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公共领地”的哈剌和林地区

自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起，广义的哈剌和林地区就是凌驾于东、西两侧诸子、诸弟兀鲁思之上的“中央的兀鲁思”（Qol-un Ulus），但真正属于大汗掌控的其实仅包括和林城及四周驻营地，其面积约为15 000 km2。和林城及其四季驻地理所当然地占据了漠北高原的核心位置，而其周边则“犬牙、棋布”了大量处于附属性质的蒙古宗王、驸马的分地[1]。其中，和林城市的居民多以移居漠北的汉人和中亚居民（色目人）为主，过着定居式的生活[2]。而这与大多数蒙古宗王所能习惯的四季巡弋的游牧生活相矛盾，故大多数宗王及其位下千户军队仍然停驻于和林地区以外自己的草原领地上。因此至少在世祖朝大规模屯兵漠北之前，就和林城而言，戍守其中的蒙古军队当为数不多。这也是为何在前四汗时期一旦遇到有人觊觎汗位，试图以武力相逼时，留驻和林城的皇子、后妃往往选择回到属于自己的分地中去召集军队。例如窝阔台死后，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兵逼和林，脱列哥那“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欲西迁以避之”[3]。同样，贵由死后其妻斡兀立·海迷失及其二子也最终选择了返回“贵由汗前斡耳朵所在之霍博和叶密立”[4]。甚至到忽必烈、阿里不哥兄弟争位时期，后者也选择在自己分地中的“阿勒台夏营地”（yailāq-i Altāy），而不是在哈剌和林召集宗亲迎立[5]。此种情况当与和林城的这种特殊性有关。

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哈剌和林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其军事功能，而在于其承担聚会、大宴、朝拜等草原政治模式中的仪式性功能。参看蒙元时期史料可以发现，围绕在哈剌和林地区周边的各支蒙古宗王当冬季开始时即率部众避入山间，各自分散活动。而夏、秋时期往往选择水源充沛，草场丰美的平原地区驻牧。此时的驻牧范围以及活动规模都远较冬、春营地为大[6]。而哈剌和林及其迤南地区草场面积广阔，地势平坦，正是蒙古宗亲举行集会、大宴等例行集会的地点。因而可想见，地位较低、属民较少的蒙古宗王的活动规则是冬季距大汗营帐最远，而夏秋季节则最靠近大汗的斡耳朵范围所在；同样的，大汗四季巡幸路线也总是在这两个季节和大多数宗王、千户的营地最为接近[7]。为应付集会需要，在大汗的怯薛班子中甚至安排有专门的“禹儿惕赤”（Yūrtchī）和“札撒温”（Yāsā’ūl）管理相关事宜。其具体职掌可借由稍后的伊利汗国公文选集《书记规范》（Dastūr al-kātib fī yīn al-marātib）所载《命官制书》概见一二：

［禹儿惕赤一职］实国之体要，朕之肱股，［其所司职］乃为君王安排停当夏、秋营地，宫帐，驿站，畋猎场所，及其余种种驻骅之处。［并于］大牙帐（yūrtī-yiaiyan）视野周及［之处］，晓谕诸王、异密、宰辅、倚纳（近幸）、国之重臣及诸御前侍从等人，各自营帐（yūrt-i ū）位置所在，并为之妥善安排。大牙帐卓帐之地未定，随从诸人之帐亦不得［任意］顿宿。依例：诸王驻帐于大汗［牙帐］之右手，诸兀鲁思·异密等亦于右手里宿营，右手［蒙古语］唤作“巴舌剌温·中合舌仑”（Barāūūn-Qār）[8]。而诸宰辅、财政大臣等乃于“沼温·中合舌仑”里（ba-jānab-i Jāūūn-Qār）[9]——亦即大汗之大牙帐左侧宿营。”（yikī az zamāt-i asbāb-i mamlakat va tartīb-i muhimmāt-i ān-st ka pādishāh rādar yāylāq va qīshlāq wa jamī’manāzil va va shikār-gāh-hāva dar har ka nuzūl kunad，yūrtīyiaiyan bāshad ka chūn shāhzādāgān va umarāva vuzarāva īnāqān va arkān-i daulat va vān-i ān yūrt rāna

