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版前言

《叶芝：真人与假面》一书写成于诗人去世八年之后。当时他的许多友人仍然在世，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仍然在世。乔治·叶芝后来去世于1968年8月23日。在我看来，此时应是追忆这位杰出女性的合适时刻。也许我应该讲一讲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推动我来到英格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浪潮。我在海军中服役，并在战略情报局临时履职。欧洲战场胜利日之后，中立的爱尔兰政府放松了对美国军人访问爱尔兰的限制，看起来正是给叶芝夫人写信的好机会——我想要询问她是否能见我一面，谈谈我三年前开始的一项关于她丈夫的研究。她以从不回信闻名，当时的我却幸运地对此一无所知。她回信了，表示同意。于是我于1945年9月在伦敦找到我履职的战略情报局部门的长官——诺曼·霍姆斯·皮尔逊。他曾是我在耶鲁时的校友，后来成为那里的教授。我向他申请一周假期，而他的回答是：“休两周好了。”

在拉斯迈恩斯⁽¹⁾的帕默斯顿路46号，看见叶芝夫人书房（从前属于她丈夫）的第一眼就让我深感震惊。书架上是叶芝的工作用书，其中许多都是满页评注。书柜和文件箱里是他的全部手稿，由他的遗孀精心整理。无论是一首诗、一部戏剧或一篇散文的早期草稿，还是叶芝曾经写过或收到的一封信，她都可以轻易立刻找出。在听到我的赞扬后，她表示自己不过是一只搜集碎片的母鸡。在这些碎片中，有叶芝写给格雷戈里夫人（Isabella Augusta，Lady Gregory，1852—1932）的所有信件。这些信被按年整理成许多小包，用丝带扎牢。我向她问起叶芝与乔伊斯的初次会面，她便拿出《善与恶的观念》（Ideas of Good and Evil，1903）的一篇未发表前言，其中有叶芝对此次会面的描述。我表达了对叶芝所属的魔法修道会“金色黎明”⁽²⁾的兴趣，这或许令她意外，但她却打开一个柜子，取出他的器具、徽记和仪礼规程。如此丰富的资料让我目瞪口呆，只能表示说我愿意在战争结束后再次拜访。她回答道：“翘首以盼。”就这样，1946年到1947年我便在都柏林度过，在这些书籍和文件中埋头工作。

显然，我不可能每天都到叶芝夫人家去敲门，但她对后勤问题同样有办法。她取出一只旧行李箱，在里面装满我想要查阅的手稿。起初，她还对其中一份文件感到担忧——那是叶芝自传的未发表初稿——要求我早早归还。我觉得自己应该马上抄写一份，却发现叶芝的笔记十分难以辨认。除了熬个通宵之外，我别无办法。天快亮时，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不眠之夜中，我开始体会到叶芝的节奏，开始能够辨认他特有的状态变化。于是，我终于得以及时归还手稿，缓解了叶芝夫人的焦虑。

对叶芝夫人的善意，我无论如何感激也是苍白的。这善意不限于手稿的借阅，有时甚至延伸到它们该如何理解。例如，我曾经向她提到叶芝的诗《螺旋》（The Gyres）中的“古老的石面”（Old Rocky Face）可能指月亮，因为月光的照耀覆盖了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然而叶芝夫人却记得：在创作这首诗的时候，她丈夫正在钻研德尔斐神谕，并为神谕通过岩石上的一道裂缝来传达的意象而兴奋不已。她确信诗中描写的正是德尔斐神谕，而不是月亮。无疑，她是正确的。另一次，我不无尴尬地向她问起：叶芝曾在好几首诗中将血液的突然涌动与为期28天的月亮周期联系在一起，她是否认为这种涌动可能与月经周期有关。毕竟，弗洛伊德曾向他的朋友弗利斯（Wilhelm Fliess）灌输一种理论——基于同样的理由，宇宙的两个基本数字分别是23和28。然而叶芝夫人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十分明确。“我们结婚时，W. B.对这一切所知甚少，”她说，“事实上，直到《灵视》（A Vision）⁽³⁾中这一部分完成之后很久，他仍然不太清楚这些事。”大约三十年过去了，我现在终于能看出，叶芝所想象的，是一种类似性侵犯式的流血，而非我此前提出的习惯性过程。

在这一年中，我逐渐了解了叶芝夫人，也开始明白了一点：尽管努力隐藏自己，她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又保持着泰然。有一次，我对她引用了叶芝父亲的一封来信中的一句话。那封信写于1918年，正值她身患流感，面临死亡威胁之际。老叶芝⁽⁴⁾在信中说：如果她死去，威利⁽⁵⁾将会完全垮掉。“我还没读过那封信，”她说，“何况，他的说法并不准确。”她愿意承认的只有一点——对叶芝来说，身边有一位比他年轻得多而又能与他对话的人，是有好处的。然而叶芝本人却以一种更准确的口吻这样写道：“我如何能忘记／你带来的智慧，还有你给我的慰藉？”⁽⁶⁾她为他提供了一个宁谧的家；她理解他的诗；她喜爱身为男人的他。此外，她也能给他帮助。例如，她曾提出建议，认为叶芝的戏剧《窗玻璃上的字迹》（The Words upon the Window-Pane，1930）里的灵媒应该数一数自己得到的降神报酬——这正是叶芝所需要的现实主义细节。

