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医药文明的萌生

一、原始的卫生保健

（一）原始人群的体质形态与疾病

“元谋人”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早期类型的直立人代表，距今约170万年。1963—1964年在陕西蓝田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枚猿人头盖骨化石，距今约80万年，其体质特征为：头盖骨骨壁极厚，头骨高度甚小，额骨很宽，向后倾斜，眉脊粗壮，脑容量很小，估计约为780mL，大约只有现代人的一半。这些特征表明 “蓝田人”比 “北京人”原始 （“北京人”脑容量为1059mL）。几十年来考古发掘的 “北京人”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共有6个，以及一些头骨残片和股骨、胫骨、下颌骨、牙齿等化石，经鉴别是属于40多个男女老幼不同的个体。“北京人”身体各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四肢的发展较头部进步，特别是手的演化最为进步，手腕的灵活程度和现代人的手腕很接近。

由于人体只有骨骼能够形成化石，因此，骨骼上留下痕迹的疾病，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加以研究确证。在原始人的遗骸化石上发现最多的是关节僵直、骨质增生、骨膜炎、骨折、佝偻病等骨病，以及小儿疾病、口腔疾病、孕产疾病等多种疾病。从考古发掘的人骨化石上，大多可见到伤痕，其中有些是动物啮伤或器物击伤的痕迹。有很多 “河姆渡人”患有严重的腰椎病和骨质增生症，可能是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所致。原始人所患口腔疾病也较多，如龋齿、牙周病、齿槽脓肿等。从考古发掘所见，原始人的孕产疾病也较多。北京 “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人骨化石中，有一具是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中的胎儿；甘肃永靖大河庄原始社会遗址墓葬中，也发现有因难产而使母婴俱丧的遗存。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原始人的寿命是很短的。在许多原始墓葬中，小儿遗骨均占有较高的比例。

另外，从原始人所处极为恶劣的生活环境推论，伤残必然是首当其冲的。严寒酷暑、日晒雨淋所带来的寒暑病、皮肤病，茹毛饮血、饥不择食而引起的食物中毒、肠胃病、寄生虫病，以及各种传染病，也应当是原始人常见的病种。这些情形，从流传至今的有关原始社会的传说中，也可窥见一斑。如 《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总之，由于生活环境恶劣，卫生保健措施落后，原始人在生存繁衍的历程中，付出了艰辛而沉重的代价。

（二）婚姻状态

早期的原始群，人类处在自然杂交状态，不存在婚姻，也没有家庭。如 《列子·汤问》所称：“男女杂游，不媒不聘。”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人群不断分化，由于个体青春期的延长，成年期的推迟，自然形成了辈分的观念，这时的婚姻关系只能在同辈兄弟姐妹之间进行，父母和子女之间不得婚配。按这样的婚姻关系而结合成的社会组织叫作 “血缘家庭”，也叫 “班辈婚”。至古人时期，原始人进入群婚的早期阶段，这是人类婚姻形态的一大进步。当时很少有人能活到把自己的子女抚养成人，这就决定了个体家庭无法解决种族的繁衍问题，只有实行群婚，依靠血缘家族，才能世代延续下去，也决定了这种社会形态只能是母系氏族社会。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是人类社会由血缘群婚向族外婚转变的重要时期。随着人类的逐渐增多，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各氏族之间的接触相应增多，客观上也需要加强氏族之间的联系。再者，两个不同血缘集团间的男女结合所生育的后代，要远比实行族内婚制生育的后代发育健壮而较少遗传性疾病，这一事实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于是，人类的婚姻便开始由族内群婚逐渐过渡到族外群婚，这是群婚的高级阶段。在考古发掘出的母系氏族发展时期的半坡村遗址中，没有男女合葬的现象，而是男女分别集中埋在一起。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是实行族外婚的。族外婚的实行有利于人类的发育和繁衍，并可加强各通婚氏族间的联系互助。