āvrand，har kas az īshān dānad ka yūrt-i ū kujā-st va ū rākujāfuro mī bāyad āmad，va tāyūrt-i aiyan na-shūd，yūrt-i īshān nīz aiyan na-gardad．masal-an shāhzādagān bar dast-i rāst nazdīk pādishāh furo āyanad va Umarā-yi Ulūs nīz bar dast-i rāst ki ān rāBarāūūn-Qār gūyand nuzūl kunand，va vuzarāva dīvān ba-jānab-i Jāūūn-Qār ka chap-i yūrt-i pādishāh bāshad furo āyand．）[10]

又：

［札撒温］值福庆之忽邻勒台及大饮宴时，教骑马巡行，常川整治有来。［虽］毫发之爽，［亦］不教犯者。（va dar vaqt-i Qūrīltāy-yi mubārak va buzurg savār shūda ba-va yāsāmīshī ishtighāl namāyad va hīch āfrīda ba-yik sarmū’ī na-andīshad．）[11]

案，此处可以略作引申的是，《任命禹儿惕赤文书》中的“大牙帐”[12]（yūrt-yiaiyan，意为：“特定的、指定的营帐”）和同一篇中的“王帐”（yūrt-i pādishāh）所指相同，均指大汗所居的“御帐”。蒙古人尚右，其观念中的“右手”方向即指西方。集会时诸王、蒙古重臣（即文中之“兀鲁斯·异密”）坐于右手，这可以从汉、波斯文献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如曾预忽必烈所举行之朝会的高丽文人李承修即云：“西偏第一行皇太子，隔一位大王六。”[13]而哈剌维所记之窝阔台即位大会上，“［察合台］走到窝阔台身前，窝阔台安排他和全部更加受敬重的［人］一起，［坐在］在右手边的诸王那里”（pīr pīsh pādishāh āmad，ū rā bāharchātamām-tar ba-navākht va bar dast-i rāst shāhzādgān ba-nishān-and．）[14]，均为其例。与之相对，代表管理被统治定居民事务的官员（文中之“诸宰辅、财政大臣”）居于“大牙帐”之左手（即东方）。“御帐”在中、面南且“独居前列”[15]，诸王、诸大臣分属左右行帐则均以大汗所居斡耳朵为中心，不允许有丝毫僭越[16]。

我更认为所谓“大牙帐”、“大斡耳朵”正对应辽代营卫制度中之“横帐”[17]。而以元代的实际情况推测之，则无论“大斡耳朵”还是“横帐”，均指在所有驻牧地的营帐群中，大汗所居的那座。而《辽史》中更有：“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故名北院”；“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以其牙帐居大内之南，故名南院。”[18]虽然契丹人尚左、蒙古人尚右，但在整个国家体制中，将管理部族和定居民事务的机构按照南、北两面分离开，则体现出了一种相似的设计取向[19]。

在此种集会过程中，作为大汗旁支亲属的蒙古宗王在享用种种赏赐同时，也共享因大汗召集而赶赴漠北腹心之地的东、西方知识人带来的文化资源。事实上，窝阔台家族颇留心于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人的罗致。如汉地高僧海云印简曾被“（合罕皇帝）赐以‘称心自在行’之诏”[20]；雪庭福裕则于戊申年（1248），由“定宗诏住和林兴国（禅寺），未期月，宪宗召诣帐殿”[21]；太一教道士张善渊于“丙午（1246）夏四月，侍中和（萧辅道，号中和真人）赴太后幄殿”[22]；而善于“占候、推演”之术的岳熙载、岳寿父子则分别“用其所学，进见太宗皇帝”、“事阔端太子行司天台”[23]。而据传在窝阔台生前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合失（Qashi）也曾经征召汉地士人，辅佐其参与政事[24]。是故耶律楚材曾吹嘘在窝阔台治下，“词臣游馆阁，幽隐起林泉”[25]，也未必尽属虚誉。而拖雷诸子如蒙哥、忽必烈等人作为资望较浅的蒙古宗王，其人本身的号召力实甚有限，起初皆依附于大汗家族方始与诸文士、名流相结交[26]。但是随着汗位转入拖雷家族，此点始为奉其为正统的汉地、波斯史家所讳言。又因依附拖雷家族，尤其是忽必烈位下的知识人在元代愈加得势之故，才造成了唆鲁禾帖尼、忽必烈母子善于结交文士的片面印象。

