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窝阔台合罕时期的分封情势

1．窝阔台时期的汉地、河中、东部波斯地区

公元1229年秋，众蒙古宗室、贵族于怯鲁连河（Kerülen）畔曲雕阿兰（Aral）召开忽勒邻台大会，奉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为大罕，是为太宗。虽然稍后的蒙古史家尽力把窝阔台描写为一位宽仁、慷慨的统治者[1]，但事实是，窝阔台上台后的首要之务就是扩大本支实力以压制其兄弟觊觎汗位之心[2]。太宗三年（1233），窝阔台命己子贵由和诸王按只带伐［东夏国］（vilāyāt-i Qūrīqāy），随后“他们进行了劫掠，征服了它”[3]。并派遣名为“唐古（惕）·拔都儿”的异密（amīr Tankqūt bahādūr nām）率领探马军镇守该地[4]。也许窝阔台此举属擅自变更此前拖雷与诸宗王商议的利益分配方案，因此引起不小争议。而随后的事态发展也显示出，大汗家族直接掌控了大蒙古国对高丽的攻伐、外交事务[5]。《史集》载：“凡对此事不满并有非议者，合罕即位后，都［用上述札撒］迫使缄默了。”而其次子阔端则于1235年，赴凉州就其河西封土，形成自己的兀鲁思[6]。窝阔台通过种种手段，确保其本支在利益分配中能占有较多的份额，故难免遭到宗亲非议。大汗最先要削弱的，无疑是拥有守灶幼子（odčigin）身份，并长期以监国身份代行庶政的拖雷了。拉施都丁说，窝阔台曾有意令其子贵由收继拖雷遗孀唆鲁禾帖尼，因后者反对作罢。按蒙古旧制，诸王死后，其分地、属民皆由其长妻代为管理，故窝阔台是举亦即欲借收继之名并吞拖雷名下的兀鲁思部众。稍后，“［窝阔台］未与宗亲商量，擅自把属于拖雷汗及其儿子们的全部军队之中的逊都思（Suldus）两千户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7]。此时唆鲁禾帖尼显示出过人的政治智慧，反复劝导那些表示不满的将领要服从合罕的命令，最终平息了事端。汉文史料也同样留下了拖雷系势力受到合罕侵夺的记载，归降拖雷的女真将领奥屯世英尝“从皇考四大王大军”转战多年，深得其爱重。拖雷曾对妻子云：“大哥［奥屯世英］吾所爱，汝辈勿以降虏视之。”但太宗时窝阔台命其为河中府尹，欲趁机置之别部。公［奥屯世英］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属别部，何面目见唐妃子母乎？”上始怒，徐复喜曰：“尔言是也。”这段颇富戏剧性的对话，显示出窝阔台的步步进逼，以及忠于拖雷家族部属的苦心周旋。这也是拖雷遽殁于盛年后，其家族势力衰落而不得不隐忍求全的表现[8]。

太宗三年（1231），窝阔台汗“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正式在蒙古汗庭模仿汉制设立中书省管理庶政，初步显示出中央集权制度的特征[9]。又在被征服的旧金领地中人口最为密集的平阳路设立行省，令原任大汗近侍（当为必阇赤之类）的胡天禄“行相府河东”，开府并招徕儒士[10]。胡氏的职能和当时大蒙古国统治下派往各征服地区的必阇赤一样，负责及时、准确地将从定居民那里收取的财赋转运至大汗处，充当赏赐或军需之用[11]。但平阳地区旧为朮赤的势力范围，故此举亦有大汗通过其代理人直接管理地方的用意[12]。在河中地区，大汗也不断地将自己的代理人渗透入原属朮赤的势力范围中。如《也里史志》（Tārīkh-nāma-yi Harāt）载，最初指派宴只吉歹那颜为呼罗珊、突厥斯坦、沙不儿干直至阿富汗斯坦地区的军民总管，并任命诸宰执和书记辅助其管理[13]，而参考《瓦萨甫史》，宴只吉歹正是朮赤位下千户长。但是在窝阔台在位时，当地的长官篾力·马基德（Malik Majd）就不得不同时应付代表朮赤和合罕方面的必阇赤所提出种种差发要求，尽管在1240年代以前朮赤的势力仍占据上风[14]。