到了父系氏族时期，由于农业的进步，社会发展的重心由人的生产、种族的繁衍逐渐转移到物质的生产和财富的追求方面。于是，在体力上占有优势并担负着物质生产主要任务的男子，代替了妇女在经济生活和氏族公社中的支配地位，在婚姻形态上也逐渐由交互群婚过渡到相对固定的对偶婚，就是 “合则聚，不合则散”。直到氏族公社解体，家庭成为社会细胞，婚姻形态也向着一夫一妻制 （专偶婚）过渡。距今3500～3200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已有夫妻合葬墓，丈夫近旁的随葬品超过妻子，墓葬中的夫左妻右已成定制，说明父系氏族的专偶婚家庭已经形成。

以上表现在婚姻形态上的演变和进步，有利于人类身体素质的提高，大大减少了遗传性疾病，因而也是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卫生保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火的使用

早在170万年前的 “元谋人”遗址中，即发现有少量的炭屑，而且还伴有40余种动物化石，其中有些颜色发黑的骨头，经专家鉴定，可能为烧骨。因而不排除当时人工用火的可能性。在 “蓝田人”遗址中，也发现了粉末状的黑色物质，经化验确定为炭屑。在距今50万年的 “北京人”洞穴中，发现有大量用火的痕迹。洞穴内木炭、灰烬、烧石、烧骨集中堆积，层叠很厚，其中最厚处达6米，显然不是野火留下的痕迹。这说明 “北京人”不仅在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地对火进行控制。原始人可能是从原始森林着火或火山爆发中发现了火，并将它引进山洞，再一代一代将火种保留下来。

此后，在制作石器的过程中，经过无数次摩擦敲击的启示，原始人终于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时间大约在 “山顶洞人”之前。我国古代文献上关于燧人氏 “钻木取火”的传说，正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火的使用，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人类第一次掌握支配一种自然力来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火的使用，可以让人们取暖御寒，改善生活居处环境，以减少风寒引起的外感疾病和阴冷潮湿导致的风湿病。火可以用来照明，驱赶野兽以减少伤害，从而加强了人的自卫能力。尤其是自从开始人工用火后，人类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得到了改变，由生食到熟食，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同时，熟食可对食物起到一定程度的消毒杀菌杀虫作用，减少了消化道疾病和寄生虫病的发生。此外，熟食还扩大了人类的食物范围，使一些肉类及生食难以下咽的鱼鳖蚌蛤之类成为可口的食物。特别是肉类食物所含的优质蛋白，使脑髓在发育过程中获得必需的丰富营养，从而更为完善。火的使用，还为原始的治疗方法，如热熨法、灸治法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前提。总之，火的使用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居处的改善

远古时期，人类刚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仍然过着 “穴居野处”的生活。为了保护自身免遭风雨和野兽的侵袭，构木为巢，栖身于树上，即传说中的有巢氏时代。《庄子·盗跖》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名之曰有巢之民。”但是随着大自然的变迁，气温下降，巢居难以避寒，于是人类逐渐过渡到穴居。《礼记·礼运》关于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的记述，反映了人类为适应季节气候的变化，采取了 “巢居”与 “穴居”交替的居住方式。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广东韶关马坝乡狮子山洞穴、湖北长阳赵家堰洞穴、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等，都是原始人类穴居的遗址。

巢居与穴居，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免遭野兽的侵害，但风雨和潮湿仍严重威胁着人类先民的健康。随着火的发明和工具的使用，原始人在自然面前取得了很大的主动权，开始在平坦的原野建造房屋，改善自身的居住条件。《周易·系辞》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墨子·辞过》更进一步说明：“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风露。”从考古发掘的遗址来看，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能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筑起不同形式的房屋。从最初的土窖、地窖逐渐发展为有墙壁、屋顶的土屋、木屋和石屋。如西安半坡村遗址，房屋多为圆形和长方形的建筑，室内有出入门户的通道，有透光和透风的天窗。在住宅旁边还发现有20多个储藏食物的窖穴，此外还有两个用细木柱围成的圆圈，考古学家认为可能是用以豢养家畜的圈栏。众多房屋周围还有防止野兽袭击的深沟，在围沟 （相当于后世的村墙城池）之内、房舍之侧，有埋葬幼儿的陶罐和成人的墓地。我国南方原始人则在巢居的基础上，发明了把居住面架设在木桩柱上的干栏式建筑。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世界上最早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遗迹，其中有带卯榫的木构件，最长的木屋达23米。这种建筑形式适合于南方多雨潮湿的自然环境，对于防潮湿、避虫兽十分有效，一直延续至今。此外，还发现一口人工开凿的水井，距今5800～5500年，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水井。水井的出现，通过渗透和过滤，清除了水中的杂质，提高了水质，对于改善饮水条件，减少疾病，促进人类卫生保健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五）衣着的发明