因汉地、波斯史料往往详于本国，对正当蒙古帝国腹心的草原本部记载疏略。故于哈剌和林境内领有草原分地的蒙古宗王数目虽多，却除了忽必烈分地依赖张德辉《行纪》得窥一二外，其余诸人所在皆为或明或晦之间。今钩稽东、西方文献，略考如下：

1）忽必烈分地：据白石典之结合文献和实地勘测的结果，忽必烈分地在哈剌和林城以西。其冬季营地为忽兰赤斤山东北山麓中；夏季营地为“唐古河”，白石典之认为就是现在的“Chuluut”河。分地面积约为4 000 km2，相当于大汗领有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27]。由于草原自然环境的限制，适宜于大规模驻牧的地点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正如韩儒林、陈得芝两位先生研究所指出的，蒙古时期诸王的分地大多继承自成吉思汗兴起前草原诸部旧有的四季营地[28]。因此，忽必烈所选择冬—夏营地当非无名之地，丘处机西行时曾经过一处“乃蛮国窝里朵”，其地位于和林西，故忽必烈名下分地或与早先乃蛮部的驻营地有关。而当宪宗元年（1251）忽必烈南移至“蒙古斯坦的哈剌温·只敦（Qara’un Jidun）地方”以后[29]，此块分地转入何人之手则未见记载，不过按照惯例，应该是由出于同一家族的成员所继承。

2）阿里不哥、旭烈兀分地，皆在和林西部。据拉施都丁说：“他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在兀良哈和乞儿吉思，两者之间约三日程。”（yāylāq-i ū dar Altāy būd va ūrūnga［ūtika？］va qirqīz va qadr-i masāfat-i miyān-i har dū sih rūza-yi rāh bāshad）[30]由此看来其分地面积应该和忽必烈潜邸分地相差无几[31]。旭烈兀分地在其西征后由阿里不哥诸子占据，则也应该在同一地域。波斯谱系史料更提及阿里不哥之孙、药木忽儿（Yūmūqūr）之子忽剌出（Hulājū）和按檀不花（Altan-Būqā）“兄弟二人［住］在蒙古斯坦一侧地面上”（īn har dū barādar zamān dar jānab-i Mughūlstān bāshad．）；药木忽儿的另一个儿子完者都“也居于蒙古斯坦”（dar Mughūlstān ast．）[32]。

3）蒙哥家族的分地，均分布于自杭海直至阿勒台山地区。如蒙哥子玉龙答失分地在“阿勒台山附近一条名叫札不罕（Jabqan，原文误作：木儿罕）的河畔”[33]。而其另一子昔里吉之子秃蛮·帖木儿（Tūmān Tīmūr）在元成宗铁穆尔即位后，“此时正效命于合罕，他的禹儿惕在哈剌和林”（īn zamān dar bandagī-yi Qā’ān mī bāshad va yūrt-i vay dar Qarāqūrūm ast）[34]。

4）忽必烈之孙阿难答“在边界和哈剌和林之间拥有禹儿惕”（Ananda…ka bar thuqr sūbiya va Qarāqūrum Yūrt dasht．）[35]。《完者都史》又言：阿难答的禹儿惕距离畏吾儿地十日程，与大汗辖地相连[36]。由于阿难答在大德二年（1298）以后，即为元朝驻守称海防线的最有实力的宗王之一，因此此处分地当在按台山（阿尔泰山）以东，朝哈剌和林方向的某处草原上。

