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舒尔曼研究蒙古帝国税收制度的经典论文中，他将蒙古帝国发展进程的“第三阶段”，定义为“本土政治文化传统的大规模复兴时期”[1]。此阶段随各个蒙古汗国地方化进程的迟速而略有先后。在汉地，爆发于1260年的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的汗位继承战争，最终以“赞成采用更先进的臣服国家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以及治理模式”的忽必烈凭借着汉地人力、物力资源的优势，战胜了他固守“蒙古中心”主义的胞弟[2]；并促成了回归汉地传统的元朝的建立。在波斯则要迟至合赞汗（Ghāzān，1295—1304在位）时代。此前，已经有大批旭烈兀家族宗王和依附于他们的蒙古贵族，因为卷入争夺权力的斗争而遭到诛灭[3]。他们的死导致除合赞汗、完者都汗之外的，建筑在婚姻、血缘和身份领属关系之上的旧的权力集团也随之瓦解[4]。从而使更符合波斯—伊斯兰政治理想的制度改革得以展开。至于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则似乎从未到达过这个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无论是在汉地抑或波斯，制度方面都发生了极为相似的变革。其表现通常为：为尽快恢复因蒙古军事征服和大规模分封而造成的经济衰退，蒙古人尝试重建新的中央集权式政府。蒙古帝国前期（窝阔台到蒙哥汗），那种通过特定的行政部门（税收、军事）和中介群体（札鲁忽赤、达鲁花赤），自远居漠北草原深处的汗庭遥控并干预被征服地区事务的间接统治，为直接管理所取代[5]。在汉地，忽必烈所主导的、由其私属怯薛和汉人、色目人幕僚班子整合成而的开平“行中书省”过渡为最高中枢行政机构[6]。另外，自中统初到至元七年之间，大体上仿效汉（金）制的枢密院、御史台、司农司等汉式机构也渐次成立。在伊利汗国中，旭烈兀（Hülegü）时代以来，由代表伊利汗家族利益的蒙古监临官（basqaq）、效忠蒙古人的当地世侯（多数为突厥人）和伊利汗委任的大食包税人（，有时候就是瓦即儿本人）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方式，逐渐向波斯传统的“瓦即儿”（vāzīr，宰相）制度靠拢[7]。另一方面，合赞汗致力于恢复因“定居—游牧民”对立而被严重干扰的农业与税收部门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8]。

此时的蒙古统治者或多或少也意识到，要确保中央集权政府的工作效率，就必须组建起一整套针对当地情况并运转有效的官僚队伍。经许衡等一批潜邸幕僚的长期劝讲，忽必烈对所谓“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的观点[9]，渐有会心。由此才有至元二年诏徐世隆等“议立三省，遂定内外官制上之”的举措[10]。在1302年的忽邻勒台大会上，合赞汗也在各级伊斯兰人士和伊朗社团成员面前，宣称自己是“伊朗（Īrānzamīn）全体人民”的保护人[11]。随着官僚系统的恢复，更多提拔自本土社会的精英被吸收进中枢机构。他们多以某种行政才能被拔擢为官[12]，虽然从“非蒙古人”那里征召幕僚始于蒙哥汗[13]，但就其规模和人员的多样化程度而言，均不能和这个时期相提并论。

蒙古异密和本土官僚之间的关系，在蒙古帝国早期，因为文化性格和身份（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根本对立，不时导致激烈的冲突。这种对立严重削弱了蒙古地方管理的效率，如蒙哥汗时，在汉地“每城置达鲁花赤一员”加以监临，其人“率皆武弁，不习为吏，重以求取为念”，每每因“残暴无状”而造成“百姓骇散，千里萧条”的局面[14]。在与蒙古贵族的冲突中，本土官僚往往处于失势的一方，稍有不慎即身遭杀戮[15]。代表定居社会行政传统的官员，和继承征服者性格的蒙古异密之间的对立，在伊朗一直延续到13世纪后期。667/1268—1269年，畏兀儿官员万家奴（Vangyanū），被阿八哈汗“委任为负责规范法儿思地区秩序的全权长官”[16]，由于他的严格管理妨碍了蒙古异密的无度需索，而被后者告发，并遭阿八哈汗惩处[17]。但经过双方长期的调适，在这个时期，蒙古人和本土精英变成于同一个政府机关中共事的同僚，虽然“蒙古人至上”的观念仍普遍存在，不过两者的结合方式却显现出了新的特征。

伴随着大规模的制度恢复，典型的蒙古旧制也不再像前几个阶段那样，占据着整个国家机器的中心地位。它们或被比附成本土传统中固有的形式，或被推移到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上——如元朝制度中，“纯正”的蒙古官制多保留在与皇室事务相关的机构中。但正如舒尔曼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复兴的结果，并未导致真正的“汉化”或“波斯化”。例如，在重建的元朝政体中，传统的汉式官僚体制的表现要“更加强力与专制”。虽然他解释道，这是蒙古因素的“移植”（graft onto）所造成的结果[18]。但“移植”说尚要面对以下质疑：首先，它过于注重位于权力顶端的蒙古人集团。但事实上，还有更多同样重要、却无法在本土制度传统中定位的蒙古重臣，其影响力被低估了[19]。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并非由蒙古人主持的政府机构内，同样也存在着由于“游牧式”政治观念的泛化而导致对本地传统的背离。所以，我们不妨将这种转变看作是游牧—定居文化互动关系里，一种新模式的起点。