或许出于一种对她本人客观态度的无意识反应，我不无迂腐地将他们之间的结合称为“这场婚姻”，这让她觉得颇为好笑。在对我谈到“这场婚姻”时，她相当坦诚。她初遇叶芝是在1911年，当时是十八岁，因为她生于1892年10月17日。就算叶芝当时注意到了她，在他眼里她最多不过是“一个女孩／栖在母亲家中某处窗前”⁽⁷⁾。当时，她已经将母亲的期待弃若敝屣——母亲希望她能进入一种忙于舞会和交际的中上层生活，她却想当艺术家。她的艺术生涯没能延续多久，但她利用自己的自由，开始探索那些在母亲看来不宜于女子的领域，例如哲学和神秘主义⁽⁸⁾，正如她在早些时候就已读过乔治·穆尔（George Moore）那些“违禁”小说。神秘主义是她与叶芝的共同兴趣。他鼓励她在1914年加入了“金色黎明”，并在她入会时担任她的“司祭”（Hiereus），也就是引导者。她很快就跨越了入会的初期阶段，被引入“内部团体”（Inner Order）——叶芝本人也只是在不久之前才进入这一会阶。接下来，随着战争的爆发，她的兴趣转移了，先是成为医院里的一名厨师，后来又成了护士。她很享受前一份职责，对当护士则不那么热情。

叶芝与她母亲和她们的朋友都很熟悉，但过了好几年，他才对她产生了更强的兴趣。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叶芝之所以在这段时间积极参加降神会，必定是因为他心中怀有结婚的计划：他会首先向灵媒询问关于死后世界的秘密，接着便会问到自己此生有多大可能与旧日的心上人茉德·冈结为夫妻。鉴于茉德·冈此时已经结婚，并改宗了天主教，这后一个问题便只能是理论性的，直到1916年。在这一年，复活节起义让茉德·冈成了寡妇：与她分居已久的丈夫约翰·麦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是被处决者中的一员。在叶芝眼中，麦克布莱德的形象一直是“一个自高自大的笨蛋醉鬼”⁽⁹⁾。当听说麦克布莱德拒绝戴上眼罩，并声言“我一辈子都与枪为伴”时，叶芝的评论是：麦克布莱德还不如说自己一辈子都与酒杯为伴。起初，出于对麦克布莱德的厌恶，他将这场起义看作完全的错误，并曾就这个问题与茉德·冈激烈争论（根据茉德·冈的女儿艾索尔特的说法）。随后，他逐渐认识到这次血腥牺牲的重要性，甚至也承认了麦克布莱德在其中的作用。在《1916年复活节》这首诗中，他并未放弃自己反对起义的理由，也没有放弃自己对麦克布莱德的厌恶，但此时他已将起义者们的“迷惘”归于“过度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是他可以完全同情的一种病症，配得上任何一年的复活节。

叶芝似乎觉得自己负有向茉德·冈求婚的道义责任——尽管他很清楚接下来要面对的困难。正如艾索尔特·（冈·）斯图尔特向我讲述的那样，“我母亲说不上有多少判断力，但她至少知道自己不该嫁给叶芝这个不适合她的人”。于是，叶芝有一段时间开始考虑与艾索尔特结婚的可能性。他在艾索尔特小时候就认识她，也十分倾慕她的惊人美貌。（在《灵视》的性格图谱中，艾索尔特处于第十六相——正是美貌女子聚集之处。）艾索尔特与她母亲差异很大。在生命中的这一阶段，她虽然接受了茉德·冈的政治观点，却已开始感到厌倦。多年之后，她将在格伦达洛（Glendalough）的家中收留一名纳粹间谍。身为年轻女性，她的兴趣在于文学和艺术。她与叶芝一起阅读诸如佩吉（Charles Pierre Péguy）这样的法国作家，并对叶芝正在创作的东西深感兴趣。根据她向我讲述的回忆，1916年，叶芝曾对她说自己重读了济慈和雪莱，正为自己从前认为他们有值得欣赏之处而感到奇怪。他写给她的那首诗题为《致一位年轻的美人》（To a Young Beauty）。在诗中他告诉她不要去追逐这些诗人，而是应该阅读兰多（Walter Landor）和多恩（John Donne）。十五岁时，她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爱上了叶芝（她亲口向我说起此事），并向他求婚，但是遭到拒绝。现在他却想起她来，并说自己可以带她逃离她母亲周围的激进政治氛围，而且尽管他已经年老，却仍会让她在容易相处的人群中生活。“你不会说你爱我，对吗？”她问道。叶芝自己并不确定，因此不会宣之于口。艾索尔特·斯图尔特告诉我：她曾想过像母亲一样把叶芝留在身边，但叶芝却变得非常坚决。他们按照约定，在伦敦的莱昂斯角楼（Lyons Corner House）见面讨论此事。她试图支吾过去，但叶芝只问“行还是不行”。面对这样的选择，她只能说不。多年之后，叶芝曾不无怀念地对她说：“要是我和你结了婚该多好。”她的回应则是：“好在哪？我们用不了一年就会分开。”

