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西蒙古的统合与政治重心之西移

如上文所考，拖雷家族的传统势力主要在东部草原，而其监国期间所管辖的范围则包括了漠北全境。不过文献中似乎透露出，他们在非常靠近窝阔台潜邸分地的“叶密立、霍博地方”，也有自己的禹儿惕（yürt）。《史集》中曾记载十一岁的忽必烈和九岁的旭烈兀在乃蛮边境上的“Īmārhūī”地方狩猎，此地邻近“叶密立·忽真”[1]；同时位于“希列河”（Hīla-āb）河彼岸，距离畏吾儿地不远的地方[2]。由于当时忽必烈兄弟当时还是幼童，不可能随军作战，因此此地应该是其父亲的营帐。原文或当释读为突厥语“Yamār”，对应蒙古语“Jamar”。拉施都丁在别处又称“叶密立·忽真”，是贵由前去袭击拔都时，进军所至之地[3]，应距离叶密立不远。而“希列河”在《史集·忽必烈合罕纪》又被称为“希列·沐涟”（Hīla Mūrān），正是同一地名的蒙古语译写[4]。根据汉译者的意见，此地就是耶律楚材《西使记》中提及之“亦列河”（今伊犁河）[5]。后者的正确拼法应作[6]，但是蒙古时代的波斯语文献中，或许受到方言的影响，有时也会在以元音起首的蒙古语词汇前，缀以“H”音[7]。加之《秘史》明确记载了成吉思汗于1224年，征服回回国（花剌子模国）后在“额儿的失河”驻夏[8]，故可确定此地的大致方位在伊犁河北、也儿的石河南。

正因为拖雷在与窝阔台分地相邻地方有自己的属地，我们遂可明了《元史·宪宗本纪》中“太宗在潜邸，养以为子，属昂灰皇后抚育之。既长，为娶火鲁剌部（Qoralas）女火里差为妃，分之部民”的记载并非虚语。而直到拖雷死后，太宗“乃命归藩邸”[9]。此后文献中出现的蒙哥分地则大多数是指哈剌和林以西，杭爱山至札不罕河一带的营地。这也正是忽必烈时代蒙哥后王昔里吉、玉龙答失势力范围[10]。所以在窝阔台、贵由在位期间，蒙哥及其家族只是依附于哈剌和林“中央兀鲁思”的宗王势力。所以志费尼会提到蒙哥是“从哈剌和林地区出发”前往拔都召开的忽邻勒台大会的[11]。

我们并不知道窝阔台收养蒙哥的动机为何，这或许如同他有意让己子贵由收继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一样[12]，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因为相似的事情还可以举出，作为伊利汗的阿鲁浑，也曾收养过与其敌对的朮赤家族后裔合赞，并在其成人后，“为了事情的利益，便把他连同一个儿子一起打发回去了”[13]。考虑到拖雷家族是汗位的有力竞争者，养育其子、替其娶妻或有利于对之加以控制[14]。但形势的变化总会使大部分事先算计落空，原先的养子最终还是站到了对立的阵营中。

贵由汗死后，其后裔和察合台家族坚持要在“成吉思汗的根本禹儿惕和大位所在”的斡难—怯鲁连地方举行登基仪式[15]，并试图以此来拖延时间。这直接导致了蒙哥在得到拔都和东道诸王的支持后，撇开窝阔台、察合台两家，于1251年在斡难河源的阔帖兀阿阑（曲雕阿兰）登基[16]。而贵由子失烈门、脑忽的谋叛及失败，招致蒙哥对政敌的大规模杀戮与清洗。这一切均被恰于此时赶赴大帐，晋见“国之君王”蒙哥汗（rūyal-mulk shāhzāda Munkkū ）的也里世侯苫思丁·迦儿忒（Shams al-Dīn Kart）所目击：

［苫思丁·迦儿忒］在此日来到蒙哥皇帝的斡耳朵，在［那里］贵由汗的王子和蒙哥皇帝曾［有一场］殊死较量。（ān rūz ba-urdū’ī Pādshāh Munkkū rasīd ka shāhzādah-i Kuyūk khān va Pādshāh Munkkū khān bāham dar muqātalat wa būd-and．）[17]

