的他看到一个被保护得极好的小女孩那一点闲愁时，却依旧心存呵怜，只在旁温柔地看她煞有其事地“绾同心结”“拜初三月”，这或是诗人自觉的悲悯。
倘使冯家的日子就在这样抱团的定居、逃难、再定居、再逃难中进行下去，朱彝尊这晌温柔或许终会随着小山嫦的长大、定亲而慢慢消卸。但海媛提议下的分家提上日程后，二人的感情却似乎有意无意被这分别用力地推了一步。
行舟渡水，终点即是分离。这一次船行，当是二人定情之时。
在注定的分离下，朱彝尊松了一口气般地放松了自己素来紧绷的抑制，而也正因这放松，情事终成孽业。
冯家迁居，水路甚长，行至城镇，则常需下船买办，朱彝尊也便屡屡得以携山嫦上岸出游。按情理海媛当也是相从在旁的，但在朱氏录写的《朝中措》《渔家傲》中，我却从不曾见到她的影子：词中春光骀荡，花鸟惺愡，无邪声景宛然如见，而一派花光水影之中，穿梭其中的也只有一位亭亭少女。
词是宜雨不宜晴的文体，写春日难得似此灵活生香。由水入山，又由山回水，则当是词人自时流间博出无碍一瞬的特地安排。
上结叠词用得很妙——弓弓摹女纤足之象，声气也颇具动感，及至叶叶，为其亦有世代之意，则在承接细草的木叶声闻里，不免令人尚生出“人情叶叶都如此，世路悠悠古所难”的牵想，得以自衣香宕入时空。下片自时空回归现实，作者牵出渡头人语，实是时间与空间之外自下的注脚，如弗洛伊德所谓梦中“客体替代主体”之道。秋娘冬郎之喻或非实典（秋泰桥渡是妓典，而冬郎雏凤之喻，用此亦非恰），止一秋一冬，与前春阳迁连流转之下，用此则有少女款款长成，而檀郎却经霜气冷的难称之叹——两个成词称呼之下，词境即自喧丽转往萧条了。
一首写罢，还嫌不够，及至《渔家傲》，翻头重味，则痴心亦不免渐自生出回照。
上片春游，下片行舟，较之前作之细密交织，此作则是前后相峙，互不相夺。
春游的视角依旧站在女主角的背影之后，没有视线交织，唯见女郎一袭时新的单衫，一种姗姗的姿态，和一段趁风而来的暗香（即前作“微风叶叶衣香”所谓，这香气想来大有木婉清香药叉之风，颇令历者难忘）；而下片则是舟中闲坐的家居情境。
桂火即桂帐，自是锦幄初温，炉香不断耳。视此情境，则酒必非出于长辈出席的寻常家宴，而当是海媛为二人驱寒所特备的。在这酒晕灯影中（不言桂帐而言桂火，乃朱氏用光手段），船续续前进。柳荫残照，是别离将至，余情难返之象，言至于此，乃有心曲独露，再难自已。
不同于前作，词到此节，二人忽而有了视觉交互。所谓看渌水，即二人并看水中，终在波光形影里成其眼神胶着，即所谓“已露千金意”了。
少女羞情微露，而迁船也摇摇缓缓，终于行到王店。至居王店，姊妹遂分家，海媛随朱彝尊照顾老父，山嫦则依父母居。因盗寇不绝，朱家又有数迁，先由接连桥搬到樊楼，之后终定居荷花池上。
若二人情分至此而终，发情止礼，也未必配不起一句清好。只可惜日子终究要过下去。
数年间，山嫦的年齿已大过了海媛出嫁的年纪，时局稍安，冯镇鼎便也为她许了婆家。这段许婚我们能看到的资料不多，只在《风怀二百韵》里的“夙拟韩童配，新来卓女孀”中略微能看到端倪——山嫦的未婚夫福薄，未及新娘过门竟便先死了，这也不得不令人怀疑冯家或者是将她嫁去冲喜的。
无论如何，女子未嫁丧夫当非吉象，再度议婚之说也便不得不又搁了数年，而自然，“渐于牙尺近，莫避灶觚汤”，山嫦也就又有了许多去姐姐姐夫家探访小住的日月。
在朱茂曙垂顾下，朱彝尊也只妥妥帖帖地伴着海媛起居生活。
他开馆收徒，结社论诗，几年间和海媛生了二子一女，也经历了长子德万早殇的痛彻心扉。但在年谱之外，我们依然能窥见朱、嫦二人日常来往间眉梢眼角的波澜，《风怀》诗中淡淡一句“有时还邂逅，何苦太周防”，细味起来颇见前路难期的苦涩与甜蜜。
而这样的“周防”，终于在某年元夕留了一角罅隙。
山河鼎新之后，江南诸多节庆日渐恢复如例。冯家姊妹多，每年的元宵节灯市便成了冯家妇孺得以如闺中一般嬉游相聚的所在，而家中的男子们，则可趁机在书斋享得一角清闲。
这年的元宵节，看灯之后早早归家的朱彝尊独在庭中，默抱追盼，而山嫦也辞别姊妹，独自潜还。仿佛各自有待，也仿佛无意相逢，在元夕这样古所有之的情人节里，二人终在一个无人的回廊见了一面。
“枨触钗先溜”，落钗之事在朱彝尊的诗词中数见频出，想有实指，但当也不免令人思及李易安的“见客入来，袜刬金钗溜”——只易娇憨为枨触，却更见咫尺天涯之叹。
这一支金钗，不知是否后来朱彝尊写下“金簪二寸短，留结殷勤，铸就偏名有谁认”，又隔代经年被冒广生外公周氏在太仓某家寻到那只镌着“寿常”二字的簪子（冯三娘名为寿贞，字唤山嫦，是所谓偏名），但无论如何，总已是朱彝尊《静志居琴趣》里不可磨灭的一点光影。
“梯已上初桄”是用《大智度论》“譬如缘梯，从一初桄，渐上上处，虽高虽难，亦能得至”，既实写少女登楼而去，又有后缘今始，挫里追攀之意。
那夜情境如何，外人自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依稀看出二人有过数语交谈，而后山嫦金钗跌落，转头奔上绣楼，而朱彝尊欲追未能，终究由她独往，恍如塞林格那句著名的“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
元夕私会当是朱、嫦二人情事又一关要，朱彝尊后来亦曾数次追想，而就中辞色最为分明的，是在一首《金缕曲》的上阕里。
词作于山嫦嫁后重会之时，以金缕凄楚之调来制，原也合适。
朱氏用典，每如羚羊挂角，不着力却极妥帖：所谓玉清，是《独异志》中织女侍儿梁玉清与太白星下界私奔之典，而险追著语，当谓私会之提心动魄——“径仄春衣风渐逼”，想来是家人骤返，二人终于语未能详。后以凤写钗，乃以意设境，追一笔仙凡迢隔；而上结以李商隐“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著五铢衣”为喻，则是人间天上，廊中楼上的相望而不得相亲了。
不知是否冯家对二人情事有所察觉，山嫦十九岁这年，冯镇鼎又为她许了一户人家。
这家人姓甚名谁今已无考，但自《风怀》诗里“青绫催制被，黄竹唤成箱。玉诧何年种，珠看满斛量。彩幡摇婀娜，漆管韵清锵。白鹄来箫史，斑骓驾陆郎”云云不难看出，当是吴门一富户，也为迎娶山嫦颇致了一番诚意。
