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的早期经验医学

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476年，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代及春秋时期。

当时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以王族为主体，利用血缘姻亲关系的纽带和封国制度相配合，形成严密的统治，即所谓王室有天下，诸侯有田，大夫有家。

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卜骨，提示那时就已有巫术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一股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不少，医药卫生活动在巫卜统治之下。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的影响。

在奴隶社会，青铜器的使用和推广是社会生产力上升到一个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夏代已有少量的铜制工具，但仍处于 “金石并用”阶段。商代冶铜技术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多，并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劳动。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已达全盛阶段，铜制农具进一步得到推广，在农事活动中，从翻土、耕种、除草到收割，几乎已全部使用金属农具。生产工具的重大更新，有力地促进了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的发展。此时的农业，已普遍推广 “熟荒耕作制”，在土地整治、农田水利、农作物选种、田间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园圃经营、栽桑养蚕等新生产领域的开辟和扩大，都极为有效地改变了农业生产的面貌，并使之上升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国历史上以农业为本的经济结构就形成于这一时期。

农业的发展，金属工具和器皿的制作，带来了手工业生产的逐步兴盛和制作技艺的日益改进。商代后期，手工业已大规模地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西周的手工业生产因种类多、分工细而有 “百工”之称，其中建筑、纺织、制陶、酿酒等行业的发展，还直接、间接地关系到医疗保健手段的充实与改善。为了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天文、历法也有了明显进步。夏代出现了“天干”纪日法；商代发展成 “干支”纪日法；周代发明用圭表测日影，以确定冬至和夏至。这些成就在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认识疾病的发生与季节变化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奴隶制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人格神 “天”的思想出现动摇。与此同时，具有朴素唯物自然观和辩证观的阴阳说、五行说也逐渐酝酿而成。

总之，夏、商、西周及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理论思维水平不断提高，医药经验逐渐丰富，为此后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一、甲骨文中有关疾病的记载

这一时期对疾病认识的最早记载，见于甲骨卜辞。殷墟 （今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出土的甲骨共有10余万片，文字总数约4500个，已识者有2000多个。其中与疾病相关的有323片，415辞。所载疾病的名称有20余种，如疾首、疾目、疾自、疾齿、疾腹、疾止、疾子、疾育等，主要按人体的不同部位记述。但有些疾病已能根据其主要特征给以专门的病名，如疟、疥、蛊、龋等。甲骨文 “”（蛊）字，其形像虫在皿中。《说文解字》称：“蛊，腹中虫也”，用以表示腹中之寄生虫；“”（龋）字，表示牙齿上的窟窿是因虫蛀引起的 （图1-5）。甲骨文“龋”字的出现是我国医学史上较有意义的发现，把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所述及的龋齿病提前了1000多年，比起埃及、希腊、印度等文明古国的类似记载，也早了700～1000年。

甲骨文中有些疾病是根据生理功能失常而命名的，如 “疾言”，是指语言障碍或发音困难。还有一些关于疾病症状的描述，如耳鸣、下痢、失眠，以及病软 （身体软弱无力）、病骨、病旋 （眩晕）等。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还有关于 “疾年”　“雨疾”　“降疾”等记载。“疾年”指多疾之年；“雨疾”“降疾”，表示像降雨一样，一次就有许多人染病，这可能是对流行病的最早记录。而甲骨文中的 “”字，其形像心，很可能是中医学对脏腑的最早认识。心字是甲骨文中所见的唯一的脏器名词。

甲骨文的有关记载，有助于人们对殷商时期的疾病史进行研究，但远远不能反映商代疾病知识的全部。

二、早期的病因说及对药物的认识

（一）早期朴素的病因学说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最早提出六气病因学说，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 “六淫”病因论之滥觞。公元前541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从医和的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第一，以四时、五节、六气等季节气候变化作为病因的概念已经形成。第二，从 “阳淫热疾，阴淫寒疾”的记载来分析，说明 “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理学说也已基本明确；而 “风淫末疾，雨淫腹疾”的说法，则与后世风病四肢痛、湿病多腹泻的理论有着密切的渊源。第三，关于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也给后世诊断学及药理学以一定的启示。第四，　“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等情志为病也纳入病因的探讨中。这种脱离鬼神致病说，从实际出发的对疾病的真实认识，形成了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病因观念。