由于察合台曾坚决阻止朮赤染指大汗之位，从而使窝阔台得以成功即位，因此在太宗—定宗在位期间，察合台家族也被赋予更多特权。在汉地，“自丙申岁（1236）分河东为皇兄二大王分地，官吏随地所属”，而原据太原的世侯郝和尚拔都转隶察合台位下，并于“壬寅岁（1242）朝王兄于西域感匣（*Kamγap）之帐殿”[15]。又据志费尼书等记载可知，察合台原封地起自“畏吾儿地之边，迄于阿母河之边，也包括河中地区”，此一地区也被称为“突厥斯坦地（balād-i Turkistān）”[16]。而《史集》载，窝阔台在位期间曾默许察合台将牙剌瓦赤管辖下的一部分原属大汗的［河中］地区变为自己的媵哲（īnjū）封地[17]，无疑也是此种利益交换的结果。甚至在本不属于察合台，远离河中西部的也里地区（Harāt，今阿富汗赫拉特），在大汗的授意下，当时在察合台诸子之中实力最强的也速蒙哥（Yesü）也派出其位下必阇赤赡思丁（Shams al-Dīn）监临当地世侯征取赋税[18]。由此，察合台系的实力得到大大增强。

当时的态势是：窝阔台在蒙古草原本部和呼罗珊、南部波斯等多个方向获得了远超过其兄弟的权利；并纵容察合台在河中地区（从畏吾儿地之边到撒马儿干、不花剌）进行扩张，以协力压制朮赤兀鲁思在河中及波斯迤西地区的影响力。

2．窝阔台家族的山西分地

那么这段时间中，山西地区的形势又是如何呢？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载，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兀真所出四子（朮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中，仅知有朮赤分地平阳、察合台分地太原在该地区，而此种特权在大蒙古国时期和元代一直被其后王所继承。这不禁令人怀疑：既然此四子皆参预了对本地区的征服行动，那么按照大蒙古国前期兀鲁思分封所遵循的“利益均沾”原则，理应各自获得一块独立的分地，是否《食货志》所载尚有所阙漏呢？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拖雷的山西分地较他家为小，致使修纂《食货志》时失载[19]。但我们却同样不知窝阔台本人的汉地分地，这更与情理相违，事实果真如此么？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为我们稍启端倪，松田孝一在研究窝阔台之子阔出后裔小薛封地之后，提出小薛在山西潞州的游牧地继承自其父，也就是在丙申（1236）前后阔出已经在山西地区获得分地。而他在另一篇论文中又指出：拖雷之子旭烈兀也在山西解州任命有自己的总管达鲁花赤为其经理民赋[20]。我们是否能将这两家的分地获封年代向前追溯呢？最近，村冈伦发表了关于“蒙古时代的右翼兀鲁思和山西地方”的论文，认为窝阔台的分地应当在西京路（元代改称大同路），颇能令人耳目一新[21]。村冈伦的依据大致有以下几条：

1）《食货志·岁赐》章完全没有提及西京路民赋的分配，它似乎被排除在诸王、功臣的分封范围之外。故可推定为大汗直属。

2）类似于拖雷家和真定史氏的密切关系，当1221年刘伯林卒后，其子刘黑马成为了窝阔台家最强有力的同盟者。

3）阔出在开始对南宋的征伐前，是在西京进行了军马的休整；此事与其兄阔端在远征陕西之前驻牧于自己的西凉府分地相类似。

4）《元史·地理志》所载西京路元初人口为40 000余户，和平阳、太原二处相近，又恰好是窝阔台弟兄三人人均所辖4个千户的十倍。

5）都哇战败后，窝阔台系70余万降人被安置于西京路，也是这种旧有封属关系的表现。

除村冈伦论文所举诸点外，检索元代史籍，还有多处记载暗示出窝阔台家族和西京地区的特殊关系。如《太宗本纪》云，“太宗三年（1231），夏五月，避暑于九十九泉”[22]；“秋八月，幸云中。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23]；此事在《名臣事略》中有更为具体的描写：“辛卯秋八月，上至云中，诸路所贡课额银币，及仓廪物斛文簿，具陈于前，悉符元奏之数。”[24]看来，窝阔台临幸云中并非偶然路经，而是在此完成一系列任官、核账等政治活动。《元史》又载：“太宗四年（1232），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由此也就可知为何世侯夹谷明安答而“受知太宗皇帝，入觐于西京”[25]。这是因为，窝阔台时常驻骅 此地区。