此时叶芝开始认真考虑乔吉·海德－利斯（Georgie Hyde-Lees）。她在智识上胜过茉德·冈和艾索尔特，也更容易相处，因为她拥有另两人欠缺的幽默感。即便没有“能让陌生人眼神发直的美貌”，她也不乏魅力，因为她的眼睛明亮而充满探寻，而她的红润肤色——用叶芝向一位朋友描述她时的说法——也让她有一种野性之美。她对叶芝关注的问题感兴趣，也爱上了他——这更是她的优势。叶芝认为自己必须结婚已经有些年头。1914年的一桩事件也向他发出了警报——一名曾与他有染的女子以为自己怀了孕。尽管事实证明这名女子搞错了，格雷戈里夫人仍然提出建议，认为结婚是个不错的主意。（多萝茜·［莎士比亚·］庞德⁽¹⁰⁾曾对叶芝夫人提到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有一阵想要结为夫妻，但叶芝夫人从未有勇气问他此事是否属实。）在格雷戈里夫人看来，最佳人选是艾索尔特：她喜爱艾索尔特的纯真，也认为她会因为纯真而更易于掌控。然而，多萝茜·庞德的母亲——叶芝的友人奥利维娅·莎士比亚——则倾向于乔吉·海德－利斯，这部分是因为她在海德－利斯身上看出了一种野性或奇特之处。关于自己从前的情感纠葛，叶芝对海德－利斯小姐开诚布公，将自己描述为在遭遇无数不幸之后终于抵达港湾的辛巴达。他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1917年8月，她放弃了护士工作。当叶芝向格雷戈里夫人坦承自己将和乔吉（很快他就会把她的名字改为乔治）结婚时，他曾问及自己是否应该带她来库尔（Coole）拜访。格雷戈里夫人的回答是：“我更希望你们结完婚再来，那时就没法改变什么了。”

面对如此不吉的预言，叶芝与海德－利斯小姐仍于1917年10月17日完婚。然而，根据叶芝夫人对我的讲述，就在婚礼之后的头几天里，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情绪“忧郁”。他们当时住在阿什当森林旅馆（Ashdown Forest Hotel）。她明白他的状况，也理解他会觉得自己错误地娶了她而不是艾索尔特——随着时间的流逝，后者的抗拒也许已经不那么强烈。叶芝夫人开始考虑自己是否要离开他。她努力找些事情来让自己分心，并想到了尝试自动书写⁽¹¹⁾。尽管金色黎明并不认可这种做法，叶芝却对它相当熟悉。她的想法是伪造一两个句子，以抚慰叶芝在艾索尔特和她自己之间的纠结，然后在过程结束后承认自己的行为。于是，到了10月21日，也就是他们结婚之后的第四天，她催动一支铅笔，写出了一句话。我记得这句话的内容大致如下：“你的做法对猫和野兔都好。”她相信叶芝会将猫解读为她警醒而又怯弱的自我，将野兔解读为奔跑如风的艾索尔特。［《愚人的两支歌》（Two Songs of a Fool）便讲述了一个与此相似的动物寓言。］叶芝立刻被这句话迷住了，然后终获释然。他的忧虑消失不见，却没有意识到：妻子猜到了他忧虑的原因，靠的也许并非超自然力量的帮助。

随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正如她后来对我讲述的，她自己的情感投入——她对这位不同于常人的丈夫的爱，以及对自己婚姻的担忧——必定带来了异乎寻常的感受力，因为她突然感到自己的手攥紧起来，并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开始动作。一些她自己从未意欲也从未想到的句子在笔下流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随着种种意象与念头在笔下成为实体，叶芝也超越了对自己婚姻最初的释然。他在此见证了更为强大的启示：他娶的女子是德尔斐的神谕者。在茉德·冈和她女儿看来，叶芝似乎被这场向来被她们称为“乏味婚姻”的结合埋葬了。然而，与他正在经历的一切相比，没有什么事不是乏味的。叶芝的兴奋之情渗入了他正在写的长篇颂诗——《哈伦·拉希德的恩赐》。他在这首诗中延续了自己对辛巴达的刻画所开启的意象，然而这一次却将自己塑造为宫廷诗人库斯塔·本·卢卡（Kusta Ben Luka）。