在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人体大部分毛发退化脱落，失去了对身体的保护作用，皮肤直接暴露在外，导致了很多疾病的产生。原始人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赤身裸体生活以后，出于保护自身的需要，逐渐学会了缝制衣服。他们将树皮、兽皮，或者羽毛、树叶、茅草等加以简单的编织，披在身上，这就是人类最早的 “衣服”。《礼记·礼运》中记有 “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白虎通》也有 “太古之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衣皮韦”的记载，说明远古时期的人类，在衣着上产生了原始的文明，由裸体而进步为半裸体。

到了氏族社会，随着制作骨器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磨制骨针来缝制衣服。在距今约18000年前的 “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有纺轮和一端带孔的骨针，这显然是缝制衣服的工具。

随着生产的改进和提高，人们又发明了原始的纺织技术。在我国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曾发现纺轮。西安半坡村出土的部分陶器上留有布纹痕迹，乃是制作陶坯时以麻布垫底而印上的。在河姆渡文化遗址还发现有管状骨针、木刀、木棒等，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原始的纺织用机刀、卷布轴、梭子和分经木等。这表明 “河姆渡人”已经制作了较为完整的纺织器械用来织布。当时的纺织原料多是野生麻类和其他野生植物的纤维，在江苏苏州草鞋山下层，曾发现有麻布的残片。河姆渡文化遗址还出土过一件以象牙制成的木杖端饰，其表刻有编织纹和一圈 “蚕”纹图样，“蚕”体呈曲身蠕动状，身上的环节皱纹和脚均清晰可辨；在孢粉分析中，还发现了桑树花粉。这表明河姆渡的先民已经学会了种桑养蚕。

原始人从赤身露体到穿上纺织而成的衣物，减少了劳动过程中对皮肤的擦伤及其引起的感染，又可相对减少蚊虫的叮咬，并增强对自然界寒暑风雨变化的适应能力，减少由于严寒湿冷而产生的疾病，是人类卫生保健史上的又一进步。

（六）舞蹈与导引

舞蹈最早是一种宣泄情感的方式，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原始人在狩猎、征战的前后，或祭祀、求偶时，往往手舞足蹈地跳跃，以表示祝福和庆祝，或表达虔诚、爱慕之情。在隆重的场合，还要披上兽皮，插上羽毛，戴上花朵。当时的舞蹈形式，可以从一些出土文物和原始壁画中看到。如1973年在青海大通县发现的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一个彩绘陶盆，上面有三组舞蹈绘画，舞者五人一组，手拉手，朝向一致，头侧各有斜飘发辫，摆向也一致，服装有尾饰。

舞蹈不仅能给人带来欢乐，而且能使身体的疲劳和痛楚得以减轻或消失。相传在尧舜时代，人们就已发现舞蹈的健身作用了。《吕氏春秋·古乐》说：“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

《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故导引按者，亦从中央出也。”这就是说，在上古之时，黄河流域地势平坦而湿润，当地人民多痿痹、厥逆之疾，于是人们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用 “导引按”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可见这时舞蹈已发展成为一种医疗保健的方法了。

古代导引疗法是在原始舞蹈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为它对防治某些疾病确有一定功效，故流传至今，成为体育疗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导引是最古老的体疗，其出现为古代医疗卫生保健增添了新的内容。