克烈部人速哥是窝阔台时期的“山西大达鲁花赤”，此人又尝娶“后戚”为妻，可算是窝阔台家族的元勋世臣。《元史·速哥传》载：“岁乙未（1235年，太宗七年）……帝从容谓速哥曰：‘我将官汝，西域、中原，惟汝择之。’速哥再拜曰：‘幸甚！臣意中原为便。’帝曰：‘西山之境，八达以北，汝其主之。汝于城中构大楼，居其上，使人皆仰望汝，汝俯而谕之，顾不伟乎！’乃以为山西大达鲁花赤。”[26]案，大蒙古国时代的“达鲁花赤”一职要较元代更为显赫。通常，它和波斯文献中出现的“舍黑捏”一样，往往是由某位宗王指定镇守某地并代表其利益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27]。窝阔台之所以命速哥监临山西，正是因为在这里其家族拥有特殊利益。

我们也可从太宗时代经济活动来考察这一点。《大元马政记》保存有一道太宗圣旨：

太宗皇帝四年壬辰（1232．AC）六月二十四日，圣旨谕西京脱端勾索等（疑为“脱端等勾索”之倒）：“即目见阙饮马槽，除东胜、云内、丰州外，依验本路见管户计一千六百二十七户，每户办槽一具。长五尺，阔一尺四寸，蒙古中样。各处备车牛，限七月十日以内赴斡鲁朵送纳，不得违滞。如违，按答奚罪，准此。”[28]

案，此道圣旨当属大汗指派其位下官吏向其领地内孛兰奚人口索取贡物。而其时尚在太宗大规模分封宗亲（即1236年之“丙申分封”）之前。索取之物为饮牛马的槽具，则此事似乎并非是国家统一征收科敛之举，而更像是诸王对所领属民众的“不时需索”[29]。这可证明，在太宗四年，西京路除东胜、云内、丰州三州外的贡赋当为窝阔台合罕的兀鲁思所有。

而东胜、云内、丰州三州是否也属于合罕的兀鲁思？《经世大典辑本》又载：

太宗四年壬辰六月，敕谕丰州、云内、东胜二［应为“三”］州达鲁花赤官员人等，今差毡匠诣彼居止，岁织韩［斡］耳朵大毡四片[30]。

此条性质与上则同，织造“斡耳朵大毡”也是诸王位下部民的义务之一。当时的此三州达鲁花赤应为赛典赤·赡思丁。史载“太宗即位，授［赛典赤·赡思丁］丰、净、云内三州都达鲁花赤”[31]。而另一则史料显示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被任命为“西京工匠总管”的程玉之子程君瑞，曾“以孤童子入侍，隶昔剌谋太子（案：即失烈门Shiremün，定宗子）帐下”[32]。案，大蒙古国时代，诸王位下私属部民，也称“怯怜口”（k’e’ü），是必须世代为某一宗王服役而严禁改投他处的，故程氏父子当隶窝阔台家族，而“西京”亦应属窝阔台家分地。至于“西京”与东胜、云内、丰州三州分置达鲁花赤，当是因为此三州处在“供需漠北”的粮道上，在政治、军事上意义重大，较早从西京路中分出之故罢[33]。

而结纳自己分地之内的“有力者”、宗教名流，更是蒙古宗王热衷之事。例如，在北方道教有着极大影响的全真道教领袖常常奉旨于云中（大同）为大汗、王子代行祈福之事。丙申岁（1232），时任掌教的尹志平“奉旨试经云中，度千人为道侣”[34]。而华北禅宗领袖海云法师则在1231年因知名于合罕皇帝，“［帝］特遣使臣阿先脱兀怜赐以‘称心自在行’之诏”[35]，由此屡为太宗一家所召幸。《佛祖历代通载》载：

乙巳（1244）奉六皇后旨，于五台为国祈福。丙午（1246）奉六皇后诏，师起，至中途值风疾作。回奏，得旨还燕。丁未，贵由皇帝即位，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师于昊天寺建大会为国祈福。太子合赖察请师入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36]。

此处所言之合赖察，乃窝阔台第四子[37]。而1250年定宗后斡立·海迷失摄政二年，海云偕明公和尚再一次应召赴西京。元释祥迈所撰《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中谓：