朱彝尊就此有一首激烈得几乎不似出于他手的诗：“媒人登门教妆束，黄者为金白者玉。阿婆嫁女重钱刀，何不东家就食西家宿？”贫穷当前，清贵的旧家门第不堪实打实的黄金白银轻轻一击。较之嫁海媛时冯镇鼎为朱国祚的才名门风而允婚，则可知经过几番战乱，到嫁山嫦时，冯家的内囊也渐渐空了。
据吴香洲先生考证，山嫦此番行嫁，是从王店登船，经马王塘，过濮院镇，出妙智汛、石灰桥，再东北行，以达苏州。“朝霞凝远岫，春渚得归艎。古渡迎桃叶，长堤送窅娘。翠微晴历历，绿涨远汪汪。日影中峰塔，潮音大士洋……”朱彝尊将沿途风景细细描述，每如亲历，不知是真的曾经行伴送嫁，还是只心随人远，“魂行千里，见黄河大江”。
这一年，他写了一组《闲情》，就中有这样的句子：“门前种树名乌桕，水上飞花尽碧桃。三里雾同千里远，九重楼恨十重高。”所谓乌桕树自是出自《西洲曲》的“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桕树”，言及恋侣暌离；碧桃花则脱乎“重门深锁无寻处，疑有碧桃千树花”，是隔院听笙，两不知处，而言及三里雾与上重楼，便自然还是那个元夜的生发。伊人已嫁，他便也只得在送别山嫦的七夕独作牛女之词，聊以寄意了。
山嫦嫁后，朱彝尊收拾起心性，浑若无事，如例酒朋诗侣，课徒购书，无一闲日。
几年间他行走了许多地方，譬如跟随叔父去南湖参加十郡大社，从而认识了后来与他齐名的陈维崧；譬如去淞江、吴门一带游玩，又专程探看了曾祖父朱国祚做何家赘婿时居住过的老宅；譬如去绍兴探视新任教谕的岳父冯镇鼎，并为殉明的黄道周、倪元璐祭扫；又譬如去山阴与祁理孙、祁班孙兄弟相从游冶。
此前一年，明鲁王逃到厦门，依郑成功自立。作为明代的遗民，在自身的情怨之外，朱彝尊更不能忘却的当是对故国的追思。
一些研究表明，青年时代的朱彝尊一直没放弃参与复明大业，而他的朋友中，祁氏兄弟也正是反清通海的倡议者。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也能略为熨平心底的相思。
而后，妻子海媛重病，朱彝尊为衣食行计远游岭南，追依曹溶，编书考古，转眼又是数年。据他后来的回忆中说：“忆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炧，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有水井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在广东的岁月间，他日子过得较从前惬意松快很多，酒阑灯里，也未必便会少了柳巷花街一些逢场作戏。
生活重心日渐转移，朱彝尊和曹溶、屈大均等人关系也渐渐亲厚，仿佛已经将那段多年来的情衷彻底卸下了。两年后，为着曹溶调去大同，三十岁的朱彝尊踏上返乡之途，经过江西豫章时，他还兴致勃勃地买了五大箱书，一路负还。
这两年间，海媛已带着两个孩子迁居到了河西村舍——想是独立抚养孩子总有不得力处，故而要住得和父母略近一些。
一步步重归故园山水，朱彝尊的心情却反而转益沉重。“卜筑仍无地，来归转自怜。痴儿犹昨日，病妇已连年。”离开赏识他的曹溶和一众岭南诗友，回到熟悉的地方，他发现自己依旧是那个贫困无钱置地，要依靠病弱的妻子纺织操持才能勉强支持生计的赘婿。
或因在新居住着总觉不自在，朱彝尊与妻子商议迁回梅里。而就在搬家这日，他迎来了一个意外——二十四岁的山嫦归宁，探视过父母后来见长姐，恰逢二人买舟迁居，便决意索性随二人一道去梅里玩玩。
五年重见，往日那些被文旅仕途、国仇家计填埋得密密实实的爱怜、关心、倾许、离别一时还僵蜷在心茧中，未及缠绵蔓延——首先涌上朱彝尊心头的只有开心。
纯粹的、绝不同于他刚回家那组自怜贫病的诗的那种开心。
他择了《鹊桥仙》这个看来很是贴切的牌子写出了这段心情，留题很是简净，只落了个日期：“十一月八日。”
早梅花下即指王店梅会里。“月弦新直，霜花乍紧，兰桨中流徐打”，朱氏特地用了两个紧绷绷的字眼来交衬后文的“兰桨徐打”，即郭靖黄蓉长岭遇雨所谓的“前面也在下雨”，那索性慢慢行去罢了。
世外的大雨中，二人修得了一程水路间一扇小篷窗的缘分，终容以渐坐渐近。有前番缓急相凑，则结句便不见轻佻，反觉在转瞬即逝的逢会里，二人还不得一诉衷肠，尚须心肠百回，各怀试探，颇见苦涩。
舟行数日，终顺利乔迁，而山嫦也不能久居，不日便当离去了。
或是深感再见难得，不愿错过，朱彝尊再未拘束自己的行为，对山嫦屡行琴挑。这是他后来颇遭诟病不能自辩之处，但词中软语商量之意，在情人眼里却实在是动人心肠的。
十一月十四，“坐近越罗裙衩”的第六日。渊博的朱彝尊找到了书中一桩事典：“仲冬二七是良时，江下无缘与子期。今日临歧一杯酒，共君千里远相离。”
这是秀州精严寺一桩鬼故事中的诗句，说有女鬼柳氏与县令陶彖的儿子嬉闹相约“仲冬之月，二七之间，月盈之夕，车马来迎”，而后被辩才法师一番宣诵经咒而悟，遂与陶子吟罢该诗，杯酒而别。故事是个很简单的故事，而代入“共君千里远相离”的萧索，却不免令人对仲冬二七这个日子生出一番来日无多的悔触与期盼来。
“冉冉行云，明月怀中半霄堕”，视以《风怀》诗之“乍执纤纤手，弥回寸寸肠。背人来冉冉，唤坐走佯佯”自是形容女子“夜半来，天明去”之欲走还住之态，而“归去忒匆匆，软语丁宁，第一怕、袜罗尘涴”则是反用《洛神赋》，视之二人早年约定的“洛神赋小字中央，只有侬知”，则颇见几分自我嘲弄的意味。
“若再沉吟甚时可”，朱彝尊已浑忘了他当初假《洛神赋》自许的“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只如一孩童般执拗地等着山嫦的回应，而山嫦显然在他少见的坚持下，终于没有拒绝。
“啮臂盟言覆，摇情漏刻长。已教除宝扣，亲为解明珰。”在朱彝尊少见放肆的描述中，二人终成欢会。
在这段描述后半，有两句很透骨的诗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注意。“领爱蝤蛴滑，肌嫌蜥蜴妨。梅阴虽结子，瓜字尚含瓤。”蜥蜴者，守宫也，而瓜字含瓤以破瓜之说论（明清以降破瓜即多指女子破身了），亦有落红之意。结合前面提到过的《金缕曲》中“走近合欢床上坐，谁料香含红萼”，以及此后《减兰》中的“一段归云。谁验蛇医臂上痕”看来，意思很明显：山嫦虽然已嫁近五年，但或因与丈夫不睦，此番仍是处子之身。
纵事不关己如我察知此节尚觉惊讶，遑论朱彝尊本人。