5）在该地区的其余宗王还有：贵由之子忽察在获得蒙哥赦免后，被赐予了哈剌和林境内，薛灵哥河附近的一处禹儿惕[37]。又据瓦萨甫书，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Kuligān）之子兀鲁忽带·斡兀立（Uruqudāy-ughūl）也参加了阿里不哥在阿勒台山夏营地召集的汗位选立大会。则他所继承的阔列坚分地应该离和林不远[38]。以及新近刊布的《黑水城文书》中记载察合台系出朮伯之子必立杰·帖木儿（Bilig Temür）在“岭北地面”也拥有投下人户[39]。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由于蒙古统治者实行的是将统治地域在黄金家族（即成吉思汗直系子孙）内部不断细分的政策。故不出数代，就会将国土分配的越来越零碎，而各支宗王之间又为了争取更多利益，而不断组合成大大小小的联盟[40]。即使如父子、兄弟之亲，也往往会加入对立的集体中去。而哈剌和林周边被这样的一群蒙古宗王势力所包围，所以那种试图依靠某种地缘优势在汗位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做法，在实践上是无法实现的。

[1]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拜住元帅出使事实》：“太祖皇帝，经划区夏，以盤石宗犬牙于龙兴绝域之地。”

[2] 《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第149页；宇野伸浩、村冈伦、松田孝一：《元朝后期カラコルム城市ハーンカー建设记念ペルシア语碑文の研究》，《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14号，大阪，1999年，第1—64页。

[3] 《史集》第二卷《贵由汗纪》，第212页；《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64页。“西迁”的目的地，参考《世界征服者史》等书，当为移向叶密立、霍博地区以等待从东欧前线返回的贵由。

[4]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89页。

[5]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875；《史集》第二卷《忽必烈合罕纪》，第293页，译作“牙亦剌黑—阿勒台”，没有将原文中表示从属关系的结构译出，今依原文补入。而值得注意的是“阿勒台（按台山）夏营地”，据韩儒林先生考证，最初正是唆鲁禾帖尼分地，嗣后由阿里不哥继承。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50页。

[6]Bat-Ochir Bold，Mongolian Nomadic Society：A Reconstruction of the‘Medieval’History of Mongolia，（London：Curzon，2001），p．55．当然四季营地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在此范围内游牧部众也是“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并不定居于一处。张德辉：《岭北行纪》，第351页。这样我们也就可理解，忽必烈即便在东移至“哈剌温·只敦”地方后，也同样在一系列驻营地中循时移居，金莲川之地只是其中之一。

[7]同样，在西亚的蒙古伊利汗的冬—夏（即一年中移动的最长距离）移驻范围（位于阿塞拜疆地区，包括：Arrān，Mūghān，Alataq，Safīd Rūd等地），也正与属于“中央集团”的大多数蒙古宗王、部族驻地范围相重合。参本田实信：《イルハンの冬营地·夏营地》，载《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379页；John Masson Smith，“Mongol Nomadism and Middle Eastern Geography：Qishlaqs and Tümens”，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agacy，pp．39-56．此种习惯甚至在忽必烈建立元朝，将帝国的中心南移至大都后也依然存在。《通制条格》卷八《仪制·朝现》条载，元代时“诸王、妃子、公主、驸马、各千户每朝现的，并不拣甚么勾当呵，夏间趁青草时月来上都有来”。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35页。

[8]“巴舌剌温·中合舌仑”（Per．Barāūūn-Qār＜Mong．Bara’un γar），见《元朝秘史》卷八，第206节，汉文旁译为“右手的”，第198页下。此处译文按元代硬译公文文体译作“右手里”。赵承禧：《宪台通纪·命秃忽赤为御史大夫》：“教只儿哈郎右手里画字了也。”

