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分封，是蒙元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课题。由于受到早期史料过于零散的局限，对此时期蒙古左、右手诸王分地的分布情况、分地管理组织的构成等问题迄今仍未全然明了。

但是通过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能对此问题得出一个比较概观的印象[1]。那就是，作为成吉思汗的直系子孙（尤其是其正妻所出四子），每人不仅能拥有一块固定的、用以驻牧的草原领地；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某位王子亲自攻克一地，他就有权要求把此地作为自己的封邑[2]。而随着蒙古对外征服行动的延伸，他们的分地也随着新征服地区的扩大而不断累加。例如波斯史家瓦萨甫就曾经记述道：成吉思汗在攻破河中地区后，随即命令随同出征的四位王子分别“向欣都斯坦、沙不儿干（Shabūrghān）、塔里寒、阿里·阿巴德等地派驻（代表其利益的）异密”[3]。同样，在攻占玉龙杰赤战役结束后，负责攻城的三位王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三个城子每百姓共分着”[4]。而《史集》作者一再暗示：除了真定（balγasun）外，拖雷名下还有不止一处分地——“而拖雷所夺得的，被遗留在汉地、钦察草原等等地区的子孙名下的那些地区的阿合儿·秃马儿（aghār tamār）收入，也是完全确定的。”[5]此种因参与作战而获取的分地，往往散布在彼此间相去遥远的广袤土地上[6]。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鲁不鲁克（Rubruck）在到达高加索地区的铁门（Darband）地区时曾观察到：“那里有一座阿兰人（Alan）的寨子，属于蒙哥合罕（Qan）。”这是因为“他曾征服该国的那部分［地方］”[7]。

在此背景下，多数蒙古诸王的分地分布情况应该是：由一整块主要的草原领地和互不连接的零散地块所共同组成。其中，草原领地在当时的蒙古诸王看来，是“祖宗根本之地”，在解释其“合法性”和与其位下所属部民发生联系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但随着蒙古的征服越来越深入定居世界，并开始试图通过分封来管理其控制下的定居民社会时，史料的阙少使其面貌变得相当模糊[8]。《元史·食货志》中只列举了一部分宗王、后妃的分封情况，如朮赤分地在平阳，察合台分地在太原，拖雷分地在真定等。似乎大蒙古国时期的分封也像经过元初调整后的情况那样，刻意使某一行政区划内只有少数一二位宗王的势力，但这明显和上述“协同作战”、“利益均沾”的原则存在冲突。

有理由相信，最初的分封情况远较我们掌握的要复杂：原有的行政区划连同居住其中的民众被零碎地划分开，作为份子（Qubi）或赏赐（Soyurqal）分配给有功的宗室、功臣。但围绕汗位的争夺一再上演，诸王分地的变动也与诸兀鲁思势力消长相互交织进退。特别是蒙哥汗上台前后残酷的政治清洗，彻底将原有诸王分地格局进行了调整，妨碍我们辨清早期的分封面貌。而《食货志·岁赐》所保留下来数据，只是对一系列权利交替结果的静态记录。

基于此，作者拟在整个大蒙古国的政治背景下，考察山西地区分封情况的变动。为何选择山西地区？是因为当成吉思汗发动伐金战争时，右手诸王皆先后参与对该地区的征服，并在此地拥有分地[9]，因此在考察蒙古征服之初的分封形态时具有典型性。其次，则是山西地区早在金代已是文化重镇，古迹、碑刻众多，为我们进行细部考察提供了丰富数据。由于大蒙古国实为一体，某一地区的政治、人事变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往往与整个帝国疆域内的政治动向有着广泛关联，故不得不同时兼顾东、西方史料的记载。作者并试图通过这一考察展示：对于所谓“分封”制度本身，是在蒙古征服过程中自我调适的产物，在中亚、波斯地区，我们看到分封较多地延续了分配人口、征收贡赋等草原传统；而在汉地，蒙古统治者虽最终接受依照原有行政区划来划定分地的做法；但亦无法避免地受到蒙古旧制和汗室内部权力斗争的干扰。

[1]与此相关的研究有李治安的《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一书，这是迄今对元代分封之历史过程和基本形态较为全面的研究。而与此相关之前人研究还有：箭内亘：《元代の东蒙古》，载同氏：《蒙古史研究》，东京：刀江书院，1930，第585—661页，专文讨论了成吉思汗诸弟集团的分封形态。又，村上正二：《モンゴル朝治下の封邑制の起源：とくにSoyurghalとQubiとEmcüとの关连について》，收入同氏：《モンゴル帝国史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93年，第173—206页。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国の原像：チンギス·カンの一族分封をめぐって》，收入氏著：《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4年，第28—60页。松田孝一：《元朝期の分封制：安西王の事例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志》88，东京，1979年，第37—74页；松田孝一：《モンゴルの汉地统治制度：分地分民制度を中心として》，《待兼山论丛·史学篇》11，大阪，1987年，第33—35页；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元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二辑，第53—76页；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中研院史语所集刊》58：4，台北，1987年，第843—907页，Thomas T．Allsen，“Sharing the Empire：Apportioned Lands under the Mongols”，Nomads in the Sendentary World，edited by Anatly M．Khazanov&AndréWink，（London：Curzon，2001），pp．172-190等。