庚戌（1250）中，西京忽兰大官人、府尹总管刘公、华严本主法师英公具疏敬请海云老师住持本府大华严寺。海云邀师［明公］偕行，至云中，海云抑师住持，代摄寺任[38]。

文中同时召其起行的西京忽兰大官人，为速哥子，也是窝阔台系的家臣[39]。而刘总管，即刘黑马，刘伯林子。元史称“岁己丑，太宗即位，始立三万户，以黑马为首，重喜、史天泽次之，授金虎符，充管把平阳、宣德等路管军万户，仍佥太傅府事，总管汉军。……辛丑，改授都总管万户，统西京、河东、陕西诸军万户，夹谷忙古歹、田雄等并听节制”[40]。也是窝阔台所提拔之人。

上述数点皆可说明窝阔台家族在西京拥有自己的分地。而和大蒙古国西部形势相似的是，在东部（华北）地区，拖雷家族的势力也遭到了排挤，镇守河、解二州的奥屯世英虽然是拖雷家臣，但河中府的赋税却收归大汗所有。王祎《大元敕赐重修盐池神庙碑》中有：“太宗英文皇帝，百度肇新。丞相耶律楚材，以经费为重，乃荐臣姚行简为解盐使……为之商度区划。”[41]等语，可知此时的盐税收入尚处于中书省的直接掌控之下。这也反映出窝阔台家族的影响力正逐步从山西北部向南延伸至山西、陕西交界处。

[1]Juvaynī/Qazvīnī，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vol．1，pp．158-194；《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24—253页；《史集》第二卷，第84页。

[2] 这一点可以由察合台、朮赤在成吉思汗面前的争位风波可以看出，窝阔台的即位一定程度上是各支势力相互妥协的结果。见《元朝秘史》续集第一卷，第264—268页。

[3]Rashīd al-Dīn，Джāмu’，ТомⅡ，Часть1，edited by Ali-Zade，Moscowa：Наука，1980，pp．55-56．原文作“vilāyāt-i Qūnqān”，其义殆不可考。今检莫斯科集校本校记3．所录异文中有“vilāyāt-i Qūrīqān”一则。今案，《元史·太宗本纪》有：“［太宗］五年（1233），议诸王伐［蒲鲜］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诸王按赤带即《史集》中之“成吉思汗诸侄（barādar zāra-yi Chīnggīz khān）……亦勒只带”，两书所纪实为同一事。故此处之“Qūrīqān”当为《金史》所载上京路所属之“胡里改”（Qūrīqāy），词尾n或为ī之讹。此时上京路为蒲鲜万奴所立“东夏国”所辖，而检《元史》卷二《定宗本纪》，第38页，有：“太宗尝命诸王按只带伐金，帝以皇子从，虏其亲王而归。”此处“金”即指“东夏国”，而“亲王”则为蒲鲜万奴本人。《元史》卷五九《地理志》载：“金末，其将蒲鲜万奴据辽东。元初癸巳岁（1233），出师伐之，生禽万奴，师至开元、率宾，东土悉平。”可参证。盖蒲鲜万奴初为金大将，蒙古人不能细察而混为一谈。汉译本译为“浑汗”，不妥，今改译为“东夏国”，以黑体标示。《史集》第二卷，第32页。

[4]案，《史集》中所谓的“唐古（惕）—拔都儿”，又见于《元史》卷一五四《洪福源传》，第3628页：“乙未（1235），帝命唐古拔都儿与福源进讨。”汉文史料中又称其为：“大将唐兀台。”见《元史》卷一五〇《王珣传》：“己丑，进讨万奴，擒之……赵祁以兴州叛，（王荣祖）从诸王按只台平之。祁党犹剽掠景、蓟间，复从大将唐兀台讨之。”或称作“唐古官人”，见［朝鲜］李奎报：《东文选》（国学刊行会本）卷六一所录《答唐古官人书》，引自李澍田主编：《东夏史料》，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见文廷式辑：《经世大典·元高丽纪事》：“戊戌（1238）……谕唐古就活里察时磨里地取洪福源族属十二人付之。”收入罗振玉编：《罗氏雪堂藏书遗珍》，北京：全国图书馆文件缩微复制中心，2001年，第七册，第564页。又，《史集》原文“异密”、“唐古惕”之间误植介词az（出自），汉译本并误，今据《莫斯科集校本·校记三》删去。又，引用文字之底线，均为笔者所加，以下同。