[9]“沼温·中合舌仑”（Per．Jāūūn-Qār＜Mong．Je’ün γar），见《元朝秘史》卷八，第207节，旁译为“左手的”，第199页下。

[10]ibn Hindushakh Nakhchivānī，алМарāтиб，критич．текст，предисл．иуказателиА．А．Али-заде，Tom．2，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6，pp．62-63．本节译文并参考本田実信：《モンゴルの游牧的官制》所载日译文，并有所改动。《モンゴル时代史研究》，第72页。

[11]Nakhchivānī，ал-Кāтиб，Tom．2，p．58．波斯史料中所载蒙古官名中凡带-ūl＜Mong．-γul词尾（汉文史料以“温”字对应）的，完全对应汉文史料中的-sün（孙）词尾者。两者都是由动词加上名词性后缀，用来指称做某事的人，故此处将Yāsā’ūl＜Mong．Jasaγul译作“札撒温”，等同于汉文史料中之“札撒孙，Jasa（q）-sun”。汉译文风格参考《至正条格·校注本》卷一《断例·卫禁》卷中公文用语，首尔：韩国学中央研究院，2007年，第166—169页。

[12] “大牙帐”参看张德辉：《岭北行纪》，第348、350页。

[13] 高丽·李承修：《动安居士集》卷四《宾王录》所载朝会赐座位序。收入杜宏刚、邱瑞中、崔昌源编：《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

[14]Tārīkh-nāma-yi Harāt，p．98．

[15] 彭大雅：《黑鞑史略》，王国维笺注：《蒙古史料四种》，第473页。

[16] 《元史》卷二〇五《奸臣传》载韩家纳条列权臣哈麻罪行时，所举之“其大者，则设账房于御幄之后，无君臣之分”。第4582页。

[17] “横”据元人释义，有“特”义。横帐诸说，均参考刘浦江：《辽朝横帐考：兼论契丹部族制度》，《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第53—72页。

[18] 《辽史》卷四五《百官制》，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86页。

[19]当然《辽史》卷四五《百官制》（第712页），提到“横帐”制度时，又有“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辇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之说，似与上引南北分列的制度相悖。但我认为制度的设计既受到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但也不乏因地、因事而变化的地方。这里可以举出完者都的登基仪式来比较，其朝仪次序为：“泰朮·丁列于首位（bar sar nihad）；宗王们（shāhzādgān）列坐于左侧（bar jānib-i chap nishast）；众后妃（khātūnān）坐于右侧（bar jānib-i rāst）。而大那颜们（Nūyīnān）则鹄立于御座之前（dar pīsh takht īstāda）。”， tārīkh-i ，p．275．而郑元靓：《事林广记》所录《皇元朝仪之图》中展示的朝仪秩序为：御座居中，两侧都列有品官和怯薛。均反映出草原旧制在经历了各自的地方化过程之后，已经和最初的设计有所不同，辽代应该也不例外。

[20] 王万庆：《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岁在辛卯（1231），合罕皇帝闻师之名，特遣使臣阿先脱兀怜赐以‘称心自在行’之诏。”《〈法源寺贞石录〉元碑补录》，北京文物研究所编：《北京文物与考古》，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六辑，第249—259页。

[21] 程钜夫：《大元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少林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

[22] 王恽：《故真靖大师卫辉路道教提点张公墓碣铭》，《道家金石略》，第851页。案，定宗贵由于当年七月即位，故此处所云“太后”指脱列哥那。

[23] 郑元佑：《侨吴集》卷十二《元故昭文馆大学士荣禄大夫知秘书监领太史院司天台事追赠推诚赞治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大司徒上柱国追封申国公谥文懿汤阴岳铉字周臣第二行状》，台北：“中央图书馆”“，元代珍本文集汇刊”影印嘉庆钞本，1970年，第517—519页。

[24] 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即言：“己丑（1229年，太宗元年）秋七月，见上于乾楼辇，时方诏通经之士教太子，公进《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道家金石略》，第578页。参考王晓欣：《合失身份及相关问题再考》，《元史论丛》，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十辑，第61—70页。

[25]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和冀先生韵》，第18页。据王国维所作《年谱》，此诗作于1233—1236年间。