综上所述，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在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为了求得生存，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极其原始的用以保护自身的措施。这些措施构成了人类最早的卫生保健活动，其对于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增强人的体质、促进生存繁衍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医药的起源

伴随着人类生命的出现，疾病也随之而来。原始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发明创造了许多原始的治疗疾病的方法。

（一）药物的起源

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需要不断扩大食物来源。《淮南子·修务训》中说：神农 “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显然不是因为得病去寻找药物，而很可能是在改变食谱、扩大食物来源时，进行艰辛探索的记载。因此，关于药物的知识，很可能是在寻求食物的过程中发现并积累起来的，所谓 “药食同源”就是这个道理。人类在采食野菜、野果、种子、植物根茎的过程中，首先尝到了酸、辛、苦、甘、咸各种味道，进而发现：有的植物吃了以后会引起呕吐、腹泻，甚至昏迷、死亡；有的植物吃了以后，原有的病痛得以减轻甚至痊愈。久而久之，便逐渐熟悉了一些植物的形态和性能，了解到它们的毒性和副作用，体验出某些植物的治病疗效。这个过程极其漫长，而且是无数人经过口尝身试才总结出来的。中国自古称药物为 “本草”，欧洲自古称药物为 “drug”（即干燥的草木），都说明药物是从植物开始的。

原始人在食用动物的过程中，也逐渐地发现了一些动物的治疗作用，从而积累起一些动物药知识。《山海经》中有些记载，如 “河罗之鱼……食之已痈”，“有鸟焉……名曰青耕，可以御疫”，表明我国古代先民从食用动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它们的治疗和防疫作用。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采矿、冶炼业的出现，人们对矿物的性能有所了解，并认识到某些矿物对疾病的治疗作用。如通过煮盐，逐渐发现了盐水明目和芒硝泻下的作用；通过冶炼，了解了硫黄壮阳和水银杀虫的作用。

由此可见，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的知识，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和积累起来的，经历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漫长过程。由于历代中药著作中记载的植物药数量最多，因此后世绝大多数的中药典籍都以 “本草”名之。

（二）外治法的起源

原始人在发生体表部位创伤出血时，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迅速地用手掌紧紧压住伤口，这是一种简单的压迫止血法。根据现代某些民族中保留的一些较原始的敷裹创伤的方法推测，原始人也可能用一些随手可得的诸如泥土、灰烬、树叶、草茎、苔藓、树皮等物涂敷、压迫伤口。久而久之，发现某些植物的叶子、根茎等止血和减轻疼痛效果比较明显，这些经验积累并传承下来，便是原始的药物止血止痛法。

人们在出现伤痛时，很可能会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患处，或为其他人按揉，以减轻伤者的痛苦，有时能起到散瘀消肿、减轻伤痛的作用。人们吃了某些食物引起消化不良，腹部不适时，用手抚摩也能减轻痛苦。这些便形成了原始按摩疗法。

在新石器时代，穿颅术 （又称作 “钻孔术”或 “环钻术”）已很流行。在欧洲发现公元前6000年左右甚至1万年前做过钻孔手术的颅骨。1995年，在山东省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出土的一具5000年前的成年男子颅骨上的近圆形缺损，是人工开颅手术所致 （图1-1）。在印加考古中也发现了关于颅脑手术的壁画。牙医的最早例证来自于石器时代的丹麦，考古发现那里有一具尸骨的臼齿上有用燧石钻具钻出的一个小孔，可以排出脓液。