而从蒙古诸王再三坚持要在曲雕阿兰（也就是成吉思汗的“龙庭”）召开选汗大会这一点，我们也不难想见，在彰显大汗即位的“合法性”方面，哈剌和林尚未能取代位于“三河故地”大斡耳朵的崇高地位。当然，随着蒙哥的即位，他于1251年便“在窝阔台合罕的禹儿惕：哈剌和林境内的汪吉［沐涟］地方，度过了整个冬天”（dar yūrt-iQā’ān ka dar ḥudūdi Qarāqurūm ast ［qīn］qīshlāqmīshī tamām kard）[18]，占据了窝阔台家族传统的冬季营地。不过直到次年（1252）夏，史书才第一次明确记载蒙哥合罕“驻跸和林”。

作为权力斗争失败的一方，窝阔台家族的势力遭到瓦解。《元史》载，蒙哥合罕分迁“诸王于各所”：合丹于别失八里；蔑里于也儿的石河；海都于海押立地；蒙哥都及太宗皇后乞里吉忽帖尼于阔端所居地之西（在河西）。必须注意的是也儿的石河、海押立都是朮赤家族的传统势力范围[19]；而别失八里则由大汗的代理人牙老瓦赤进行管理，故此举包含着将窝阔台家族置于大汗和朮赤系的监视之下的用意。

蒙哥又以“晃兀儿留守和林宫阙、帑藏，阿蓝答儿副之”[20]，标志着拖雷系正式取代窝阔台系成为哈剌和林地区的主人。与之同步，原本可能留驻在东部草原的拖雷家族成员，此刻应该也协同迁入和林地区。如阿里不哥在继承其母亲的斡耳朵后，将之移至和林附近[21]。不过忽必烈的儿子真金似仍留驻在怯鲁连河的大帐中[22]。自此，从“哈剌和林之地直到斡难—怯鲁连地方”（dar maqām Qarāqūrūm būd ），全部被看作是蒙哥汗“大位”（takhtgāh）的所在[23]，而拖雷家族的势力范围始完全涵盖了漠北高原全境。

蒙古帝国和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在制度结构和政治传统的许多方面都存在着相似性。一史称辽代诸帝“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24]。而蒙古大汗也保持着四季巡幸的习惯，元初张德辉曾应忽必烈召辟，赴漠北觐见。其《行纪》载蒙古大汗一年之间的朝会情况为：1．每岁除日后三日，诣大牙帐致贺礼；2．二月中旬，春水飞放；3．四月九日；4．重九日，均会于大牙帐。而其四季移行亦遵循着“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水易得之处以避之”的规律[25]。和辽代诸帝通常在夏季举行祭祀木叶山神主的传统相类似[26]，自蒙哥汗时起，在秋季登日月山“祭天”也成为有元一代所恪守的传统[27]。《元史》称，宪宗二年（1252）八月七日，学士魏祥卿、徐世隆，郎中姚枢等领乐工觐见蒙哥于“行宫”后，祭日月山[28]。检表一，此处行宫应该是萨里川哈老徒行宫，是则表明日月山位于不鲁罕山脉中距军脑儿、颗颗脑儿甚近的某处[29]。

和皇室成员四季巡幸的习惯相适应，蒙古帝国的中央政务机关也是随着大汗的斡耳朵四季移动的，这在汉文史料中被形象地称为“行国”。蒙古大汗、宗王们更愿意停留在定居社会以外，接受作为其代理人的地方世侯觐见与奉纳。而世侯朝觐地点的前后变化，也越来越显示出帝国政治中心发生了显著地西移。

参看表一、表二，可以看出窝阔台到蒙哥汗在位期间，新、旧政治中心的分化：哈剌和林在蒙古帝国行政中地位越显重要；而斡难—怯鲁连地区则是其沟通与东部诸王、诸千户关系，进行宴会、祭天等活动的地区[30]。表面看来浑然一体草原本部，实则按功能划被分为东、西两部。在西部越来越成为绝对的政治中心的同时，东部地区则与蒙古部的文化传统更为相关。当然蒙哥汗本人“自谓遵祖宗之法”[31]，在恪守蒙古传统方面表现的比窝阔台、贵由更为突出。这表现为其在位期间，其四季巡幸地区更多地包含了东部的草原。