“绿叶清阴看总好，也不须、频悔当时错。且莫负，晓云约。”得伊人守身相待，朱氏原本克制的情感也日益恣睢决荡。二人数日日常相处，渐至难舍。
许多年后，朱彝尊在《曝书亭集》第五十五卷对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子之身做了很长一段讨论。“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见，号曰太真……然则妃由道院入宫，不由寿邸。陈鸿《长恨传》谓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妃于寿邸，与外传同其谬。张俞骊山记谓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
虽然这节考据多年后已被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指谬，但对这桩公案的孜孜索求，或许也正来源于对山嫦的这一层发现。
在整件事情中，海媛的表现始终十分克制而温和。在时人的记载里，她只有过一回不算发作的发作。徐珂的《清稗类钞》中有这样一段记录：“竹垞平日尝矫夫人命召其姨。一日相约，俟夫人卧后作深谈，夫人微闻之，即先卧。次晨起，乃命老妪送之归。”纵在十分耻言尴尬的境地，海媛依然用装睡给这对情人保留了面子，在另一则记录中我们能看到她次日“笑问先生昨夜事，先生曰：‘无他，但怜才心切，小叙深情耳。’夫人终不信”。虽然未必全真，但此一笑间的隐忍难堪，依旧令人想来心酸。
然而，此刻的朱彝尊已全然无暇顾及海媛的心情。山嫦被送回父母家后，他只是任着自己纵情想念、想念，这样浑没顾忌的箕坐，似已几欲脱出香雾，曝露帘前。
当年新岁，二人终于又得一见。朱氏作《洞仙歌》称：“别离改月，便恹恹成病。镇日相思梦难醒。唤连船渡口，晚饭芦中，相见了、不用药炉丹鼎。”从《风怀》诗中看，初一到十五，二人双飞双宿，所谓瞒人，似也已仅余了面上的一点敷衍。
朱彝尊有《渔家傲》调笑山嫦：“众里偏他回避早。猜不到。罗帷昨夜曾双笑。”语渐放诞，不加收敛，全不似年逾三十，已有二子一女的成年男子。少始老成的他，在丧乱、离分、谋食、重聚之后，终选择了埋起头来，在一段鸳梦里当起了热血冲顶的小伙子。虽然在岁序和伦常的流掠下，这迟来的热血已显得那么狰狞夸张，不合时宜。
“听唱遍、青春蓦山溪，待拆了歌台，放伊归去。”他心中该当任性地决意，既固有一别，那便索性别前尽欢，别后也便无憾了。
欢会终将散场。“解道临行又开封，背人一缕香云剪”。归宁已久，山嫦终须返回夫家。百般缠绵，欲留无计，也便只能留下一缕青丝，聊慰来日思念。朱彝尊作了一阕《婆罗门令》留别，题目一例简净：“九日。”
循环反复，春水秋水、遇会洒泪，是词家常见手腕，只质直清朴，语拼全尽，却犹似分缕未到，是至情人方能为此。
送别山嫦，总在水边，含悲商略，则每有高楼。
女儿绣楼无过十数级梯，但聚时非稳，别时能隔，当是朱、嫦二人间永远甜蜜亦无奈的距离——二人情词八十余首，我最爱的便是一阕高楼上下的《一叶落》。
寥寥数语，无一费字，如短乐府。朱氏用笔，画境文质运转流丽，这则小令亦早已出离了线性行进的套路。每一小句，均有前因后果，交互环鸣，相映成象。
泪眼、风雨、离人语，语象飘零，离披屑瑟，破碎断续。“欲住已难住”胶合后文“下楼复上楼”，则得情肠往复，百转低回。
前之“临当去”，即是“楼头风吹雨”——画面陡然拔至高处，再无折冲，再无避掩，除却担当，焉得他途？方之冯正中同样居于画面高点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孤零寂寥相类，而凄惶萧索实已倍过之了。
此后二人亦多聚散。战乱未歇，山嫦夫家亦遭兵祸，为避难，她又曾数度投靠。朱彝尊称“天定从人欲，兵传迫海疆”，倒是颇感激这场战事，然而见之逾炽，别之逾恸，亦徒奈何。
二年后，曹溶荐朱彝尊赴山阴去宋琬门下做幕僚，为了家计，他也便不得不再次与山嫦分别。
这次去山阴，朱彝尊之所望除了酬金，依旧在为复国尽一番心力。在宋府间隙，他参加了山阴“通海”之举，屡屡奔赴西湖与诸多同道商议该当如何秘密配合郑成功、张煌言大军的北上之计。为此他也曾多次力邀请曹溶共往，不惜数次夜访游说[2]。然而曹溶究竟在官场浸淫多年，看大势要比一众前明布衣明朗得多，虽然多方暗中支持，但始终未肯亲身介入反清之事。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不曾介入，后来才得有继续帮助一众志士的余力。
朱彝尊形容温隽，但并不是个善于伪装的人。不久，宋琬也发觉了他与山阴祁氏兄弟往来密切。同曹溶通书数次后，为防引火烧身，宋琬馈赠了朱彝尊一部分财物后终将他辞退，对外只称自己幕府小，用高才实是委屈。朱彝尊志不获骋，也只得收拾行囊，再度返家。
这一番游幕间，在海媛的默许下，朱彝尊与山嫦并未断绝音信。从一首多年后的《好事近》颇可窥知，二人始终多有通书往来。
既及离绝，情语遂入高致。“中央四角”，是苏伯玉妻之“令时人，知四足。与其书不能读。当从中央周四角”。而“三岁袖中纳”，则自为“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音书中相思别苦，不须多言。
在这回离别间，山嫦的夫婿离世了——距他昔日谨备彩礼，自吴门亲赴梅里明媒正娶之时算来，至多不过六七年光景。
史料中并无记载这个男子的家世名讳，我们也无由得知他的苦乐悲欢，但从海媛的际遇也能推知，这许多年来，他的婚姻亦必不快活。他死后，山嫦在婆家亦承受颇多非议，积忧病倒，索性彻底搬回了父母家——朱彝尊归来后，也便顺势接过了照顾她的差事。
山嫦虽尚在病中，但既无名分羁绊，二人幽会，便更未为少数。“力弱横陈易，行迟小胆慌。留仙裙尽皱，堕马鬓交鬤”，与《风怀》诗参看，下《洞仙歌》亦出山嫦新寡后事。
虽写偷情之事，亦未落美成之荡，率而不昵，是竹垞高处。而从此词亦可见，二人私会行迹虽未全露，亦已渐入常态。或者朱彝尊已有打算待她居丧期满，能与冯家合议，姊妹同娶，但他最终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一年后，康熙帝继位，“通海案”发，山阴好友魏耕、祁班孙等人或被杀、或被捕，朱彝尊也被通缉，不得不匆促出逃。曹溶百般襄助，最终为他引荐至永嘉王世显县令署中作记室，得以避祸，而就在同年，岳丈冯镇鼎也因病辞世了。