（三）针灸的起源

针灸是中医的主要治疗手段之一，包括针刺与艾灸两种治疗方法。由于最早的针砭工具是石头加工制作的，称作砭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灸法所用的材料是用作引火的艾绒，点燃以后，熏灼身体某个部位，因而灸法的起源也可以上溯到发明人工取火的时代。原始人在生活中偶然被一些尖硬器物，如尖石、荆棘等触刺了体表某个部位，甚至被碰伤出血后，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疼痛减轻的现象。类似情形多次重复出现时，便可能有意识地用一些石块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或人为地刺伤出血，用来减轻病痛。特别是当皮肤出现化脓性感染时，往往切开脓肿，使脓排出，得以很快痊愈。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利用已掌握的技术，制作出了砭石这种有效的治病工具。砭石可谓最古老的医疗器具。《说文解字》曰：“砭，以石刺病也。”形制决定用途，除一端尖锐的砭石可用来刺病外，还有具有锋利刀刃的砭石，则可用于手术切割，故又称针石或砭石 （图1-2）。它具体运用到临床治疗上，主要是用来切开脓肿，排脓放血，清除腐败。

近年来，考古发掘出越来越多的新石器时代的各种砭石，其形状有锥形、刀形、剑形、针形、镰形、卵圆形等多种。如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枚经过磨制的石针，一端有锋，呈四棱锥形，可作针刺之用，另一端扁平有弧刃，可切肿排脓。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两枚锥形砭石，其中一枚粗端为三棱锥体，细端为圆锥体，另一枚尖端为长而锐利的三棱锥体。

考古发掘中，常有骨针出土。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两枚灰黑色陶针，这些一端有锋而另一端无孔的骨针、陶针，有可能是用作刺病的工具。

砭石这一原始医疗工具，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原始形式。从夏至西汉时期的出土文物中，可看到金属医针与砭石的渊源关系。如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发现的一枚青铜砭针，其形状、大小都与内蒙古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砭石相似。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金针，亦与头道洼出土的砭石有共同的方柄特征。再如 《黄帝内经》（简称 《内经》）中提到的铍针和圆针，则分别与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小剑形玉质砭石、河南新郑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故城遗址出土的一枚砭石极为相似。

灸法是通过对人体某些部位进行固定的温热刺激来达到治病的效果，因而它的起源很可能与热熨法有关。原始人在烤火取暖的过程中，可能经常将烧热的石块或土块紧贴在身上，除温暖舒适外，还能减轻某些病痛，如因受寒引起的腹痛及关节痛等。考古工作者在北京猿人居住过的山洞里发现了大量的火烧石块，认为是原始人局部取暖用的。这便是原始热熨法的起源。这种方法在后世被不断改进，用于熨法的石块形状亦有球形、扁圆形等多种。如在江西省上高县战国墓中出土的一种磨光穿孔石器，可用绳索系住放入鼎内水中煮热，用作热熨。在湖南长沙下麻园岭战国墓中出土的扁圆形石器，两端有琢磨痕和火烧裂纹，一面光滑如镜，经考证是煨热后作热熨用的。

原始人在烤火取暖的过程中，可能被烧灼烫伤皮肤，但有时局部的烧灼会减轻某些疾病的症状。受此启发，原始人可能有意识地选用一些干枯的植物茎叶作燃料，进行局部温热刺激。由于艾叶具有易燃、气味芳香、遍地生长且易于加工贮存等特点，故被后世作为灸治的主要原料。

当然，医药的起源，并非我们设想的那么简单，以针灸为例，世界其他民族也曾经历过新石器时代，也有过用火的历史，但是，为什么只有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针灸治疗的方法呢？这些尚未解开的谜团，需要更深入的探索来加以解答。

三、神话与传说中的医学始祖

追寻远古历史，一方面依靠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另一方面依靠典籍记载的传说。任何一个古老民族，都有一段漫长的口传历史，通过一代一代的口头流传，到了有文字书写的条件时，这些远古传说中的史迹，就出现在文献记载之中。