苏丹哈伦·拉希德按照惯例，在春天又迎娶了一名新娘，并为此得意。他催促不断老去却仍单身的库斯塔·本·卢卡像他一样结婚。然而库斯塔毫无急迫之意。他说，爱情与季节并无关系，就算对苏丹来说不是这样，对他来说至少是这样的。他渴望的，是找到长久持续的爱情。苏丹代表着叶芝本人更为世俗、耽于情欲的一面，认为更好的是无法持续的爱情，是一种短暂而兽性的东西，因为那是人对永恒不变的灵魂的嘲讽。然而苏丹明白库斯塔的心思与他不同，于是他为诗人找来一名女子——她同样“渴望了解那些古老而晦涩的秘密”：

而她本人也像那青春之泉

洋溢着生命……

如果这是真的，库斯塔表示：“那我就找到了生命最好的恩赐。”他迎娶了这名女子。婚礼过后不久，他的这位妻子在床上直直坐起，口吐神秘之言。说话的不像是她本人，更像是“镇尼”⁽¹²⁾的声音。

库斯塔既惊喜，又焦急（叶芝定然也曾如此），因为他担心妻子会以为他爱她只是因为这种类似自动书写的“夜半之声”，以及它所揭示的东西。他坚称事实并非如此。

那声音引出

一种智慧之质——从她的爱情

的与众不同之中。各种征兆，各种形状；

一切，一切螺旋、方块与半夜之物

都不过是一种新的、对她身体的言说，

沉醉于她苦涩而又甘甜的青春。

超自然之物从自然之物中汲取了力量，并给以确认。

除了智识兴奋和情感投入，叶芝还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安宁。这种安宁一直延续到五年后的爱尔兰内战爆发。他喜欢成为丈夫的感觉，也喜欢成为父亲。他们很快有了女儿，接着又有了一个儿子。他出版于1919年的诗集《库尔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收入了不少关于他的新生活和新想法的诗。另一部诗集《迈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问世于1921年，是他对妻子的精心致敬。其中与诗集同名的作品及紧随其后的《所罗门与巫女》（Solomon and the Witch）以一种雅致的风格赞美了他们的婚姻中智慧与爱的结合。在这两首诗之后，另外几首诗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从自动书写中搜集的信息。《致女儿的诗》（A Poem for My Daughter）宣告了安妮·叶芝（Anne Yeats）的诞生。最后一首——《将在城中塔的石上铭刻》（To Be Carved on a Stone at Thoor Ballylee）——则骄傲地将丈夫与妻子联结在一起：

我，诗人威廉·叶芝，

用古老的木板与海绿色的石板，

还有戈特铁匠铺⁽¹³⁾的铁件，

为我的妻子乔治重建此塔。

在这雄壮的诗行中，乔吉的更名得到了回报。

同时，叶芝也得到了一个证明他已脱离过往生活的机会。1918年，茉德·冈把自己位于斯蒂芬绿地73号的住宅租给了叶芝——她本人已被英国当局禁止进入爱尔兰。然而她偷渡入境，化装成一名乞妇，出现在叶芝家门前，请求他的收留。此时正值乔治·叶芝身患严重流感。叶芝明白茉德·冈在家中的出现必定会造成波澜，于是他不肯收留她。尽管医生向她建议说她的出现可能让病人遭遇危险，茉德·冈仍拒绝离开，因为这是她自己的房子。叶芝变得暴怒起来，直到茉德·冈做出让步，从他家中撤走。他清楚自己真正的忠诚所属。

他满怀激情，想要为从自动书写中得到的零星启示赋予系统化的形态——《灵视》正好为这种形态提供了合适的名目。比起他早先那些将诗学传统与秘契传统混同起来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如今他所热切追求的象征更加完整。他向妻子问起她在婚前读过的书，例如威廉·詹姆斯的作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还有克罗齐的作品，并亲自阅读它们，以搞清楚她的自动书写是否对这些著作的无意识反映。令他高兴的是，自动书写与这些著作无关：

无父无祖的真理——并非来自

我读过的无数书籍中任何一本，

也非来自她或我的头脑——

自生的、高贵的、孤独的真理，

那些可怕而无法抚慰的笔直线条

贯穿无知无觉的徘徊梦境……⁽¹⁴⁾

自动写作的宏大话语中使用的词汇包括一些非常用词，如“漏斗”（funnel）和“盘旋”［spiral，被他改作了“螺旋”(gyre)］，还有家中宠物的名字（叶芝一家养了许多宠物）——那些通灵的声音将这些名字用于它们自身。他坚持要求妻子每天保持两到三个小时的自动书写；时间通常是从下午三点到六点。这对她来说是一项重负。此外，她也害怕这可能会仅仅成为他的又一种痴迷，正如他在婚前对“鬼魂”的痴迷一样。这前一次的痴迷已经让老朋友们不再参加他在沃本街18号的周一晚间聚会。成为先知西比尔并非她自愿，因此她数次中断通灵，要求他重返诗歌写作。然而他的诗也显现出通灵的作用。如《月相》（The Phases of the Moon）这样明确具有象征学意味的诗得以问世。此外她还感觉到：若非自动书写的缘故，他便不太可能将《再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想象为理性的灭绝。他的日常行为也受到影响：要按照自动书写的要求将人们置于各自应属的月相中，需要倾听人们的话语，观察他们的行为方式；为了这个目的，他对外部世界展现出更大的兴趣。这种兴趣惊人地投合他的性情。