曹溶怜他孤寒，邀他来大同追随自己。而自此一去，朱彝尊再也不曾见过山嫦。
两年后，山嫦死在了家里，虚岁三十三。
虽然没有任何记录凭据，但我们不难推想，在生命中最后数年中，山嫦过得必不顺遂。未嫁死一夫，嫁后复死一夫本已易招非议，孀居归家，父死依姊，海媛多年隐忍，想来也已很难再与她亲密如故。
那个少女时代无忧无虑地簸钱扑蝴蝶，喜欢穿着红色鞋子、淡色衣衫，娇憨又温柔，羞涩又坚定的女孩子，终在一片难堪的谣诼声中抱病而终。
匆匆返家的朱彝尊终于只剩了去她墓上一哭的缘分，而这哭，却也颇含着名分不正的尴尬。这一年，将逾不惑的朱彝尊再没顾及任何流言，将十年来只有两人见证过的近百首情词公之于众，编成《静志居琴趣》一集，一时文林四惊。后又数年，《风怀》诗成。
及至他功成名就的古稀之龄，朱彝尊仍坚称“宁拼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朱家诗礼传家，所求无过是享留文名，入儒林传。而朱彝尊犹豫再三，宁可失去他终身追求的配享孔庙之荣，最终也未肯在文集中删却此诗。
镜心浪影，江湖风雨，种种堪与不堪，也便终于成了后世的佳话。国变之间，朱彝尊的前半生实无一事能出乎自己裁度。他负了妻子，也未能对得住妻妹，但在这种种相负中，他又实则不曾为自己的情愁起过半分争掌的私心。
三十余年后这点无谓的决断，或者是他这一生能付予山嫦唯一的东西了。
对于很多人而言，人生的落幕往往在矢志所求终被宣定无望的一瞬。视以人逾不惑的朱彝尊，爱人既逝，抗清难成，似乎其一生究竟，已当大抵可知。
然而事有偶然。难能爽烈的人，总要多些难折的韧性，朱彝尊的成就，却正得之于其少年梦破之后。
在外避祸的日子里，他曾先后在王显祚、刘芳躅、曹溶、陈上年等人处游幕，就中所得犹以居太原时最多。斯时一批以文知名的前朝遗民多聚太原，如昆山顾炎武、岭南屈大均、富平李因笃、太原傅山等。
山西的官员多为降臣，如曹溶一样，这些无奈仕清的旧文人多肯给予这些前朝士子们格外的优容和推敬，也颇加心力为他们安排了合适的公务。在岭南曹溶幕下时，朱彝尊便常做些辑词、考录的事体，而在王显祚处，他此番长处则愈发显见。
王显祚性情豪侠，与傅山交情尤好，曾为其置宅居住（傅好碑学之始，正由来于晋中王氏的资助），对朱彝尊也是颇加尊敬，解衣推食，敬为上宾，尝有以千金白玉碗置酒同饮，落手不惜之事。
在幕主们的纵爱之下，朱彝尊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学术空间。如十年前在岭南一般，四十岁的朱彝尊在古迹中孜孜追索行游。冢墓废墟、祠堂佛刹，靡不求索——只是这番，他心里已不再有那一缕留命待桑田的拘泥挂碍了。
少年已老，魂梦都安，为词锋或是憾事，以治学却恰在得所。朱彝尊与顾炎武、傅山等人一字一字揣摩温想，终承晚明实学，成了清代考据学的第一批拓荒者。
这样的追寻中，朱彝尊渐渐显露出了老态——无论形容，抑或心境。四十二岁上，儿子昆田新得一子，他当上了祖父，自这年客居时一首写雪的《辊绣毬》中不难见得，词人背影已见佝偻：
方之前两三年意气仍存的情词，朱彝尊此时的笔墨已渐至醇和雅驯，声气也沉回了文人画中面目朦胧的名士形貌。
词中不难侧见，海媛也老了，或者说，虽然比山嫦只大四岁，但在朱彝尊的词作中，海媛好像从不曾年轻鲜活。他们是默契的伙伴，在多年的合作中，纵然没有爱情，也总有几分共事相安的依赖。无盐餐饭，终究亦能果腹，钝化起味觉，一日日熬过也便是了。
令朱彝尊尚觉稍稍能挺直腰板的是，年前在济南刘芳躅处游幕之时，他赚得了一份不薄的束脩，终于得以将父母灵柩合葬，又在嘉兴一处竹林畔购置了一处宅子，自此以竹垞为号。后来昆田的婚礼，也半出此资。
这趟游幕，总算让镇日依旧在典当铺里谋短债的海媛稍得松快了些，究竟半年前她还在为朱彝尊贫病离世的乳母叶氏“典衣买棺而殓”，频繁写信催朱彝尊赶紧寄钱回家。
次年，游滞扬州江都的朱彝尊无意偶逢了故人——项元汴之兄项笃寿的后人。
朝代更迭，山河鼎新，朱氏身家微寒固与前明无二，而当年藏甲一方的天籁阁、万卷楼两门项氏如今也已各自流落江湖，生计偃蹇。这位项氏子“称有万卷楼残帙”无处安排，朱彝尊犹豫再三，终还是“畀二十万金购之”，避免了这些珍贵的善本沦于市商，而当然，为此拼力一购，他的生计也便再次陷入了贫顿。
在海媛的埋怨中，朱彝尊打叠了十二分精神整理着这些珍本，心中也不免悲凉：上一番从岭南返回梅里时买回的五箱书已在“通海案”避祸时被海媛尽数烧掉了，这次购来的一批残卷是他好不容易再次攒起来的家底。然而，一次尚能支撑，下次再见遗珠，又能如何？他想起与曹溶相交之时，曹曾数次向自己喟叹过挚友钱谦益藏书“好自矜啬，傲他氏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最终绛云楼大火不及救援，致令无数孤本付烬，而抢救回来的那些残本，也因钱家后人不善察辨（如不辨《陶渊明集》之宋版与宋庠版之分）而多见折价流落。
经历且耳闻了太多书事，朱彝尊渐渐感到作为一名仰人鼻息的幕僚，自己站在那许多需要保护的古籍面前是多么无力：善本多舛，而为学者资力年光却有限。阅事既多，眼界乃大，在这注定有涯逐无涯的求索中，朱彝尊自来的家国心力，也终而渐渐淡了下来。
他甘心去求索追挽那些在历史边角中存在着也消湮着的暮色。站在永恒的时间面前，是清代还是明代，是降臣还是遗隐，那些少年时候的执着于他已不再重要。游幕的生涯已经消磨了他太多光阴。“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谓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娱，苟非其道义不敢出。今则徇人之指，为之唯恐不及。”多年来他独坐首阳，诚然无愧家国，然而仰食周粟之人的鼻息而活，恐早不能再以气节自命。
在京中孙承泽处游幕间隙，朱彝尊有一首自题画像的《百字令》，艰难苦恨，令人颇不忍读。
菰芦深处，叹斯人枯槁，岂非穷士。剩有虚名身后策，小技文章而已。四十无闻，一丘欲卧，漂泊今如此。田园何在，白头乱发垂耳。空自南走羊城，西穷雁塞，更东浮淄水。一刺怀中磨灭尽，回走风尘燕市。草