在长期变动的过程中，源自蒙古旧制的因素不仅保留在“典型”的游牧官制中，更依附、融解在本地制度中。而其所代表的草原政治传统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手法，却泛化为主导政治生活的支配性原则。它们支配、干扰着此后的政治进程，进而改变并腐蚀了传统的官僚制精神。在元代，它发育成以汉式行政体制为原型，却不以儒家政治理念和汉地传统为唯一支配手段的政府。而在伊利汗国，联合了蒙古/突厥和大食人的中央政府，只是为波斯蒙古政权瓦解后的数个世纪中，为统治伊朗地区的突厥人政权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样版。所以我们的考察，尤其需要对那些被认为是“地方化”较为成功的部门中，从汉式或波斯式的制度外壳下，透射出的来自另一种文化传统的制度成分保持足够的警觉。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尝试借助制度的比较，通过蒙古旧制在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中的延续，来观察它在与地方传统的相互渗透、结合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共性与异相；并且由此追溯各种制度的形成过程；最后，通过观察元、伊利汗国政治制度中的“二元”权力结构，进而讨论蒙古贵族与本土知识官僚的互动关系。

[1]H．F．Schurmann，“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HJAS），19：3/4，（Dec．，1956），p．305．

[2]Igor de Rachewiltz，“Turks in China under Mongols：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Morris Rossabi 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edition，1983，p．293．

[3]合赞汗是在不无侥幸的情况下，击败并杀死另一位宗王拜都（Bāydū），而登上汗位的。《史集》第三卷，第256—281页。而在其最初在位的一年中，有不下于十五名出自同族的宗王被残忍诛杀。John Andrew Boyle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5，“The Saljuq and Mongol Perio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p．381．

[4] 志茂硕敏：《イル汗国におけるモンゴル人》，载《东洋史研究》卷42，（Apr．，1984），第163—165页。

[5]布尔勒曾描述此阶段中蒙古帝国的统治手法为“卫星式”（satellite）管理。Paul D．Buell，“Sino-Khitan Administration in Mongol Bukhara”，Journal of Asia Studies，1981，p．147．

[6] 姚大力：《从大断事官到中书省》，原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7]《史集》卷三，第104—105页，Ann K．Lambton，“Mongol Fiscal Administration in Persia”（PartⅠ，Ⅱ），StudiaI slamica，1986：64，pp．79-99；1987：65，pp．97-123．Ann K．Lambton，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edieval Persia：Aspects of Administrative，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1th-14th Century，London：IB Taurus，Persian Heritage Foundation，1988，p．61．更为具体的描写见altavārīkh，其“阿八哈纪”中有：“［他］把周边国土委托给异密、篾力和有能力的瓦即儿［代为管理］”（mamālik-i rā ba-amīr’ī wa malik’ī wa wazīr’ī-yi kārdān sipurda būd．）Charles Melville，“From Adam to Abaqa：Rearrangement of Histrory（PartⅡ）”，Studia Iranica，2007：36，text．p．53（案：原文sipurda误写为siburda），trans．p．59．

[8]Lambton，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edieval Persia，p．26．

[9] 《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10] 《元史》卷一六〇《徐世隆传》。

[11] 《史集》第三卷，第324页。

[12] 可参看《中堂事记》列举的，被征召至开平中书省听候选任的士人名单。其选取标准或如王恽所云：“时选至省者，士人首以有无生理、通晓吏事为问，及取要所业文字。盖审夫资身之术或能否，从事及手笔何如耳。”《秋涧集》卷七九《中堂事记》（上）。

[13]Allsen，“Guard and Government in the Reign of The Grand Qan Mongke，1251-59”，HJAS，46：2，1986，p．508．

[14] 《乾隆沙河县志》卷下《秩官志》，引宋子贞：《改邢州为顺德府记》：“是时，顺德九县为户一万五千，皆属达剌罕部。每城置达鲁花赤一员，译言‘监视之人’也。率皆武弁，不习为吏，重以求取为念。故奸吏乘之肆为朘割。百姓骇散，千里萧条，为之一空。”上海图书馆藏刊本。

[15] 例如《世界征服者史》中，阔里吉思的被杀，起因之一就是曾得罪察合台位下某大异密。第561页。

[16]Tārīkh-i ，pp．193-194．

[17]参考：Lambton，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edieval Persia，p．86．Lambton，“Mongol Fiscal Administration in Persia”（PartⅡ），p．105．Denise Aigle，La Fārs Sous la Domination Mongole，Paris’：Association pour lavancement des études iraniennes，2005，p．120．

[18] “Mongolian Tributary Practice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p．306．在这点上，中国史的研究者也有着相似的看法，例如周良霄认为“元朝体制是蒙古旧制和金制的拼凑”。周良霄：《元代史·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摩尔根认为蒙古人在日常政务中的作用被低估了，他们有时候也出现在波斯式官僚体系的顶端。“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保持沉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史料的缘故。David Morgen，“Mongol or Persian：The Goverment of Ilkhanid Iran”，Harvard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Review，vol．3，（1996），pp．62 -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