[5]Peter．Jackson认为此次征伐是在成吉思汗甫离世时（vafāt-i Chīnggīz khān），便由“留驻成吉思汗大帐的宗王、异密议定了”（shahzārgān va amīr ka dar urdū’ī-yi Chīnggīz khān mānda būdand kingāj karda），Rashīd al-Dīn/Ali-zade，Джāмu’，ТомⅡ，Часть1，p．55。质言之，即由拖雷主导发起的。但据汉文史料记载，实际的征服行动起于太宗三年至五年（1233—1235），而此时蒙古帝国的汗位早已转入窝阔台手中。波斯文史料也证明了这点，参看志费尼书：“他（窝阔台）再派大小不等的军队出征土蕃、肃良合（Sulangāy）。”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vol．1，p．150；《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203页。故如Jackson所言，此事反映了“对窝阔台大汗权利的挑战”的观点似不能成立，大汗及其家族主导了此次征伐并独享其成果。Jackson文见“The Dissolution of the Mongol Empire”，Central Asia Journal，vol．22，（1978），p．197，n．43．而窝阔台家族从此次人事变动中获得的利益是显著的：太宗、定宗两朝蒙古对高丽的军事、外交行动，完全是由窝阔台家族及其代表所主导的。此种情况直至蒙哥汗上台后才有所改变，高丽方面的文献显示，宪宗三年（1253）“皇弟松柱”和属于东道诸王系统的“也窟”（朮赤—哈撒儿之子）协力发动了新的征服行动，窝阔台家族则无缘染指其事。参考池内宏：《蒙古の高麗征伐》，氏著：《滿鮮史研究》，京都：吉川弘文馆，1963年，中世第三册，第3—49页。

[6] 胡小鹏：《元代阔端系诸王研究》，氏著：《西北民族文献与历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108页。

[7] 《史集》第二卷，第205页。

[8] 李庭：《寓庵集》卷七《大元故宣差万户奥屯公神道碑》，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一册，第44页上—46页上。

[9]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一册，第31页。

[10] 同恕：《中书左右司郎中李公新阡表》，《榘庵集》卷五，引自《全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十九册，第441页。关于胡氏开府平阳的活动，参考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92页；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的行省行中书省与中书分省》，《蒙古学信息》，2004年第4期第1册，第6—10页。

[11]即志费尼书中所谓的“监临官和书记被遣往征服的地区”。《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21页。原文使用的是“kataba”相当于蒙古语之。Juvaynī/Qazvīnī，Tārīkh-i jahāngūshā’ī，vol．1，p．157．

[12] 虽然根据《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5页载，蒙古诸王获得汉地分地始于太宗三年（丙申1236）的分封。但所谓丙申分封只是对前此诸王权利的调整与再确认，而实际的控制应紧随征服行动之后。参考《史集》第二卷《察合台传》，第172—173页；《拖雷汗传》，第198页都记载了攻克城池后，随即就确定了该地的归属。

[13]Sayf ibnSayfī Haravī，Tārīkh-nāma-yi Harāt，Calcutta：Baptist Mission Press，1944，pp．76-77．案，此宴只吉歹并非贵由汗时代被派往波斯，并与教皇通信之人。

[14]Haravī，Tārīkh-nāma-yi Harāt，pp．116-117．《也里史志》中曾记载Majd al-Dīn位大汗使臣于拔都使臣之下，p．128。

[15] 朱昱：《成化重修三原县志》收录王磐：《故五路万户河东北路行省特赠安民靖难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冀国公谥忠定郝公神道碑铭》，上海图书馆藏抄本，第四分册。脱文部分据朱昱原纂，林洪博补修：《嘉靖重修三原县志》卷四《词翰》补足，《四库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史部·地理类，第180册，第477页上—479页上。

[16]《世界征服者史》上册《成吉思汗的诸子》，第45页。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5页。“突厥斯坦地”的称谓见诸伊利汗后期史家舍班合列伊（Shabānkāra，ī）所著Majma’al-ansāb，p．246．

