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男人在马路上打架。细雨中，他们的头发凌乱，湿漉漉的；他们互相出拳的速率不高，憋足劲儿，却常常一拳抡空，便拉扯着，哈着腰，头顶着头，用一种我们孩子称之为“摔跤”的动作，但显然，他们都不会摔跤，不会锁手，不会掼大背包，更不会抱腿。他们就会拉扯对方的上衣，彼此露出肚脐眼。有一个细节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一个男人裤腰上扎的是猪皮带，另一个扎的是当时很多男人用的一种塑料皮带。看上去，“猪皮带”要比“塑料皮带”狠一点。但似乎，男人亏就亏在这根塑料皮带上。这种塑料皮带是淡绿色的，有点透明，比较文气。但打不过人家。这是我对男人皮带的最初感觉。
城市入夏。细雨与喧嚣。上海北站，像一个集市；但这变化很难看出来。什么时候，外地人来了；什么时候，上海人走了；什么时候，到上海的外地人回去了；什么时候，到外地的上海人回来了。人流汇集到这里，像一片浑浊的水塘。连火车的汽笛，也是搅和着、缭乱着人们的视觉与听觉。老北站便是这样，我就记得，大人打架，小偷摸皮夹子，随地吐痰，和外国人拍照片。
那个初夏，我在城市喧响的老北站天目路上穿行。我的木拖板在方块水泥板铺就的街沿噼啪作响，不时踩着穿着塑料凉鞋、鸡皮凉鞋的大人的脚而遭几声呵责。我喜欢木拖板，在水门汀上，这种噼啪作响的动静，让我感受到城市夏季的活泼，和自由自在的精神、自说自话的做派。我一个“撑骆驼”，以一种类似于体操里跳马的动作，双手攀着路边的红色消防龙头，腾地跃起，便骑上了这个敦实的铁家伙，木拖板从我的脚上滑落下来，发出“嗒”的一声。
我倾心于城市喧响的马路上两件默然的铁家伙，那是红色的消防龙头和绿色的信筒。那都是一种敦实憨厚，一种纹丝不动，还有一种色彩。红色的消防龙头稍矮，光溜的半球体脑袋像戴着钢盔，两个大耳朵还垂着铁链，像两个耳坠；绿色的信筒让我联想到一个胖警官，一个颇具装饰效果的戴大沿帽的警官，乐呵呵咧着一张夸张的大嘴，人们不时将食物装在信封里，喂进这张嘴里。
那时候，我便骑在消防龙头上，手托着下巴。雨停了。天空稍有些明朗，地面便会有热气升腾。人们开始从伞下、遮阳棚下、屋檐下走出来，开始从上街沿上漫下来。马路上画着菱形的横道线上，不时有人穿来穿去。
那两个男人，便是在这个上街沿上打架，打着打着，便没了。
我的眼光掠过街面。城市似乎是个万花筒，只要转动，转一下，便会有新花样；永远会有许多新鲜的事儿出现。我期待着。屁股底下，敦实的铁家伙令我感到踏实，无端地想象出一个强壮敦实的自己。没有人可以摆平我。一个中年男子从一辆三轮车上下来，付钱，拎包，走近我的身旁又回过头打量我一眼。我瞪了他一眼。我敢断定，我不怕他，他是外地人；还因为，我看到这个男人的灰布长裤的前门襟钮扣没有扣好。“校门没有关好，当心校长出来。”男子走远后还在回头，对我张望。我知道，我在那人乃至所有人的眼里，一定是一个谜，是一副七巧板，一道百位数以上的算术题，而自己总会发现那个人乃至所有人的缺陷漏洞洋相，了如指掌。
一般人都是经不起看的，任何人对另一个人从头到脚细细打量的时候，被打量的人心底里一定是要犯迷糊的，他们会感觉自己的袜子可能穿反了，鞋边上有了污垢，撇脚，背后的衣服上被人写了字或贴了纸，饭米粒粘在嘴边，头发上搭了一点鸟屎，鼻尖上沾了一点黑乎乎的灰。人们看着我或不再看我，那都是一种无奈和不知所措。在这个忽晴忽雨的下午，我很高兴地相信这一点。
我便骑在马路边上的红色消防龙头上。我腾出一只龌龊兮兮的手，挖鼻屎；一双小眼睛，打量着这个世界。蒙蒙细雨中，我找不到自己的影子。我总是要和自己的影子嬉戏。后来我对地理课本上关于我们这个城市气候的描述的认同，与当年在天目路上街沿的消防龙头上的感受有关。温暖湿润。东南季风带来太平洋上的暖湿空气。暖湿。
那是1962年，或者是1963年。总之，我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年月日的概念；1962年的去年，是1961年；1962年的明年，是1963年。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