有一段时间，他对自动书写所传达的信息不加限制地全盘接受。妻子可以在睡梦中做出口头回答并无须书写，这让他也开始尝试这种通灵方法，不过次数比另一种方法要少得多。有的问题似乎用两种方法都无法解决。例如，如叶芝夫人对我的讲述，叶芝一直未能确定自我在多大程度上受守护精灵（daimon）控制；此外，他有时认为反自我是一种精灵（spirit），有时又不这么想。

叶芝从一开始就认为，有朝一日，必然要用一本书来穷尽这全部的启示，而该使用何种方法来呈现则令他焦虑。叶芝夫人希望他不加介绍，直接呈现这些材料，但叶芝的头脑过于精密细微，无法做到这一点。毕竟，在他的大部分写作生涯里，他一直使用优雅的词句来表现那些本来可能让读者望而却步的观念。因此，自动书写刚刚启动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开始编造一个流传神话，即关于英格兰历史学家吉拉尔杜斯·坎布伦西斯⁽¹⁵⁾与库斯塔·本·卢卡的合作的精巧故事。［来自他早年所写故事中的两个人物——迈克尔·罗巴蒂斯和欧文·阿赫恩（Owen Aherne）——也被纳入其中。］他将《天使与凡人之镜》（Speculum Angelorum et Hominorum，其中Hominorum应为Hominum；这个错误在水平更高的拉丁语学者眼中看来未免好笑）归于吉拉尔杜斯，又把一种编入了自动书写主要符号的舞蹈的发明权归于库斯塔。他请友人埃德蒙·杜拉克为吉拉尔杜斯刻了一尊木雕像，其面容明显以叶芝为原型。鉴于这尊雕像在1918年1月就完成了，因此故事的主体必定在他婚后的头两个月里就已构想出来。

《灵视》的第一版直到1926年初才得以面世。此后不久，叶芝意识到书中的许多内容与自动书写原稿太过相近，需要进一步阐明。他决定为这本书出第二版，并在这一次说出自动写作的事。叶芝夫人对此坚决反对。根据她对我的讲述，他们婚姻中第一次争吵——也是唯一一次严重的争吵——就发生在此时。叶芝赢了，但他在采用现实主义叙述的同时，也将神秘化的变体收入书中。1937年问世的第二版包含了许多新的想法，也有许多疑问。当艾伦·韦德问起他是否相信《灵视》之时，叶芝的回答尽管准确，却不无推诿之处：“哦，我在那里为我的诗寻找意象。”这本书徘徊在哲学与虚构之间，殊难界定。

《灵视》的第一版付梓之后，叶芝听到了埃兹拉·庞德的评论：未满四十岁之人都不应被允许读这本书。话中的暗示是它适于衰老之人。叶芝心中明白，这本书恰恰包含了庞德不喜欢的那种抽象图解。作为回应，他决定将这本书献给他的这位朋友，并为此写了《给庞德的包裹》（A Packet for Ezra Pound）。无论是否乐意，庞德都不得不在这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灵视》的规划中包含了它的一切可能对手。尽管一份被称为“七点提议”（Seven Propositions）的存世文件显示叶芝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又将自己关于终极的思索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在这本书修订完成之后，他便已经可以放手去做其他工作。他还阅读了大量哲学书籍，希望能够确证自己的理论并将之扩展。有时他也会拿秘契主义开玩笑，但正如他的妻子所指出，这样的做法与对秘契主义的严肃态度并不矛盾。在叶芝夫人看来，我关于自动写作乃至普遍意义上的通灵现象的态度似乎都太过怀疑主义了。她曾问过我：“难道你根本不相信鬼神的存在吗？”我的回答是：“我只相信自己心中的鬼神。”“你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她的口气意外严肃。

我至今仍对鬼神无甚了解，但我能看出：叶芝心中的玄学冲动与他作为一名诗人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了这种冲动，他的诗便剩不下几首。在其他人眼中尚未超出现实范畴的一些体验，在叶芝看来却是形而上的，比如回忆带来如同味觉一般的甘苦滋味，又比如人可以毫无来由地放射光芒。叶芝的诗作中，有一首题为《踌躇》（Vacillation），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体验：

五十年生命，来了又去，

我孤身一人，独坐在

伦敦一间拥挤的店铺，

面前是一本翻开的书，一只空杯，

在大理石的桌面上。

在这街市之中，我注视

自己突然光芒闪耀的身躯；

在差不多二十分钟里，

我惊喜莫名：仿佛

我身受福佑，亦可赐福与人。

据叶芝夫人说，此事的确曾在叶芝身上发生；并且部分因为他只有一次这样的体验，他将它看得极为重要。不过，似乎他后来又曾有过一次经历，这一次发生在乡间。他在《格伦达洛的溪流与太阳》（Stream and Sun at Glendalough）中曾有描述：