（表一） 史料所见前四汗时期四季驻营地[32]

③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五，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57页。此处所谓“巡狩于土剌”，当与其时驻黑林行宫有关。

续 表

①《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第23页：“二十年乙酉春正月，还行宫。”《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16页：1225年，春天，成吉思汗驻扎在自己的斡耳朵里。

②胡祗遹：《王公神道碑》中又提到：“岁乙酉，会同于布哈绰克察。”在此次集会中“太祖以官制未备”乃命王德真为怯薛（集赛），这和《史集》中所说的“他在家里度过了那年夏天，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大体为同一件事，故定为夏季。唯“布哈绰克察”一名由于清人妄改而无法复原。

续 表

①《湛然居士集》卷十《扈从羽猎》、《狼山宥猎》二诗。试比照《世界征服者史》（第29页），可知其时为冬季。赤那思，蒙古语谓“狼”，“狼山”应该就是此地名的汉译，耶律楚材颇喜用汉语雅言迻译异域地名，如译不花剌为“蒲华”之类。陈得芝：《赤那思之地小考》，第266—269页。

②失剌斡耳朵（Ordo，又作昔剌兀鲁朵），据陈得芝先生考证，即建于月儿灭怯土之蒙古大汗驻夏地。《元和林城及其周围》，第41页。又据普兰·迦宾尼称，贵由汗于失剌斡耳朵接见使臣后，随即前往汪吉宿灭秃里即位。《蒙古人的历史》，第397页。

续 表

①余大钧译：《蒙古秘史》，第494—501页。

②程钜夫：《雪楼集》卷一五《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二年夏，会诸侯于胪驹河。”此文所记蒙哥汗宪宗二年（1252）胪驹河宗王大会，即《蒙古秘史》末节所云鼠儿年在“客鲁涟河的阔迭额·阿剌勒”举行的“也客·忽邻勒台”，这也可从一侧面证明余大钧先生的观点：《蒙古秘史》正文写定于壬子年（1252）。

③释祥迈：《至元辨伪录》卷三。

续 表

（表二） 前四汗时期的朝觐地点

①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四《宣徽使太保定国忠亮公神道碑》：“当太祖皇帝正大位之六年，岁在辛未（1211），奉其国主（哈剌鲁）阿尔思兰来觐于龙居河。”引自《黄溍全集》，王颋点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647页。

②脱脱等纂：《金史》卷一一五《完颜奴申传》，第2523页。

续 表

①Jūzjānī/，vol．2，p．103；Jūzjānī/Ravery，pp．1109-1110．

②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九《千户赵侯神道碑》，《元好问全集》，第617页。案，《太宗本纪》载“元年己丑（1229）秋八月己未，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故赵诚所朝之“北庭”亦当指此地。《元史》卷一，第29页。

③元明善：《寿国忠烈董公传》，《常山贞石志》卷一八，引自《全元文》第二十四册，第234页。

④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十六《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庚寅（1230）四月，朝太宗于牛心之幄殿，帝赐之坐，宴享终日，赐以虎符。数顾实谓侍臣曰：‘严实真福人也。’甲午（1234），朝于和林，授东平路行军万户，偏裨赐金符者八人。”《元好问全集》，第549页。案，庚寅年时和林城未建，参（表一）则“帐殿”云云当为塔密儿河畔之斡耳朵而已，参看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制考（上）》，第125页。

⑤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注引王国维所撰《年谱》：“案此诗作于秀玉入觐时。秀玉于甲午、乙未二年均至和林。”第17页。

续 表

①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5页。

②高鸣：《崇真光教淳和真人道行之碑》，陈垣、陈智超编：《道家金石略》，第610页。据下文“燕去和林，里千六百有奇”，可知所朝之地为和林，“皇太后”为脱列哥那。

③王磐：《故五路万户河东北路行省特赠安民靖难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冀国公谥忠定郝公神道碑铭》，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县志》，脱漏部分则据成化刊本校补，上海图书馆藏抄本，第4分册。