捞虾，短衣射虎，足了平生事。滔滔天下，不知知己谁是。
求隐无能，才位难副，多年的辗转遭逢，俱在过片“空自”一句叹开。自“一刺怀中磨灭尽”用祢衡“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刺字漫灭”之典，更足见其在京畿日久，已有出仕之心。
怀才不遇之语待出未出，如换旁人后半六字定要提高嗓门，用意恚怼以将词锋拔起，而朱彝尊和厚中正，却反手假荆高于燕市“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漫没还尘，自消自解——不加一语于外，却是愈见抱闷有待，待而不骋了。
后文“短衣射虎”，自是借老杜《曲江三首》尾韵：“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殿有前番二典，此射虎，则自草捞虾一铺腾跃而起。悲音之中不舍壮气，正所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方之纳兰容若少年时同样一句“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判筋力强弱则实不可道里计了。
在这样志怀不甘的跂望中，新朝廷投来了橄榄枝——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三日，皇帝谕吏部开博学鸿词科，广纳博闻布衣。
彼时的清廷实亦并不安定，虽然南明早已荡平，但东北有沙皇俄国，西北有准噶尔，西南吴三桂以“朱三太子”为帜掀起三藩之乱，犹成牵扯，而东南郑成功退守台湾，亦有长图。纵然天下大势已判，但要防范动摇，安汉民之心，二十五岁的康熙帝无疑当在身怀故国之思的文人士子身上下更多功夫。
此番开科，新朝展现了足够的诚意。一百九十余名受荐者中遗民入荐四十三人，无论已仕未仕，甚至因事革职均不碍入荐，考前更命体仁阁为参试者设宴、赐茶果——较之在贡院溷厕般小格子中困坐疾书的常途士子，实见天地之别。为恐文人们不适，这一科的题目也颇宽松易行：仅作《璇玑玉衡赋》与五言二十韵的《省耕诗》各一即可，不设策论。
被迫入荐的许多江南儒士中，实则恐生事端不敢辞考的占大多数。但为全名节，许多人虽然参试，却有意在应考时胡乱答题，失粘落韵，以求不录。与朱彝尊同在“四大布衣”之列的严绳孙更是索性只写了一首诗，赋这一节则交了白卷。错误正要犯得无理，才好令天下人知晓。
然而，这点心思既要让天下人知，则康熙又焉能不知呢？可安人之际，他也只是雍容亲善，能留则诚心相待，特命评卷宽些，对有才名者莫加苛责，对执意求去的亦全不非难，最终倒颇博得了一些感虔。比如当年被破格录取的严绳孙，辞官时就百感交集地写了“何意片词亲简自枫宸，九死从今总负恩”以为谢恩。
一众遗民中，朱彝尊是较为配合的一个。他被举荐后便老老实实地带着儿子朱昆田赴京备考，为此，他也不得不承受颇多旧日挚友的鄙夷。
岭南的挚友屈大均嘲他“鸳湖朱十嗟同汝，未嫁堂前已目成”，持词辛损固然；平湖的词侣沈岸登在送他赴京时亦有一句“唤起阶前猿鹤问，还肯劝君留否？”掩藏在不忍深责之后的不以为然，却更刺人心肠。及至很多年后，尚有人称：“竹垞以明显宦之后，磨剑十年，结客五陵，声华藉甚，终不免于轻出，论者惜之。”以为白璧之瑕，不得少恕。
“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受荐之后，便自需将从前一切清介返影出的骂名一身担起，他避无可避。
然而朱彝尊真的忘却了故国么？我却只知，他上京之时身边珍而重之带着的，是一册自行收抄的《乐府补题》。
这是一本遗民词选——知南宋词史者该当明白这本小册子的重量。元兵掘宋帝六陵后，宋室文人借分咏龙涎香、白莲、莼、蟹、蝉等物，悱恻迷离，哀情各寄，遂成此集。朱彝尊在题跋中特地点出了这一点：“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
是隔代解人，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许多文人多来访会赏读，蒋景祁更是出资“镂版以传”，一时争相效仿传和，仅在京的名流便有四十余人交出和作，加之异地传应者，一时竟有百余之多。
在这些几乎有些刻意的诚衷追慕中，不知藏着多少被荐遗民进退两难的酸楚。
那个十余岁便能作八股时文少年，在近知天命之年终于到京登考，虽然这一次他也并未能以功令文应考。
来到高祖朱国祚曾以状元之尊行经的午门之下，已剃发易服、华发苍颜的朱彝尊默然一晌，叩领新恩。殿试不久，朱彝尊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
甫入官场，他便领受到了许多在野时不曾臆想过的倾轧。从他给海媛写的信中可见，他这明史纂修的营生来得很是不易：几名阅卷中堂嫌他不来认门生，均“极贬我诗”，置于一等末，将一些“文有极不堪者，诗有出韵、重韵者”都排到他之前，终以康熙帝力排众议，虽对其“菖叶小于钗”句颇不以为然，但终称“一日短长，亦不足定人生平”，又说“斯人固老名士，故略之”。有此定论，朱彝尊方得以入明史纂修授以待诏。
修明史亦是朱彝尊一直以来的心愿，他也早有了许多主张。入史局后，他先后就明史编纂思路写了七封信交予总裁，对体例、凡例提出一系列见解，最终都被采纳。
固然朝卯暮申，颇多劳顿，亦因布衣中选，不免多遭谣诼，但在家书中他只称：“得再次受苦，须得二年功夫，史乃可完。”坚心苦撑，如是而已。
这封信中无意的一句“二年”实则是极具前瞻的。两年后，他因为人勤谨，学识渊博，被起为日讲起居注官，乃近御前；而后出典江南试，入值南书房，则愈见风光飞腾，这是朱彝尊一生中难见的辉煌时候。
数年间，康熙赐他皇城居住（在如今景山之北、黄瓦门东南），其友人钮绣曾称朱彝尊在康熙二十年（1681）上所受礼遇，远隆于进士及第。“迨其入芸局，典棘闱，珥笔禁近，受眷最隆。非常之遇，不且过于扶醉入钿、一朝释褐哉？”南书房本在乾清门内西廊下，而康雍时期皇帝正居于乾清宫，外人出入皆须奉旨，而朱彝尊却得赐以禁中骑马，至乾清门方须下马之荣，确是殊遇。