是什么来自太阳、溪流

或是眼睑的运动射出光芒

穿透我的身躯？

是什么让我活得有如那些仿佛

自生之物，让我获得重生？

这些感觉通道之外，还有其他（或许来源不那么明确的）体验——两个世界在其中交汇，为存在赋予完整性，让人洞察事物的核心，知晓将来之事。

从叶芝夫人的零散回忆中，我了解到一些关于叶芝形貌的事情。例如有一天她提到他的双手：就其外表面而论，叶芝的手掌相当大；手指呈锥形，有着很细的方形指尖和圆形指甲。在艾比剧院（Abbey Threatre）那幅肖恩·奥沙利文（Sean O’Sullivan）为他绘制的肖像中，叶芝的形象却不够准确——指尖被画成了圆形，指甲则是尖的。她也向我讲到在他们结婚之前叶芝如何因为上报收入太少而受到税务局调查。直到1900年之后很长时间，他每年上报的收入都只有几百镑。为此，乔治·拉塞尔⁽¹⁶⁾还曾作为品格证人受到传唤。最后官员们道了歉，解释说他们此前难以相信一个在报纸上频繁出现的人挣的钱会这么少。她还谈到叶芝晚年对蓝色衬衫的偏爱，以及人们如何错误地猜测他穿蓝衫是为了表示对爱尔兰法西斯组织蓝衫党（the Blue Shirts）的支持，而事实却是蓝色很合适搭配他的白发。的确，他曾与蓝衫党的首领约恩·奥达菲（Euin O’Duffy）将军会面，但叶芝夫人注意到：“两人自说自话，无法理解对方。”在向其他友人描述奥达菲时，叶芝总是将他称为“那个虚张声势的家伙”。这个标签中的贬义足以表明称呼者对其毫无兴趣。因为，尽管叶芝有这样的会面活动，但正如他在1905年写给约翰·奎恩（John Quinn）的信中所说，他从未停止主张“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看待世界的权利”。当这项权利受到侵犯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抨击掌权者，因此他绝不会接受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

她向我说起过叶芝的幽默感。有时这种幽默感表现为喜欢恶作剧。例如：在二人第一次共同前往库尔拜访时，他允许妻子带上了他们的猫。格雷戈里夫人的生活可以说是由各种禁忌构成的；她二十四岁时就因为自己太过沉溺其中而戒掉了打猎。家中绝不能有任何动物也是她不可触犯的规矩。因此，叶芝夫妇不得不等到女主人入睡后，才能将猫带进室内，还必须在清晨她起床之前把猫带出去。叶芝夫人问他为何不提前告诉她。他的回答是：“我就想看看她会怎么说。”他喜欢强迫友人乔治·拉塞尔和他一起玩槌球，然后把自己的时间都用来阻止拉塞尔在第一道球门之后拿到自己的球。拉塞尔的唯一办法是在早上九点半来访，因为叶芝不会在这个时候强迫他参加娱乐活动。在丈夫爱讲的故事中，有一个让叶芝夫人觉得不那么有趣。他曾以托利党人的讽刺口吻向弗兰克·奥康纳说起这个故事：叶芝夫人在政治上的左倾程度似乎与他的右倾程度差不多，因此她不喜欢自家的邻居，认为他们是法西斯分子的同情者。有一天，她走出门，发现自家的一只“民主派”母鸡不见了，便以为是邻家的“警察”狗吃掉了它。她给邻居写了一封信，并很快收到回信——“狗已处死”。她还未从这条消息带来的震惊中走出，那只“民主派”母鸡却再次出现。她想给邻居回信，叶芝却说“那也救不回那条法西斯狗啦”。还有一件不那么严肃的轶事：叶芝在信中总是称她为“我亲爱的多布斯（Dobbs）”——多布斯是对体型肥胖的男子的称谓，而叶芝夫人本人也略为丰腴。不过，他从未在交谈中这样称呼她。

叶芝夫人觉得丈夫极富“人性”。他在《库尔公园，1929年》（Coole Park，1929）中对自己的描述：

那里，一个怒气冲冲、假作雄壮的家伙，

尽管他内心怯懦

是准确的，正如她向我确认的那样——他是个羞涩的人。有一次，当弗兰克·奥康纳身陷一群陌生人的聚会，而她前来搭救时，她说自己看出了他的羞涩，因为当时奥康纳将手插进头发的姿势与她丈夫身处同样境地时一模一样。为了让自己渡过这样的困境，叶芝建立了一种固定模式⁽¹⁷⁾。正如他向她抱怨时所说，他只能如此，因为人们看他⁽¹⁸⁾的眼光总像是在参观动物园。他曾告诉妻子：格雷戈里夫人十分敏感，却不知道他也是敏感的人。