（二）药物知识的积累

周代，药物品种不断增多，用药经验日益丰富，在现存的先秦文献 《周礼》　《诗经》　《山海经》中，有不少与药物相关的资料。　《周礼·天官》载有 “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汉·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这可能是对药物进行的初步分类。

《诗经》收录了许多动植物，其中不少后世用作药物，仅植物就达50余种。另外对一些植物的采集、产地和食用效果，在原文及注中也有简明叙述。如 “七月蟋蟀”　“八月断壶 （葫芦）”，指明了采集季节；“中谷有蓷 （益母草）”，“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记载了植物的产地。所载内容文字虽简，但是仍不失为反映早期药物知识的珍贵史料。

关于 《山海经》所载药物的数字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共126种，包括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不详3种。从其功用来看，涉及后世补药、种子药、避孕药、预防药、美容药、毒药、解毒药、杀虫药、醒神药、治牲畜病药等方面。《山海经》里所收药物，可用以治疗内、外、妇、五官、皮肤等各科数十种疾患。大多是一药治一病，但亦有14种药物为一药二治，如虎蛟治肿与痔，肥遗治疠也杀虫等。这在药物的认识与使用上，无疑是个进步。其使用方法大致可分为内服、外用两大类，外用包括佩戴、沐浴、坐卧和涂抹等法。特别是所收药物中，有60多种用于预防，这是当时预防医学思想萌芽的佐证。但书中的大部分药物后世已无法考证，更不见临床应用。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

（三）酒与汤液的出现与意义

酒在我国起源较早，可能远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就已从野果与谷物的自行发酵中，得到了一定启示。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人类就已开始酿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均发现专用的陶制酒器。而商代文化遗址中，有数千件种类各异的青铜酒器，足以佐证商代贵族好酒成风。1979年河南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分。

酒在当时奴隶主贵族中是奢侈的饮品，而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是用于祭祀和医疗。酒具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的功效，其在医疗上的应用是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内经》指出，古人制 “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 “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汉书》“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酒能 “通血脉”　“行药势”，故后世常用酒来加工炮制药物。另从汉字构造来看，繁体 “醫”字从 “酉”，系将治病时不可缺少的酒与针刺、按摩三者会意组合而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汤液即汤剂，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剂型之一。相传商代汤王的宰相伊尹创汤液。汤液就是将各种药物加水煎煮而成，其方法与烹调食物十分相近。人们服药逐渐由 “咀”的方法过渡到煮食或去滓饮汤。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积采药、烹调及用药经验而成的，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汤剂服用方便，易于吸收，可以多种药物配伍，达到增强药效、降低药物副作用的效果。汤液的创制，也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故古人有 “医食同源”之说。

三、疾病的诊断治疗

（一）疾病的诊断

殷商时代，人们已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从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应用占卜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疾病。西周时期，人们有了更多的经验，能够逐渐摆脱巫的束缚，疾病诊断已具雏形。

《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 （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这说明西周前后，在诊断疾病方面，已开始涉及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　《周礼》所载有关 “四诊”的内容，以患者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没有神秘色彩，可视为中医诊断学之滥觞。

（二）疾病的治疗

在临证治疗方面，食养、药疗、酒剂、砭法及针刺火灸等，在商周时期已广泛使用。《周礼·天官》尝谓：“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又说：“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据郑玄注：“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堥，置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雄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可见当时不仅能够使用五气、五味、五药调养和治疗疾病，还出现了专门用来治疗疮疡的外用腐蚀药。这也是目前所知我国使用化学药物的最早记录。而甲骨文中关于 “鬯其酒”的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 “在肠胃，酒醪之所及”的记载，都说明当时酒剂在医疗中的应用已相当广泛。　《左传》中 “病入膏肓”的典故，提出疾病 “攻 （灸）之不可，达 （针）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提示当时已有比较系统的 “攻”　“达”　“药”治法规范。疾病的治疗方法包括内治法与外治法。