在这段时日中，朱彝尊也写了很多应制诗来答谢君王。
应制诗多无可观，招致后人“杜陵诗格沉雄响，一著朝衫底事差”的讽评也便并不足冤，但就中可见的，也是一份压抑了数十年无处投向的气血诚心。
对朱彝尊来说，宫中是最好的治书所。公务闲时，他每每私下搜集古书善本，又时常带楷书手进宫抄录，以备考辑。受命出典江南试时，他更曾用黄金翠裘收买了江南名士钱曾的书童，趁其酒酣偷出他成书后不肯示人的《读书敏求记》，雇令数十位抄书人连夜誊出，以为观照。后来离开江南时，他特地向钱曾数度赔罪，并立誓绝不外传方才罢了，一时被同侪谑为“雅赚”。
带着一腔近乎天真的书癖，朱彝尊埋首研学，几不知身外何事，而可叹的是，最终他的仕途生涯也半为此折。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入值南书房刚满一年的朱彝尊正在辑录《瀛洲道古录》，为此他利用在史局值班的时光找机会带了抄书手王纶入禁，抄录四方经进书。
他以布衣入录，又见爱于上，本已触动了许多康熙帝身边原以多才著称，却并无太多真学的近臣利益。因数十年山野的一派天真，兼之圣眷忽隆，不免丧失警戒，朱彝尊踏实公务之余一心著书，并没自觉有何不妥。
南书房本是极复杂的所在。“以深交中贵人、探索消息为声气，以忮忌、互相排挤为干力……苟非其人，即不能容”，而朱彝尊却是个最不肯结党的人。他全没察觉南书房中当年那位曾作词赞他“文采风流，问当代、谁为词客”的故人，早已“深衔之”，背后谈及他，竟会将手炉掷地，“忿然作色曰：‘甚么老成人！’”[3]
是以当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牛钮以“漏泄”罪弹劾降官时，朱彝尊全无招架能力，陡然接到勒令迁出皇城的消息，心情上也明显很久不能缓过来。迁居之时，他凄然写下这样一首诗：“诏许携家具，书难定客踪。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
那本《瀛洲道古录》，终其一生，也没能编纂完成。去来无据，不外一场大梦罢了。
据常理，京官被贬，多是要回故乡养老，以待平反或调任的。但朱彝尊一直心存希望，虽然被迫搬离了皇城，却还是不肯还乡，而是留京迁居至宣武门外古藤书屋，期待着“将来补官，亦是京职，或于补官之日仍留词林”。
翻阅了一些海媛与他的家书，我约略也能明白他不愿返回梅里的原因——夫妻二人数年音问往来虽多，但历经山嫦一节，又兼生计磨折，书中内容早已无外钱银琐事，全无一语体己话了。
当然，也正因如此，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朱家真实的样子。
在海媛掌持之下，家中每日吃饭人口便有十一二人，姊妹媳妇之外，尚有仆役七人。此外，教授孙辈的私塾先生固要常年寓居家中，尚有些听闻朱家发达便来打秋风的闲人镇日往来。量米取油、烧柴稽器，兼之收地租等杂事，均需海媛一手操持，年老力衰，事体繁杂，当时也不免多有怨语。在朱彝尊未应考时，她曾来信称“就是你们在京做官，家里人亦要性命来顶带。就是我该属饿杀，家里一班小的难道多饿杀他不成？”当家主母的焦急无奈，栩然可见。倘二人还乡，自然便要立时陷身于种种家族式的冗务之中。
而这时的朱彝尊正打叠精神，准备编写一部关于北京历史和风俗掌故的《日下旧闻》。编书之辛苦与学古尚不尽同，其间搜集资料、考问索据乃至他年的寻人捐资作序，均颇难在家乡异地并行。是以纵然儿子昆田多次表示不能理解，他还是坚持想办法留下了——而自然，这意味着一笔极大的开销。
京官俸禄本不高，京师地价又极高昂，是以大多士大夫均需租房而居。朱彝尊准备搬去的房子在海波寺街，是清代开国贰臣金之俊所建，因宅中移植了两株紫藤花，故而名之为“古藤书屋”。
书屋建成以来数度赁出，寓居主人均为才子名士，如朱彝尊相熟的龚鼎孳、何元英俱曾在此居住过。朱彝尊自己十余年前来京，到此过访何元英还曾数度留诗，是以也是熟所。
院落虽小，但历经诸多文士打理倒也颇见雅致。“庭有藤二本，柽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赋诗”。朱彝尊尤爱那两株古藤，及至后来搬走，还恋恋不舍留有“藤花又让别人看”之句。
根据记载，直到1953年这两株古藤仍在院内。张江裁的《朱竹垞先生故居记》中称：“馆内犹胜紫藤二株，尚未伐尽。春花夏叶，虬柯未改。”教后人替朱彝尊多领了二百年的芬芳。然而及至今日，海柏胡同16号院已颇为破败，只留有一座曝书亭，其余花木，却已均不复存了。
这番迁居，虽因出宫之故难得再复抄录地方上陈的许多珍本资源，但居所毗近慈仁寺，书事之所失所得，则又堪可打平。
慈仁寺又称报国寺，在如今广外大街北侧，因顺治朝颁移城令将汉人驱于城南，周遭渐成汉官、士子聚居之地。
博学鸿词科后，应诏入京的许多藏书家被迫长居于此，相互间有了交流需求，是以位于各省会馆中间的慈仁寺也便应运成了当时一大书籍流通所在，有称“殿前廊下书摊相连，寺周街巷书铺林立”，且长年设摊，不似庙市聚集仅在每月朔望及二十五三日。我儿时在父亲带领下亦常往来于其间，陪他购置过数幅字画，可见数百年来，此所聚集虽衰不灭。
朱彝尊居住既近，有此所在自然如获至宝，常流连不返，在京所置书籍，十九皆出于此。而关于慈仁寺，我所感触的却是另一个小段落：
慈仁寺之文物集市亦是京中知名，明朝覆亡后，皇宫旧物多有流出，集散轮回，也便难免。朱彝尊购书闲隙见到这些瓷碗时，便不免勾动了这样的回忆：“彝尊儿时，见先王父母治酒食，燕宾客，瓷碗多宣德、成化款识，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则画芳草斗鸡其上，谓之鸡缸。若万历窑所制，至或下劳傔从，见闻所习，无足异也。既遭兵火，往时之杯棬尽失。”
昔年家中惯见之物，如今已是价高难购，只付错肩相见，再复忘却。故国今身，萧瑟如是。
为了节省开支，来京投靠尚未几年的海媛再度浮舟南下，回归乡里。朱彝尊说海媛劝他“君恩重，夫子且留，毋悻悻去”。这一个“且留”，便又是七年。
为了支持购书和人情开支，朱彝尊不得已在京内开了一家酒楼。对于这件事，想来他是自以为耻的，寻遍其诗文，均不曾见半句记录，只能从昆田给海媛的家书中见到端倪：“父亲既不补官，又不出游。在京开饭铺，真属无谓。数次作信苦劝南还，终不决计也。”可见其无奈，也可见其坚持。