孩子们出生后，他也许已经太老了，没法与他们亲昵——尽管也有记载说他曾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陪他们玩耍。他倾向于偏爱安妮，而非迈克尔。有一次，他出门时拒绝其他人同行，却带上了安妮。迈克尔一边爬上楼梯，一边望着他的背影远去，在抽泣中问母亲：“那个男人是谁？”然而叶芝晚年的信件表明他的确爱着他们，也为他们骄傲。在一封信里他提到“高大而优雅”的迈克尔如何刚刚在一次数学比赛中得奖，在另一封里又提到身穿新衣的安妮如何向他炫耀。193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入侵时，叶芝曾向当时十六岁的儿子解释形势。讲完之后，男孩突然说道：“但是，你说得不对。”接着纠正了他的错误。叶芝大吃一惊。

在叶芝的诗歌和生命中，茉德·冈的影子无处不在，因此我多次拜访这位伟大的“旧日火焰的余烬”⁽¹⁹⁾。她通常被称作麦克布莱德夫人（而我出于无知，曾称她为“太太”，直到她的友人埃塞尔·曼宁严厉地责备了我），当时已经八十二岁了，身高六英尺，瘦削而威严。她接待了我，将我当做一名上门拜访的年轻人，而我同样将此视为一次礼貌拜访。现在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她身上有许多神秘之处。在爱尔兰脱离英国统治的历程中，她占有特别的位置。她的家族和出生地都在英格兰，她却自称是爱尔兰人，而她给出的理由尽管可信，却也不免令人好奇。她对这个自己选择的祖国的感情在许多方面都值得赞美，但其中又掺入了一种狂热色彩，让她在德雷福斯案时代陷入反犹主义，在希特勒时代又抱有一种对纳粹的同情。希特勒打算进攻英国，这正是她长久以来期待的事。要将自己的努力神圣化，她本该不得不成为烈士，就像罗森堡夫人那样，但她活了下来，并披上了黑衣。她的黑衣不是为了悼念她那位被处死的丈夫——她在结婚两年后就与他分居——而是为了悼念同样遭到分割的爱尔兰。长寿为她带来了光辉。叶芝赋予她一种不朽，而这种不朽或许她并不应得。逐渐地，就像从前那些为她的美貌而倾心的人一样，一些年轻人只因醉心于叶芝对她的描绘而像我一样登门拜访。她终老于他的诗中，却非本心所愿，因为她从未真正喜欢过他的诗。约翰·斯帕罗告诉我：他有一本叶芝的书，是诗人本人题写给茉德·冈的；其中她唯一特意剪掉的，正是印有叶芝写给她的诗的书页。

茉德·冈声称叶芝写给她的全部信件都已经在爱尔兰的“劫难”中毁掉了，不过至少还有一些后期信件仍完好保存在都柏林一家银行的金库里。她并不认同叶芝对二人关系的描述，而我也大部分认同她的说法。叶芝认为茉德·冈从未坚定拒绝过他，她却认为自己从未给予他抱有希望的理由。根据叶芝的第一份自传手稿，茉德·冈曾与他缔结“灵婚”，也许她已经忘记了。叶芝在诗中这样写道：

因你未守庄重许下的誓言，

他人便成为我的朋友。⁽²⁰⁾

当她写信通知他自己嫁给了约翰·麦克布莱德时，叶芝觉得她背叛了这个誓言。不过他仍压下了自己一开始感到的震惊与痛苦。他是一位太过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个太过宽容的男人，不可能不明白美丽自有特权，而这特权中也包括残忍。他的许多诗歌既清晰呈现了自己受到的伤害，也煞费苦心地表达了自己的宽恕。

先前，出于茉德·冈作品造成的印象，我一直以为叶芝是一名从未得到回报的爱人。然而有一天，当我在都柏林阅读叶芝在1908年留下的一份神秘主义日记时，我读到了当年晚些时候他写下的一段话——当时他与茉德·冈都住在她位于诺曼底乡下科勒维尔（Colleville）的住所，其中隐隐暗示她觉得他们不能继续下去了。我问叶芝夫人这是什么意思，她回答道：“我不会主动提供这条信息，不过既然你已经自己发现了它，我可以向你确认，当时W. B.和茉德·冈是一对恋人。”后来我又从叶芝晚年爱过的一名女子——伊迪斯·沙克尔顿·希尔德——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说法，因为他也对她承认过这件事。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一个男人的青年与老年》（A Man Young and Old）中所言之事的含义。他在诗中的一段里这样写道：

他的回忆

我们应该藏在他们视线之外，

只以神圣形象出现；

身躯残破，如同棘刺

在酷烈北风下摧折，

让人想起被埋葬的赫克托耳

和生者一无所知之事。

女人们毫不在意

我的所做或所言。

她们宁可抛下她们的爱宠

去听蠢驴嘶鸣；

我的手臂仿佛扭曲的荆棘

但也曾有美人睡卧；

部族的翘楚以之为枕

得享巨大的快乐——

她曾让伟大的赫克托耳陨落，

曾将特洛伊夷为废墟——

竟向这耳朵高喊：

“如果我尖叫，就冲撞我。”