1.内治法 应用动物、植物、矿物治疗疾病，虽在原始人类就已开始，但还很简单。《尚书·说命》记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开始应用作用较强的药物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周礼》　“聚毒药以供医事”的记载，说明宫廷中已建立医事制度，药物知识也不断丰富。

这一时期，食疗已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讲了很多烹调问题，其中有 “阳朴之姜，招摇之桂”（《吕氏春秋·本味》）。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到了西周，统治阶级开始设置食医和食官以专司其事。据 《周礼》记载，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食医即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要职责是主管帝王膳食。疾医主要职责是 “掌养万民之疾病”，相当于内科医生。

这一时期在应用药物治疗方面还有两个重要创造，其一为酒应用于医药，其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2.外治法 外伤是先民最普遍的疾病，因此，治病经验很可能是从外治法开始的。这就是按摩、针刺、灸治等方法在具体治疗中的扩展。

砭石在西周以前主要作用是刺破脓肿。1985年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2枚。该针长27cm，分针柄、针身两部分。针柄为长方形，扁而薄，无针孔，横断面呈矩形，长22cm，宽0.6cm，厚0.1cm。针柄的一端有一圆锥状的针身，直径仅0.1cm，长约0.5cm。经专家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西周时期青铜冶炼水平很高，当能铸造青铜针具，但应用范围可能有限，故迄今发现不多。

四、早期的卫生保健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夏商时期在卫生保健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进步。在环境卫生方面，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 “伯益作井”的说法，在距今5800～55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已经有了我国最早的水井。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易县及北京陶然亭等地发现2000多年前燕国的井壁遗物——甃，全国各地发掘的秦汉水井数不胜数。水井的使用对搞好饮食卫生大有裨益，但必须经常保持清洁。《管子》曾明确提出，春季要挖除井中的积垢淤泥，换以新水 （即 “杼井易水”），并疏通沟渠，排除积水。在商周文化遗址中，曾出土颇具规模的地下排水管道 （陶窦）。《周礼·考工记》中就有 “窦，其崇三尺”的巨大下水管道的记载。甲骨文中还出现了 “”（牛棚）、“”（猪圈）等字表示人畜分处，并有关于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的记录。周代以来，人们已开始经常洒扫居处，以保持环境卫生。

在个人卫生方面，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沐浴和洗涤食具等习惯，甲骨文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1935年在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有壶、盂、勺、盘、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出土。周代，人们已经认识到 “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的医疗意义，把沐浴当作一种疗疾保健方法。《礼记》更要求人们养成饭前洗手、用餐时不对面说话、不剩饭、不随地吐痰等日常卫生习惯，提出了 “疾病，内外皆扫，彻亵衣，加新衣”的主张。

西周时人们也十分重视饮食卫生。《周礼》中简要介绍了四时肉食的品种、各类饮食的服食方法、四时调味的宜忌，以及饭食与菜肴的搭配等。　《论语·乡党》指出，食物贵在精细、适时和新鲜洁净，凡肉败、色恶、臭恶之变质食品，均不可食用。

这一时期在婚姻关系上，也提出了不少合乎科学的见解。《周礼》载：“男三十娶，女二十嫁”；“礼不娶同姓”。《礼记》载：“三十曰壮，有室。”《左传》也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说明人们对早婚及近亲婚配的危害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五、医学分科与医事制度

夏末商初，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各行各业日益趋向专业化。当时秦国已有医和、医缓等著名专职医生出现。医疗工作的专业化和巫术迷信的日趋衰落使医学得以摆脱巫术的羁绊，从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周礼·天官》中记载宫廷医生不仅已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还有协助医师从事医政管理的士、管理药物供应的府、管理文书和病案的史、从事看护杂物的徒；并建立了对医生的考核制度，如根据医生全年医疗成绩的优劣，　“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且以考核结果确定其级别与俸禄。

《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说明当时已建立了记录治疗经过的病历，对于死亡者还要求做出有关死亡原因的报告。这些都是医学史上非常有进步意义的措施。

专职医生的出现与医事制度的建立，反映了当时医学发展的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整理、总结与交流，并进一步促进了对疾病的认识和医疗技术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