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阶段，以妇女为中心，妇女在家庭中为尊长，有保护亲属平安健康的职责，她们往往是熟悉草药的能手，在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史诗中，都有对这些古代女医生的歌颂。古希腊神话中有关医药保健的人物较多，如阿斯克雷庇亚的两个女儿，海金亚 （Hygieia）是卫生女神，后世 “卫生学”一词就是由她的名字而来的；巴拿西 （Panacea）是药物治疗的庇护神，后世 “万应药”一词就源于她的名字。相传阿波罗把医术传给开隆 （Chirom），开隆又把医术传给阿波罗之子阿斯克雷庇亚 （Aesclepios）。当时的医学生出师时要向阿波罗、阿斯克雷庇亚等宣誓。在中国，人们熟悉的许多传说人物都与医疗保健有关，如燧人、女娲、伏羲、神农、黄帝等等。传说中的人物究竟是神话还是实有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所代表的人类进步事件能以某种特殊形式流传下来，并最终被考古发现所证实——这些事件在人类历史上确曾发生过。

中国神话传说中开天辟地的英雄是盘古。燧人氏发明了人工取火。而伏羲氏 “教民织网捕鱼”“取牺牲以供庖厨”，神农氏 “耕而作陶”，则分别代表了采猎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社会形态。女娲的传说有三个：一是补天，暗示那个时代有大洪水、大灾变；二是抟土造人，创造新的人类；三是改革婚姻制度，她与伏羲是群婚的象征，在她身上又 “始制嫁娶”，废除了血缘群婚，形成了外婚的氏族制度。显然，女娲代表着从采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天崩地裂，灾变频繁，旧的采猎经济受到威胁，因而改革了旧制度，诞生了新人类，才有了神农时代农耕经济的辉煌。到了距今约5000年的轩辕氏黄帝时代，中华文明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时期。伏羲、神农、黄帝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医药的发明与他们有密切关系。

（一）伏羲

伏羲一名庖羲氏，又名太昊，姓风，以木德王。传说系海岱民族 （又称泰族），是东夷人的祖先，一说其部落生活在今甘肃天水一带。伏羲时代相当于我国原始社会晚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距今约7000余年。传说伏羲曾制八卦，教民众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因此，一般将伏羲视为原始畜牧业时期的代表。传说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路史·后纪》亦有 “伏羲氏尝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的说法。此外，有的史书还记载伏羲氏 “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些传说从侧面反映了原始社会晚期的婚姻形态、砭石的使用、药物的发现和早期哲学思想萌芽的情况。

（二）神农

神农，又称炎帝，因长于姜水，故姓姜。相传神农氏为中原民族。当时人民过着渔猎生活，神农发明木制耒耜，教人们耕种庄稼，故被尊称为 “神农”（图1-3、图1-4）。神农被视为原始农业时期的代表。关于神农尝百草，发现药物，教人治病的传说在古代文献中记载较多，《帝王世纪》和 《史记·补三皇本纪》等书都有叙述。《通鉴外纪》亦称：“古者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这显然加上了作者自己的想象，因为当时还没有文字，自然也不可能有方书，但这时期的人们可能认识了一些药用植物并用来治病。由于神农发现药物的传说流传甚广，现存第一部本草著作即托名神农氏所作，名为 《神农本草经》。

（三）黄帝

黄帝为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因长于姬水，故又姓姬。最初是部落首领，先后与其他部落作战，最后击败蚩尤和炎帝，统一了中原，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首领。后世将黄帝视为华夏族的始祖。　《帝王世纪》和 《通鉴外记》等古代文献有黄帝与其臣民雷公、岐伯等人讨论医学的记载。我国现存医学典籍 《黄帝内经》一书，即是托名黄帝与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记录。

伏羲、神农、黄帝都是传说中中国医学的最早创始者。其他传说中这一时期的医生有僦贷季、岐伯、伯高、雷公、桐君、鬼臾区、少俞、俞跗等。

试图通过有限的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追寻原始人的足迹，完全弄清楚医学起源的脉络，是十分困难的事。但是，我们仍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早在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以繁衍生存，就曾采取许多原始的保护自身的措施，开始了早期的卫生保健活动。中华民族最早学会了使用火，最早发明制作了陶器，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已种稻养蚕、纺纱织布、建房凿井，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这不仅古籍有载，而且被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中医最主要的两种治疗方法针灸与汤药，都可以在中国原始社会中找到其起源的历史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