[26] 如上引诸人中，海云直到“壬寅（1242）”，“护必烈大王请师至行帐，问佛法之理果何如？”而萧辅道则据《元史·释老传》虽称彼人乃因“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命史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但据佚名：《国朝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之碑》可知：其时为“丙午岁（1246）”，故仍应以脱列哥那为主使。《道家金石略》，第845页。

[27] 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第310—311页，其中忽必烈潜邸分地面积据张德辉：《岭北行纪》所载资料推算得出。

[28]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第350页；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制考（上）》，第124—125页。

[29]《史集》第二卷，第289页。案，拉施都丁既已明言“哈剌温·只敦”位于蒙古斯坦，则参本文第二节考证可以确定就是指蒙古高原东部，也就是大兴安岭南端。邵循正先生则强调忽必烈在“哈剌温·只敦”地方有一系列驻营地，不必拘泥金莲川一地。这是非常中肯的意见，而后来的学者转求之于哈剌和林以西，则是缺乏史料依据的。其实王恽：《太一五祖演化贞常真人行状》中已有“壬子岁（1252），圣主居潜邸，驻骅岭上，以安车召中和真人于卫”之语，“岭上”应即“哈剌温·只敦”山麓某处之营地，《道家金石略》，第849页。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1期，北京，1947年，第81页；李治安：《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领地考》，第79页。

[30]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939；Jāmi’al-tavārīkh，MS．，London，f．607b．伦敦本无划线部分，“ūrūnga”作“ūtika？”，汉译本译作“帖客”，《史集》第二卷，第365页。我则倾向于韩儒林先生的方案，作“兀良哈，ūriyānkqat”，即森林兀良哈部。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第350页。

[31] 忽必烈分地冬—夏营地间距离为：自忽兰赤斤至夏营地为120—160 km；至冬营地为30 km，相去约在150—190 km之间。而现代牧民一日移动距离不超过40 km，而《史集》所言则指驿站间直行所需时日，当略快于是，则两地间距也不过3日至5日路程，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第306页。

[32] Panjgāna，MS，Topkap1 Saray1，无页码。此处的“蒙古斯坦”应该是指蒙古高原西侧，靠近杭海的地方，参观下文提到的玉龙答失分地所在。

[33] 《史集》第二卷，第305页。

[34] Panjgāna，Ms．，Topkap1 Saray1，无页码。此处注释文字在《贵显世系》中略有不同，作“［他］在大汗跟前，他的禹儿惕在哈剌和林”（Qā’ān mī būd，wa dar Qarāqūrum būd．）。иззал-ансаб，trans．p．67，text．p．51a．

[35]Tārīkh-i，p．33．刘迎胜教授曾引用此句，不过对“sūbīya”一词词义尚存质疑。《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20页，注1。而德福（Doerfer）已指出波斯文献中的“sībe（或sūbīya）”一词，均借自古典蒙古语“墙，边界”。德福并搜检出波斯语例句多条，唯漏去《完者都史》中此则。Gerhard Doerfer，Tu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63，vol．1，p．349．

[36]Tārīkh-i ，pp．37-38．

[37] 《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651页；《史集》第二卷，第256页。

[38]/Hammer-Purgestall，Geschichte（Ibn．Fadl-Allāh），text．p．21．

[39] 《俄罗斯藏黑水城文书》收录之《必立杰—帖木儿令旨》。转引自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载《陈高华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96页。

[40]例如木因在描述朮赤后裔斡立答（Orda）建立的白帐汗国的分封制度时说：“将近七百个人，可以从自己的宗族中分得岁赐，［并为］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准备了分地和猎圈。”（va qarīb nafar ūrūgh-i khūd rāaz ām bahramand mī dāsht va qūbī va sūba ba har yik az īshān rā murattab va muhayyāgardānīda būda．）al-Dīn Natanzī，Muntakhab al-tavārīkh-i，ed．by Jean Aubin，Tehrān：Kitab furustyi Haiyām，1957，p．88．这可以看作是蒙古制度原型的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