[17] 《史集》第二卷，第187页。

[18]Haravī，Tārīkh-nāma-yi Harāt，p．164．

[19] 案，虽则《史集》作者称，拖雷也和其他三子一样，参与了成吉思汗时发动的南伐，并攻克了太原城。第二卷，第172—173页，第198页。以至于韩国学者李玠奭认为：拖雷家的“属城”太原是在1236年分封时，始改隶察合台家族的。李玠奭：《〈元史·郝和尚拔都传〉订误及几点质疑》，《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2002年第4期，第115—119页。但我们根据《元史》、《圣武亲征录》等书所载，可知拖雷仅仅参加了太宗二年（1230）的南征。按照大蒙古国初期分封的“战功”原则，他不可能在山西地区获得超过其诸位兄长的份额。而拖雷所亲自征服的“洛阳、河中”，也恰恰是他日后得以行使特殊权力的地区。奥屯世英所守“河、解”二州，正隶属河中府，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第1380页；而洛阳所在之汴梁路（在河南），也被王恽看作是拖雷家族“先太上皇帝王业所基，战胜龙兴之地”，并要求“营建原庙，俾亲王岁奉严禋”，即行使诸王在分地中之权利。王恽：《乌台笔补·钧州建原庙事状》，《秋涧集》卷九二，引自《宪台通纪（外三种）》，王晓欣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元代史料丛刊”，第508页。

[20] 松田孝一：《关于小薛大王分地的来源》，《元史论丛》，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八辑，第133—136页。

[21] 村冈伦：《モンゴル时代の右翼ウルスと山西地方》，松田孝一编：《碑刻等史料の総合的分析によるモンゴル帝国·元朝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基盘的研究》，大阪：大阪国际大学经营情报学部松田研究室，2002年，第151—170页。

[22] 案，“九十九泉”在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元属官山，“官山”，据《金史·地理志》载，在宣宁（今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北，金属大同府，元代入丰州。西京路正当窝阔台征金时的南下孔道上，故应在其分地范围中。参余大钧：《蒙古秘史》，第272节，第474页，注1。

[23] 《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1页。

[24]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中书耶律文正王》，第7页。

[25] 黄溍：《上都新军千户夹谷公墓志铭》，王颋点校：《黄溍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下册，第514页。

[26] 《元史》卷一二四《速哥传》，第3052页。

[27]如《也里史志》中也记载有窝阔台派驻也里的“舍黑捏”：畏吾儿人哈剌鲁黑（Kharlugh），他是和必阇赤速古（Suku）一道，由窝阔台指定监临此地的，Tārīkh-nāmayi Harāt，p．116．

[28] 《经世大典辑本二卷·大元马政记》，第716页。

[29]试比较《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363页所载：“成吉思汗从这个千户（御前千户hazāra-yi）中取得车马、粮食、绳索等物。（凡应缴给）成吉思汗的东西，他就毫不偏袒地向其索取。”

[30] 《经世大典辑本二卷·工典·毡罽》，第393页。

[31]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本传》，第3063页。

[32] 王恽：《秋涧集》卷五六《平阳程氏先茔碑铭》，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四部丛刊》影印明弘治间翻元本，第6页下。

[33] 参考延祐中刊刻的《丰州甸城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元代碑拓（编号：GEN0121X），网址：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db-machine/imgsrv/takuhon/．

[34] 王恽：《秋涧集》卷五六《宗师尹公道行碑铭》，第10页下。

[35] 王万庆：《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录文载觉真：《〈法源寺贞石录〉元碑补录》，《北京文物与考古》，北京：北京文物研究所编，2004年，第六辑，第249—259页。

[36] 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北京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刊”，第77册，第420页上。

[37]Rashīd al-Dīn：Джāмu’，ТомⅡ，Часть1，p．17．《史集》第二卷，第12页。

[38] 释祥迈撰。此碑刊于至元十年，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元代碑拓（编号：GEN015X）；又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五，引自《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一册，第280页上—283页下。

[39] 参《山右石刻丛编》第十册，第3052页，胡聘之考证。又《元史·速哥传》。案，速哥，为太宗时“山西大达鲁花赤”，“［子］忽兰之母以后戚故，得袭职”。

[40] 《元史》卷一四九《刘伯林传》，第3517页。赵珙：《蒙鞑备录》：“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闲于家。其子见为西京留守。”见王国维校注：《蒙古史料四种》，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第6a—6b页。

[41] 《山右石刻丛编》卷三二，《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第一册，第449页上—451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