昆田究竟是不懂他父亲：朱彝尊看似苦盼新恩的停留，实则并不是无谓等待。孙承泽说：“吾见长安客者，务攀援驰逐。车尘蓬勃间不废著述者，惟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此方为切语。
在京的这些年并未虚度。康熙二十六年（1687），朱彝尊五十九岁，其编纂的《日下旧闻》四十二卷成书于古藤书屋曝书亭，次年刻印竣工。
这部书起稿于天桥的一座酒楼上，门人王原回忆朱彝尊著书的数年光阴时曾说：“先生自罢供奉，僦居宣武门外，日夕坐卧一室。藤床竹几，架上藏书万轴，围列左右。先生目不停披，手不绝书；又时时延访遗老，质问逸事。或摹拓残碑碣，攀崖俯涧，侧足重茧不惮困……其采稽考辨，可谓勤且瘁矣。”固见其勤虔，而冯溥所谓“风雨一编，青灯永久。人见其萧然阖户，疑有牢愁羁旅之思，不知其搜拾旧闻，订讹辨误，于古人角胜于楮墨间”，则又知其气志。
然而在这之外，我想还有一些朋辈们不敢说出的缘由。
在这部书中，朱彝尊或是想尽力追还一段浩变之前的历史，重历一回未经劫火的帝京。在那里，他的曾祖曾堂堂正正为官掌政，祖辈曾磊磊落落入仕听封，父辈曾安安稳稳地读书论文。《日下旧闻》里的北京，是朱彝尊本该以一种年少独有的峥嵘气度，清清白白踏入的都城。
全书分为十三门，列次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城市、郊坰、京畿、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等，包罗万有，而就中无一语涉清朝之事。
或者这亦隐含着他屈节之下对故国的最后一点顽固坚持。
七年间，白发加增的朱彝尊也渐到了故人星散的年纪。与他交好的龚鼎孳、顾炎武、龚佳育、曹溶等人先后辞世，而其中最令他扼腕的是小他二十五岁的纳兰性德。
容若词宗北宋，虽不免质胜于文，但在清初满人中亦算得翘楚。二人相交始于朱彝尊游幕之时，尚早在博学鸿词科开科五年前——原是当时十九岁的容若心慕朱彝尊学力，投书相邀，而朱彝尊也便“
履布衣，访君于第”了。
容若出身贵介，却生来一副善体物的玲珑心肠，性情衷忱（“绝地生还吴季子”一事可证），又对汉文化眷恋尤深，是以汉人多愿与其往来。朱彝尊对这位忘年小友尤为看重，曾言：“平生知交赤牍笔疏，推曹侍郎秋岳第一，此外则容若侍卫，书记翩翩，天然绝俗。”
容若在后海有别墅渌水亭，常呼朋引伴，以为雅聚。有时是取自己新得的字画给大家赏看[4]，有时便是直接联句或分咏。及至后来朱彝尊贬官出迁，生计偃蹇，容若也不曾杜门避讳，依然亲去探望，执手相宽。“我官既谪，我性转迂。老雪添鬓，新霜在须。君见而愕，谓我太臞。执手相勖，易忧以愉。言不在多，感心倾耳”。这样的赤诚，在官场之中更是十分难得。
因推尊朱氏词学造诣，容若每成一词，俱红笺小字，密密抄付，寄予朱彝尊先阅，“日必有札及予，或再至三至”，其亲挚可见。
海媛不在，朱彝尊想来是并不很着意收纳的，是以容若每番来访，都能看到自己寄来信札在朱彝尊的案头杂置。或是出于一种宫禁中人特有的谨慎，他每次见到，都会嘱朱氏阅后“投瓮火之”。而显然他过往颇频，常写常赴而常烧，乃至其逝后，朱彝尊翻遍与友人往来书札，竟找不到一封容若的遗笔。
很多年后，友人张见阳集得若干容若的手札，在金陵朝阳门承恩寺僧舍交付朱彝尊阅看。斯时已经七十六岁的朱彝尊看到熟悉的字迹，不由悲从中来，题跋后复录了一首当年一众诗侣联句所作的《浣溪沙》以为留念。
即兴所作，词句均清浅，构架也只是中规中矩，不见太多个人印记。然而在这联辔并句的七字句中，我们至今仿佛仍能听到一众诗人清脆的马蹄声响彻西山故道，而因着一句“人生别易会常难”，不免也便会跟着生出一丝简简单单的哀意来。
“合昏花开暑雨微，故人留君解骖
。合昏花谢故人死，燕市酒徒看渐稀。”在朱彝尊惆怅的惦念里，浮生渐知究竟，知交已俱模糊。
这该是皓首穷经者必经的寂寞。
康熙二十九年（1690），朱彝尊官复原职，经历又一番读书、抄书、搜书，因明史所撰诸文不合上意，两年后再度解官回归故里。《日下旧闻》既成，他在京师便无牵挂，索性回到家乡梅里建起藏书楼，仍名曝书亭。斯时，他已坐拥图书三万余卷。
归里后两年，海媛去世。朱彝尊将家务交付子孙辈，自己则沉下心来，潜遁于古籍整理之中。他一边点检自己的藏书，一边比对不同版本的异误，每抄成一书，都要详加校正，辨考近乎一字不苟。不数年，三百卷《经义考》成。又数年，三千四百家《明诗综》成。
前者是目录学史中绕不开的经典固不待言，而《明诗综》则更近乎《日下旧闻》的延伸，仿佛朱彝尊又一次盛大的追缅。
是书上自洪武下至崇祯，历朝作者几网罗无遗，不独为帝王、诗家作了小传集评，又分载诸家评论，亦以极大篇幅收容了乐章、宫掖、闺门、僧道之诗，乃至民间杂谣歌词，且“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
年近八旬的朱彝尊以一己之力遍游塞北江南，终而完成了一部前明三百年的浮世绘。他温默地吐纳，也决固地交融，最终拼尽全力保藏了那个他生于斯却无缘同历的朝代最鲜活的尘土珠华、光影音声。
在序言中，他欲说还休，自称“庶几成一代之书，窃取国史之义，俾览者可以明夫得失之故”，而实则，这个站在明清之交始终意存愧疚的老人，早已能揭开那重帘纱，在众多首阳山上的遗忠们面前伸伸脚了。
在《明诗综》付刻的第二年，朱彝尊在沧浪亭见到了那方文天祥的“玉带生”石砚。至此，我们也便终于可以回到文章起首提及的那首《玉带生歌》。
玉带生，吾语汝。汝产自端州，汝来自横浦。幸免事降表佥名谢道清，亦不识大都承旨赵孟
。能令信公喜，辟汝置幕府。当年文墨宾，代汝一一数。参军谁？谢皋羽。僚佐谁？邓中甫。弟子谁？王炎午。独汝形躯短小，风貌朴古，步不能趋，口不能语。既无鸲之鹆之活眼睛，兼少犀纹彪纹好眉妩。赖有忠信存，波涛孰敢侮！是时丞相气尚豪，可怜一舟之外无尺土，共汝草檄飞书意良苦。四十四字铭厥背，爰汝心坚刚不吐。自从转战屡丧师，天之所坏不可支。惊心柴市日，慷慨且诵临终诗，疾风蓬勃扬沙时。传有十义士，表以石塔藏公尸，生也亡命何所之？或云西台上，晞发一叟涕涟洏。手击竹如意，生时亦相随。冬青成阴陵骨朽，百年踪迹人莫知。会稽张思廉，逢生赋长句。抱遗老人阁笔看，七客寮中敢嗔怒。吾今遇汝沧浪亭，漆匣初开紫衣露。海桑陵谷又经三百秋，以手摩挲尚如故。洗汝池上之寒泉，漂汝林端之霏雾。俾汝留传天地间，忠魂墨气常凝聚。