[2] 海老泽哲雄曾部分地谈及此问题，认为：“某王家参加该地的征服战争，是参与属地统治的前提。”参氏著：《モンゴル帝国の东方三王家に关する诸问题》，《埼玉大学纪要·人文社会科学》，埼玉，1972：21；李治安汉译，《关于蒙古帝国东方三王家诸问题》，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2，呼和浩特，1987年，第17页。

[3]其中，“（代表）拖雷家的千户长为亦难（［Anbān］）那颜；朮赤家为也里只歹那颜；察合台家为庇鲁思（Pīrūz）那颜；窝阔台家为篾力·不花（Malik Būqā）那颜”。tārīkh-i ，p．3．又Tārīkh-i ，p．12．

[4] 《元朝秘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元钞本，续集第一卷，第273页；现代汉语译注本见余大钧：《蒙古秘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0节，第447页。

[5]《史集》第二卷，第198—199页。关于“阿合儿—秃马儿”一词，在某些场合它是汉语“五户丝”之对应词。相关讨论可参看洪金富：《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第859页，注75。不过对“阿合儿—秃马儿”一词的词源，诸家说纷纭不一。笔者的意见是：此词当为突厥语借词“Per．Aghār Tamār＜Turk．Aqar Tamar”。据蒙古时代编撰之阿拉伯—钦察（Arabic-Kipchak）双语辞书可知：“Aqar”，意为“河流，rivière”。但亦可用作形容词“流动的（引申为，大量的），flowing，”；而“Tamar”一词的意思为“Arab．”（脉；［丝、棉］纤维，filet，fibre）。参考：Ananiasz Zajaczkowki，Vocabulaire Arabe-Kiptchak：de L’époque de Mamlouk， fī at-Turk wa-l-Qifjāq，Warszawa：Pan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1958，pp．7，49．根据Mamluk时代编著的六语词汇编《国王字典》（Rasūlid Hexaglot）中收录有词条：“Turk．Aqar；Mong．”，而蒙古语当写作：＜（定居，驻，to cause or allow to be in，to place in a fixed or permanent position），而则是它的形容词态。edit．by Peter Golden，The King’s Dictionary：the Rasūlid Hexaglot：Fourteen Century Vocabuaries in Arabic，Persian，Turkic，Greek，Armenian and Mongol，Leiden，Boston，：Brill，2000，p．260，16行，note．1．由此可知，“Aqar”在此应该是蒙古语（常川，to be in，be located）的对应词。其用例可参看《元朝秘史·续集》卷二，第279节，“并牧、挤的人，其人马以时常川交替”（斡舌罗申—脱列惕中—合舌儿中合周—兀那中忽臣—孛勒秃孩），第303页；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图拉著：《〈蒙古秘史〉词汇选释》，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7页。同时也有“世袭”义。如《华夷译语》卷2《诰文》，“斡舌罗申”，旁译：“世袭”；见栗林均编：《〈华夷译语〉（甲种本）モンゴル语：全单语·语尾索引》，仙台：东北大学东北研究センタ，2003年，第79页上，215a；Ferdinade D．Lessing，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624，。关于“Tamar”当来自中古突厥语“Tavar”。据克劳森的意见，“Tavar”本义为“家畜”（livestock）。由于畜群对古代突厥人而言，是最为普通的家庭财富组成部分，所以此词也被用来表示“财富”（property），进而引申出“货物”、“商品”之义。而在中古时期，中亚社会所流通的最大宗商品为丝绸，故此词在更晚的时候也被用来指称“丝绸商品”（silk goods），这个义项一直保留在某些东南部突厥语方言中。Sir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442．同时克劳森又称，“Tavar”在乌古思方言中读作“Tawar”，所以明代火源洁等编：《高昌馆杂字·衣服门》，收有“段（缎）子”一词，译语为“塔凹儿（tawar）”，即为此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初同文堂抄本，第六册，第446页上。综上所述，“阿合儿—秃马儿”一词的意思或许是“常川（世袭）的丝料［贡赋］”，它应该译自汉语；而经由此点，我们约略可窥见突厥语文化对蒙古帝国早期政治文化影响之深广。

[6]Peter Jackson，“From Ulus to Khanate：The Making of the Mongol Statesc．1220-c．1290”，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edited by Reuven．Amitai-Preiss&David．O．Morgan，Leiden：Brill，1999，p．27．他强调说一，位蒙古王子的兀鲁思领地，往往是分布在一片广阔的地域上一，而并非以某地区为基础的。

[7]Friar William of Rubruck，The Mission of Friar William of Rubruck：His Journey of the Court of Great Khan1253-1255，trans．Peter Jackson，London：Hakluyt Society，1990，p．260．译者将Darband直译作Iron Gate。《鲁布鲁克东行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柔克义英译，何高济汉译，“11月17日”纪事，第317页。

[8] 例如符拉基米尔佐夫（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说，“对定居社会，他们（蒙古诸王）只是通过大汗委派的达鲁合臣（daruγačin）来管理”。刘荣焌汉译：《蒙古社会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82页。即认为在草原本部和在定居社会实行了两套不同分封、管理模式，这是受到忽必烈朝以后的分封形态影响而作出的结论。在早期，封主和分地内的家臣关系显然要更为密切。

[9] 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载：“（辛未，1211）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窝阔台破云内、东胜、武、宣、宁、丰、靖等州。”《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十三册，第62页。《元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页。而拖雷及其子蒙哥则参与了稍后庚寅（1230）年窝阔台灭金的战役。《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0页。卷一一五《睿宗传》，第2885页，称其“辛卯（1231）春，破洛阳、河中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