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部分基于已出版的资料，部分基于约五万页未发表的叶芝手稿——叶芝夫人以无比的慷慨允许我在都柏林查阅它们。这些手稿包括自传笔记、诗歌草稿、信件、日记和其他文件。我亦受惠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他们为我提供了一笔战后奖学金，让我得以将十三个月的时间花在爱尔兰和英格兰。

我也有幸与叶芝的众多亲友故旧交谈。在这些人中，我必须向以下诸位致以特别的谢意：一直为我提供帮助的弗兰克·奥康纳（Frank O’Connor）；给了我许多重要建议的肖恩·奥法莱恩（Sean O’Faolain）；向我讲述回忆的杰克·B.叶芝（Jack B. Yeats）和莉莉·叶芝（Lily Yeats）。我要感谢的还有克利福德·巴克斯（Clifford Bax）、托马斯·博得金（Thomas Bodkin）教授、C. M.鲍勒（C. M. Bowra）教授、奥斯汀·克拉克（Austin Clark）、西德尼·科克雷尔爵士（Sir Sydney Cockerell）、C. P.柯伦（C. P. Curran）、埃德蒙·杜拉克（Edmund Dulac）以及杜拉克夫人(1)海伦·博克莱尔（Helen Beauclerk）、T. S.艾略特（T. S. Eliot）、诺曼·海尔（Norman Haire）、伊迪斯·沙克尔顿·希尔德（Edith Shackleton Heald）、约瑟夫·霍恩（Joseph Hone）、茉德·冈·麦克布莱德夫人（Madame Maud Gonne Macbride）、埃里克·麦克拉根爵士（Sir Eric MacLagan）、H. M.麦吉（H. M. Magee）、W. K.麦吉［W. K. Magee，笔名约翰·埃格林顿(John Eglinton)］、埃塞尔·曼宁（Ethel Mannin）、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T.斯特奇·穆尔夫人（Mrs. T. Sturge Moore）、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教授、P. S.奥赫加蒂（P. S. O’Hegarty）、伊丽莎白·佩勒姆夫人（Lady Elizabeth Pelham）、伊迪丝·西特韦尔博士（Dr. Edith Sitwell）、约翰·斯帕罗（John Sparrow）、詹姆斯·斯塔基博士（Dr. James Starkey，笔名谢默斯·奥沙利文［Seumas O’Sullivan］）、詹姆斯·斯蒂芬斯（Jame Stephens）、L. A. G.斯特朗（L. A. G. Strong）、艾索尔特·斯图尔特夫人（Mrs. Iseult Stuart）、妮内特·德瓦卢瓦（Ninette de Valois）、艾伦·韦德（Allan Wade）、欧内斯特·沃尔什（Ernest Walsh）以及威灵顿公爵夫人［多萝茜·韦尔斯利(Dorothy Wellesley)］。诺曼·霍姆斯·皮尔逊（Norman Holmes Pearson）当时在伦敦是我在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里的长官，是他让我得以于1945年首次拜访都柏林。彼得·奥尔特（Peter Allt）、杰拉德·费伊（Gerard Fay）、埃尔斯沃思·梅森（Ellsworth Mason）和罗杰·曼维尔（Roger Manvell）同样善意地帮助了我。迪亚尔米德·拉塞尔（Diarmuid Russell）则友好地允许我引用他父亲未发表的一些信件中的内容。

当我在耶鲁大学以另一种形式（博士论文）提交本书时，耶鲁大学的威廉·C.德韦恩（William C. De Vane）院长为我提供了指导和鼓励，而这本书也于1947年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约翰·艾迪生·波特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当我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为获得学位而同样以另一种形式撰写本书前面几章时，我曾得到H. O.怀特（H. O. White）教授的帮助。我的兄长欧文·B.埃尔曼（Erwin B. Ellmann）慷慨地为本书草稿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批评。小查尔斯·N.费德尔逊（Charles N. Feidelson, Jr.）曾在本书修订过程中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安德鲁斯·万宁（Andrews Wanning）、约翰·V.凯莱赫（John V. Kelleher）和玛丽·多纳休（Mary Donahue）曾阅读本书手稿，让我得以避免许多错谬。爱尔兰国家图书馆馆长R. J.海斯博士（Dr. R. J. Hayes）和他得力而友善的员工支持了我在爱尔兰的工作。当我居住在都柏林时，联合艺术俱乐部也慷慨地让我成为会员。我希望在此对他们表示感谢。

R. E.

写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48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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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如此。海伦·博克莱尔是杜拉克一生的伴侣，但两人并未成婚。——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