七十六岁尚能作长歌，可见以学养气，老而弥烈。七古如长幅行草，不似近体诗可供把玩观赏，其不可忽略处，反而是时间性。
呼吸吐纳，一如笔下飞白，删之即滞。行歌愈长，愈得以保全作者的创作过程，而也便愈见其在近体中亦妥善宝藏的气血流转，情致坚柔。
全诗一气贯行，洋洋不绝，节奏多有折冲变化，三字五字乃至于十字，缓急交夹，字字用实而仍能于细微处作腾挪，足见朱氏心潮往复，笔法多谲。读七古略近听戏，一声消歇了便是消歇了，不容回头，只能尽力打叠起精神来应对下一句。即便早看熟了全本，再听时亦复如是，是以近体诗最看重的结构于古体而言，反是不太紧要的东西。
然而即使如此，朱彝尊这首《玉带生歌》的结构与音韵绞缠，亦完好得耐人推敲。
视其用韵，以势大力沉的语麌御遇部前后交加写砚，前事全用上声，见其懊闷，近事全用去声，用其沉坠；中间佐以细锐叹息的四支韵写事败之后，文、谢二人际遇，则兼见锋芒和刚不可久的游弱。
全诗行文端稳凝持，虽写极激烈之情绪，却句句立得安稳，仿佛舞者腾旋，虽偶有前后跌仰，而摇摆间总却不出重心之内，法度俱在掌握之中——这是数十年学力涵养出的真国手，下笔前已杜绝了一切失误的可能性。方之百余年后谭嗣同为文天祥另一方遗砚所作的《文信国公日月星辰砚歌》，固一得青年激扬，一得暮老浑沉，而真以功力较量，则不免自见黄蓉的“逍遥游”与郭靖之“降龙十八掌”之别了。
这首长诗写罢，朱彝尊的人生也便堪可谓落幕。
他自己便是这样一方玉带生，只是际遇更苦些。纵不必“事降表佥名谢道清”，终不免作了“大都承旨赵孟
”。
他在山阴与祁氏兄弟密谋“通海”反清之时，亦有过忠信幕府文墨宾的时候，而看着张煌言、郑成功海战节节败落，也不免感喟过“可怜一舟之外无尺土”，“自从转战屡丧师，天之所坏不可支”。“通海案”发，四方游幕，心爱之人死去也无法回乡，无非“手击竹如意，晞发涕涟洏”，更后来辗转被召入宫，亦无外是满足了皇家的收藏癖——“七客寮中敢嗔怒”，最终他也果然是为明史一事与上意相悖辞官而出，回归江南，即所谓“吾今遇汝沧浪亭”了。
一句“以手摩挲尚如故”，朱彝尊是当得起的，而“忠魂墨气常凝聚”，则表里互参——取忠取墨，留人评说。后来他自改为“墨花恣洒鹅毛素”，则自身的慨愧担当，更易见之。
我在网间曾见过他八十一岁重书的《玉带生歌》手卷，运笔爽利明快，轻重得宜，不带一丝烟火气，平矜释躁，淳雅雍容，可谓人书俱老。其平生哀乐离聚，放纵坚持，也便都在这一重香雾下翩然起落，反身回归了历史的帘幕。
古人烧土为器，八百度为陶，一千一百度乃能成瓷。不过三百余度的差值，却不知要历经多少个春秋寒暑，其如银似玉，坚而不浸的骨相方始能为人所见。
反而视之，人亦如此，无经身迁世变，不足以出陶化瓷。所屈所辱固然在不免，而自砺自成，亦未始不腾托于季世。
行文至此，已无余地。搁下笔时，我们也便只能任那个自称“小长芦钓鱼师”的朱彝尊负着一身的毁誉飘然行去，终于消融在那一片雨过天青的颜色里了。
附：
文天祥有许多存砚流落江湖，除玉带生以外，有名的还有本文开篇提到的王昙赠给袁枚的绿端蝉腹砚、谭嗣同曾为之作歌的日月星辰砚和岳飞的遗物正气砚。
绿端蝉腹砚在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中曾被这样记述：“砚修广各三寸许，受墨处微凹，底圆而凸，象蝉腹。沿左边至顶，刻谢皋羽铭云：‘文山攀龙之明年，叠山流寓临安，得此遗砚焉。忆当日与文山象戏，谱玉碰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铭曰：洮山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苌宏骨。’款识‘皋羽’二字。”袁枚自王昙处得砚后，曾打了个檀木匣子珍重存放，更后则不知所踪。
日月星辰砚系光绪年间一农人在江西萍乡与湖南醴陵的交界地老关周遭掘得，为醴陵人张乐颖所藏。其外观可自谭嗣同《文信国公日月星辰砚歌》中觅得。谭本已藏有文天祥一把蕉雨琴，见此砚更生追仰之心，歌序称：
即写来历，其歌言：
渐后渐佳，一组三字句将情节推上悬崖后不急纵其流泻坠落，而是鞭石击水，复加驱使，终起之一砚，歇之一砚，气足神完。这方砚由张氏收藏二十年后，民国后期被醴籍书画名家阳卓湘数百两黄金购入，流传到解放初期却不知何因转卖流失，从此不知去向。
正气砚更见传承。此砚作长方形，呈紫色，其后镌有岳飞手书的“持坚守白，不磷不淄”八字砚铭，岳飞遇害后几经辗转，为谢枋得所收藏。谢在砚侧镌楷书：“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谢枋得记。”及至咸淳九年（1273）十二月，谢将之赠与文天祥，文爱如珍宝，便也在砚侧镌刻铭文存念：“岳忠武端州石砚向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又自撰铭曰：砚虽非铁难磨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光绪甲午（1894），安徽督学吴鲁在皖南购得此砚，并将自己的堂号“肃堂”改为“正气砚斋”，而后辗转流传，在“文革”期间失踪，吴鲁后人至今还在重金寻访。
点检下来，文天祥的四大名砚，我们至今能看到的也便只有远在台湾的玉带生了。2010年，央视十台曾播出过《台北故宫》纪录片，其中第七集《巧夺天工》列举了十四件文物精品，第四件便是“文天祥玉带生砚”，有兴趣者颇可一观。此聊备读者散知。
[1]多有版本因《静志居琴趣》推定彝尊妻妹小字静志，我固不以为然。此依吴香洲先生《秀州风怀》中考据：“冯孺人名福贞，字海媛，依例推寻，冯氏诸女必以贞字排行，齿居第三，必以寿为名，山为字，取福山寿海之意。所谓巧笑元名寿，妍娥合唤嫦是也。”
[2]有《夜过曹侍郎溶倦圃二首》可略见端倪。
[3]据李光地《榕村续语录》。
[4]朱彝尊便曾应他所请题写过李唐的《长夏江寺图》、赵孟
的《鹊华秋色图》等，后者亦曾是他儿时天籁阁中见过的项氏爱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