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作为蒙古帝国的都城所在，哈剌和林城市宏伟的规模、不同文化的交汇令经历此地的使臣、旅行者印象深刻，并促使其在随后的著作中不吝惜笔墨加以描述与赞颂。又因其在当日蒙古人心目中无可比拟的政治地位，它也一再成为试图挑战大汗权威的“西北叛王”与元朝军队争夺的目标。游牧都市、多元文化、战争焦点，这都使得哈剌和林成为帝国的重要象征。

也正因如此，人们很容易就把它与黄金家族血统、“世界征服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看作是成吉思汗个人传奇的一部分。至少在14世纪中后期的东西方史家笔下，“太祖定都和林”就已经成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1]。这点甚至也影响到伯希和，他既表示同意“哈剌和林自1220年起即已经被蒙古人定为首府了”，又谨慎地表示“成吉思汗的哈剌和林”与窝阔台筑城之地“并不在一处”[2]。同时，他也深为以下事实所迷惑：保存了最多早期蒙古部落活动信息的《蒙古秘史》中，为何“哈剌和林”（作：“_中合_舌剌_中豁_舌鲁麻”）之名要迟至第273节（1232年）方才出现[3]？

尽管从之前的历史来看，哈剌和林所在的地区自突厥时代以来就是一系列强大草原政权的都城所在。而出于试图同时控制蒙古高原东西两侧的军事考虑，其地也确实处在一个“中心”位置。但我们相信：在历史叙述中被认为受到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所支配的某种“必然性”，也必须通过具体而曲折的政治过程方能实现。因此对13世纪初开始兴起的成吉思汗家族来说，哈剌和林的重要性还要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以后才逐渐凸显。另外，促成其性格的另一个层面，则是蒙古汗位继承的竞争与冲突，尤其是窝阔台、拖雷系统势力的交替。至于分布于其境内的各支蒙古宗王势力，既共享了作为“黄金家族”公共领地的权益，却也纷纷被挟裹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哈剌和林政治中心地位成立的过程，贯穿了蒙古帝国前期全部的历史。

检阅前辈学者的相关成果，可以发现他们的研究几乎已涵盖了与此课题相关的文献、考古和历史事件研究等各个方面[4]，这使得作者展开进一步更加综合的研究成为可能。所以本文试图将与哈剌和林相关的史事，放置于早期蒙古帝国的政治环境中来加以考察，力图展现出其“如何成为蒙古帝国的中心”的具体历史过程；并试图借此揭示，在政治中心移动的这一表象之下，它所折射出的是蒙古帝国政治结构内部隐藏着的某种制度冲突及其解决。

同时，东西方文献中对哈剌和林史事的记载虽可称丰富，不过也充斥着矛盾、含混的过程。这是因为，相对于蒙古帝国兴起这样一个急剧动荡、纷乱的时代，文字记述的滞后、历史记忆的重叠以及当事人见闻的局限，均表现得相当明显。本文作者所使用的历史文献，主要集中在蒙元时期的汉文史料和编纂于13—14世纪的波斯文文献。这是因为在所有与蒙古帝国史相关的文献中，由这两种文字写成的史料占据了最大比重。其中汉文史料在准确性和系统性方面，显示出较大的优势。但缺点也很明显，那就是汉语史家对草原民族的特性较为隔膜，又受到汉语历史传统的影响，往往详于典章制度的记载，而不太注意保存诸如部族、婚姻等信息。波斯史料则正相反，其中很少能见到对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宏观叙述，在传抄过程中又会产生大量的文字脱讹。但由于波斯史家长期以来为各种出身游牧部族的统治者效力，所以对游牧社会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模式较为谙熟，且其史学传统多以渲染英雄事迹为主，故对许多历史事件的描述反较汉文史料更富于细节。所以作者希望在综合比勘汉文、穆斯林史料原始文本的基础上，再辅以其他语言的史料，以期能充分发挥不同史料间各自的优势，并尝试对此一历史过程进行动态地考察[5]。

[1]王恽：《秋涧集》卷四三《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和林乃国家兴王地，有峻岭曰杭海答班，大川曰也可莫澜。”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二册，第21页。许有壬：《敕赐兴元阁碑》：“太祖圣武皇帝之十五年，岁在庚辰，定都和林。”《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8册，第320页。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和宁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82页。

同样，谷儿只史家Thamar的《编年史》中也提到：“铁木真的国土在名为哈剌和林（Qaraqouroum）的地方。”Marie-FélicitéBrosset，Histoire de la Géorgie depuis l’Antiquité jusqu’au XIXe siècle，Saint-Pétersbourg：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Russie，1849，p．485．

[2] Paul Pelliot（伯希和）：《哈剌和林札记》，米济生汉译，载《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26、27期，呼和浩特，1983年，第108页。

[3] 《元朝秘史》续集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90页下。这也是《秘史》中唯一一次提到哈剌和林之名，其时为壬辰年（1232）九月，窝阔台还在讨伐金国的前线。参《元史》卷二《太宗本纪》，第32页。

[4]文献研究有：陈得芝：《元岭北行省建置考》（上、中、下），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3—200页；Paul Pelliot，Notes on Marco Polo，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59，v．1，p．167，“Caracorom”；J．A．Boyle，“The seasonal Residences of the Great Khan Ögdei”，The Mongol World Empire1206-1370，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77，pp．145-151；Ho，Kai Lung（何启龙），Power，Economy，and Culture on the Mongol Steppe in the Yuan Era：The Case of Qara Qoru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4，Thesis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Philosophy；王颋：《大蒙古国的斡耳朵》，载《龙庭崇汉：元代政治史研究》，海口：南方出版社，2002年，第111—132页；李治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64页。考古学研究成果有：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史の考古学的研究》，东京：同成社，2002年。白石典之：《モンゴル帝国における都市の形成と交通：カラゴルム首都圈を中心に》，載天也哲也、池田榮史、臼杵勳編：《中世東アジアの周邊世界》，东京：同成社，2010年，第11—22页。林梅村：《成吉思汗史迹调查》，《考古》2008年第9期，北京，第74—92页。关于哈剌和林地区内的蒙古宗王领地的研究可参看：松田孝一：《トゥルイ家のハンガイ游牧地》，原载《立命馆文学》，1994年；此文有乌日娜汉译：《拖雷家族之杭爱山领地》，载《蒙古学信息》1996年第1期，呼和浩特，第8—16页；李治安：《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领地考》，《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第75—81页。

[5]对研究早期蒙古帝国史最为重要的波斯文史籍——拉施都丁（Rāshīd al-Dīn）的《史集》（Jāmi’al-tavārīkh）——版本情况比较复杂：前苏联学者虽仅完成了《部族志》、《窝阔台汗本纪》以及《诸伊利汗纪》的集校本，但质量较高。而伊朗蒙古史学者卡弥里（Kamīl）和罗珊（Rawshān）分别完成了全书的排印、校勘本，惟校勘质量不及前者精审。此外作者也引用了伦敦图书馆藏《史集》抄本（编号：BL．Add．7628。此本为南京大学陈得芝先生惠赐胶片打印本）。鉴于上述情况，文中凡需要检核原文处，皆优先使用苏联学者校勘本，次则引伊朗本，仍无法定夺者再参考伦敦本，最后引录汉译本（据俄译本转译）相参照。汉译文无误者，则仅引汉译本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