④程钜夫：《大元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晋国公少林开山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之碑》，录文载叶封：《嵩阳石刻集记》，引自无谷、刘志学编：《少林寺数据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第433—435页。此文较程钜夫《雪楼集》卷八《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内容更为丰富，字句错讹亦较少。如“戊申定宗”，《雪楼集》作“太宗”，误。

⑤George Varnadsky，The Mongols and Rus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3，p．147．

⑥《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第3495页。

续 表

①Bar Hebrews，Chronography《叙利亚编年史》，trans．from Syriac by E．A．Wallis Budge，“Concerning the Enthronement of Ghoyuk［Guyuk］Khan in the Place of the Khan His Brother”，引自网络版：http：//rbedrosian．com/BH/bh60．htm．（检索日期：2011/12/5）

②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秋七月见上于行宫，适西域进方物，时太子、诸王就宴。”陈垣、陈智超编：《道家金石略》，第579页。随其前去的还有道士史志经，见王鹗：《洞玄子史公道行录》，《道家金石略》，第577页。

③蔡巴·贡噶多吉：《红史》（Qolan Debter，陈庆英译，北京：藏学出版社，2002年）：“［噶玛拔希］龙年（1256），到达所有汗王、王族聚会之地‘赛热乌斡耳朵’……显无数奇特之神变。”第75页。案，“赛热乌斡耳朵”实为“昔剌斡耳朵（Sira Ordo）”的藏文拼写法。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已经将其地比定为“翁金（Ongin）地方的锡（原书讹作“赐”）拉斡耳朵”，第117页。

续 表

①Ibn Bībī，Akhbār-i Saljūqa-yi Rūm，ed．by Mashkūr，Jawād，Tehrān，Kitābfurūshī-i Tehrān，1971，p．293．相关年代的讨论参看，Louise Marlow，“A Thirteenth-Century Scholar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Sirāj al-Dīn Urmavī，Jurist，Logician，Diplomat”，Al-Masāq，vol．22，no．3，（December 2010），p．299，note．117．

②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十三《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引自《全元文》第32册，第500页。

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861页。

[1]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1，p．535，作，此处地名拼写采纳伦敦本拼法。Jāmi’al-tavārīkh，MS．，London，f．525b．

[2]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1，p．535，Jami’al-Tawārīkh，MS．，London，f．525b，《史集》第一卷，第2分册，第315页。

[3] 《史集》第二卷，第143页。

[4]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883；《史集》第二卷，第304页。

[5] 《西使记》，“又西有大河曰‘亦列’”，第2页。

[6]Джāмu’，ТомⅠ，Часть1，p．33，《史集》第二卷，第20页。

[7]如安童（Altun）在《史集》中作：“Hantūn”，Rā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p．907-908；《史集》第二卷，第327页。相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蒙古纪事》（Akhbār-i mughūlān）中，把“窝阔台”（Mong＞Per．）拼写作“忽哥台”（Hūkatāy）。ibn Masūdal-Dīn Shīrāzī，Akhbar-i mughūlān dar anbānah-yi，ed．by Afshar，Qūm：Kitābkhānah-yi Ayatolah Marashi Najafi，2010，p．20．

[8] 余大钧译本《蒙古秘史》，第456页。

[9]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43页。

[10] 参考村冈伦、谷口绫：《カラコルム三皇庙残碑とモンケ·カアンの后裔たち》，松田孝一编：《内陆アジア诸言语资料の解読によるモンゴルの都市発展と交通に关する総合研究》，大阪：大阪大学，2007，平成17—19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B），第165页。

[11] 《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622页。

[12] 《史集》第二卷，第204页。

[13] 《史集》第二卷，第123页。

[14] 宇野伸浩就根据鲁不鲁克行纪，推测也许“因为窝阔台系与蒙哥的斗争”，连带昂灰皇后为其选择的火里差合敦也一并失宠了，可见其背后是有着一定的政治考虑的。《チンギス·カン家の通婚关系の変迁》，《东洋史研究》第52卷第3号，东京：1993，第69—104页；孟秋丽汉译《弘吉剌部与成吉思汗系通婚关系的变迁》，《蒙古学信息》第四期第2册，呼和浩特：1997年，第5页。

[15] 《史集》第二卷，第237页。

[16]《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44页。案，本年春、夏二季蒙哥皆驻足于此地。关于此点中外史料均无异词，唯汉译本《史集》此处作“在成吉思汗的京都哈剌和林，蒙哥被拥戴登基御位”，颇有误导之嫌，第二卷，第243页。今检原文当作：“蒙哥合罕在成吉思汗大位所在的，临近哈剌和林的［地方］登上皇位。”（Mūnkkā Qā’ān rā Qarāqūrum kī［德黑兰本作：ka］takhtgāh-i Chīnggīz Khān bar sarīr farmāndahī va pādishāhī nishānd-and．），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829；Jami’altavārīkh，MS，London，f．585b．

[17]Tārīkh-nāma-yi Harāt，p．166．

[18]Rhīdas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848；Jāmi’al-tavārīkh，MS，Londonf，．589b．案，“汪吉（翁金，）［河］”一词，伦敦本作“Ung”，与德黑兰本不同。《史集》第二卷，第264页。

[19]《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把也儿的石河和阿勒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都赐给了朮赤汗管理”，第139页。瓦萨甫则把“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也称作“朮赤的分地”。Tārīkh-i ，p．50．

[20]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45页。

[21] 1253年底使臣鲁不鲁克曾亲见“蒙哥拜访就在附近的（指和林）他母亲的斡耳朵”，《鲁不鲁克东行纪》，第293页。

[22] 参前引王磐《大学士窦公神道碑》。

[23]Rashīd al-Dīn/Rawshān，Jāmi’al-tavārīkh，vol．2，p．868．伦敦本作“maqām”。Jami’al-tavārīkh，MS，London，f．597b；《史集》第二卷，第287页。

[24]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行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73页。

[25] 张德辉：《岭北行纪》，第350页。

[26] 叶隆礼：《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古昔相传：有男子承白马浮土河而下，复有一妇人承小车驾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于木叶之山，顾合流之水，与为夫妇，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号八部落……立遗像［始祖及八子］于木叶山。”参考刘浦江：《契丹族的历史记忆：以“青牛白马”说为中心》，《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9—122页。

[27] 《元史》卷六八《礼乐志》：“宪宗二年三月五日，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制冠冕、法服、钟磬、笋虡、仪物肄习。五月十三日，召太常礼乐人赴日月山……［八月］十一日，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第1691—1692页。

[28]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宪宗四年］甲寅（1254）是岁，会诸王于颗颗脑儿之西，乃祭天于日月山。”第48页。

[29] 参考陈得芝：《蒙古部何时迁到斡难河源头》，《蒙元史研究丛稿》，第64—65页。又案王祎：《日月山祀天颂》，称日月山为“哈剌温山”，在“和林之北”，恐非确论，或出于汉人文士的想象之辞，见《王忠文公集》卷二一，引自《全元文》第55册，第536页。和不鲁罕山同时又是土兀剌—斡难—怯绿怜三河的发源之处一样，木叶山也位于潢河和土拉河的交流处。漠北游牧民族的历史记忆往往与相似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可能是基于相同的民族心理或祖源传统。

[30] 如蒙哥汗三年（1253）在斡难河北的豁儿豁纳主不儿草原举行过一次宗亲大会，调停东道诸王间的矛盾。又于七年（1257）“复会于怯鲁连之地”，召集蒙古左、右翼宗王商讨南征之事，其中以左翼东道诸王、五投下军为主力，故聚会于东部草原。《元史》卷三《宪宗本纪》，“诸王也古以怨袭诸王塔剌儿营。帝遂会诸王于斡难河北，赐予甚厚。”第47、50页；《史集》第二卷，第265—266页；《史集》纪事年代有误。陈得芝：《成吉思汗墓葬所在和蒙古早期历史地理》，第27—28页。

[31] 《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第54页。

[32] 此表制作参考《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第68—71页，并有所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