至少对叶芝而言，青春情感在秋日的这次盛放有着某种与其短暂不成比例的重要性，让他觉得自己早年对茉德·冈的毫无肉欲意味的追求终得证明。

我尝试从茉德·冈的视角来想象她与叶芝之间的关系，现在已经能够更好地理解它。叶芝不知道的是，茉德·冈在1889年对叶芝一家进行那次意义重大的首次拜访时，她已陷入与某个法国人的热恋之中。一年之后，即1890年1月，她便成为一个名叫乔吉特（Georgette）的小男孩（不是小女孩）的母亲。孩子的父亲是一名已婚男子——报纸编辑吕西安·米勒瓦（Lucien Millevoye）。他在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吸引了茉德·冈。米勒瓦热情拥护布朗热将军⁽²¹⁾的政治野心，而茉德·冈则在欧洲各地传递秘密消息以支持他的事业。然而，1889年，布朗热失势，逃离法国。于是茉德·冈转向爱尔兰独立运动。叶芝对她一见倾心，邀请她加入自己的种种活动，又找出他们可以一起参加的新活动。他对米勒瓦的存在一无所知，并觉得她已经接受的灵婚最终也许可以变成现实。

让茉德·冈悲伤的是，乔吉特死去了，时间我想应该是在1893年下半年。她询问叶芝和他的朋友乔治·拉塞尔，想要知道亡童的灵魂会有什么样的命运。拉塞尔宣称它通常会在同一个家庭中重生。叶芝注意到了她的情绪，并在未发表的自传中表示自己想告诉她：拉塞尔认为很有可能发生的事只是一种猜测。这个猜测驱使她和米勒瓦一起进入亡童的墓穴——他们希望在那里让逝去孩子的灵魂重新进入另一具身体。他们的女儿艾索尔特正是因此而生。这件事的戏剧性无法掩盖其中的悲哀。正如叶芝所知并言明，茉德·冈的际遇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招引不幸的天真。他在《一尊青铜头像》（A Bronze Head）中提到了自己在想到她时的喃喃而语——“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至于她的情人米勒瓦，他对茉德·冈的态度相当糟糕，但直到1896年的一天，他带着一名新情人来看艾索尔特，茉德·冈才与他分手。

艾索尔特生于1894年8月6日。在大概一年多时间里，茉德·冈留在法国，全心照料女儿。在这段时间里，叶芝遇见了莱昂内尔·约翰逊（Lionel Johnson）的表姐奥利维娅·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夫人是一名律师的妻子，婚姻并不幸福。当时她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多萝茜，而多萝茜将在日后嫁给埃兹拉·庞德。在其未出版的自传中，叶芝总是用《罗布·罗伊》（Rob Roy）中的名字戴安娜·弗农（Diana Vernon）来称呼这名富有魅力的女子。在本书中我也使用了这一化名。叶芝夫人确信多萝茜·庞德不会介意我使用她母亲的真名，但也觉得：鉴于埃兹拉·庞德正因其战时活动而身陷泥潭，为征求许可而去麻烦她未免不妥。与莎士比亚夫人的这段感情并不复杂，也令叶芝长久心怀感激。如他在诗作《友人们》（Friends）中所言，她让他不用承担“青春那梦幻般的重负”。不幸的是，几个月后，茉德·冈来信说她梦见了他。这封信给叶芝带来的焦躁不安尽在莎士比亚夫人眼中，于是她结束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后来又曾非正式地复合，并终生保持好友关系。

直到茉德·冈在1903年结婚，叶芝才真正获得了性自由。接下来他有了许多情人，其中包括演员弗洛伦丝·法尔（Florence Farr）和一个名叫梅布尔·狄金森（Mabel Dickinson）的按摩师；正是后者的可能怀孕让叶芝受到惊吓。他明显的性兴趣曾导致他和友人约翰·奎恩——一名纽约律师和收藏家——发生争吵。奎恩指责叶芝在自己的情人多萝茜·科茨居留巴黎期间向这位小姐示好。叶芝以一种爱德华时代的方式否认了指控。“如果她是你的妻子，你可以这么说，”他对奎恩说，“然而她只是你的情人，所以我根本没有！”未婚的奎恩并不觉得这个回答好笑，在此后数年中和叶芝断绝了往来。

到了暮年，尤其是在1927至1928年间因为马耳他热⁽²²⁾而长期患病之后，叶芝为自己禁欲的年轻时代感到痛悔。他在诗集《旋梯》（The Winding Stair）中写下了有关情欲回忆的诗作。到了1934年，他感到自己的性能力已然衰退，便求助于诺曼·海尔（Norman Haire）主刀的施泰纳赫手术⁽²³⁾。与叶芝的幻想相比，手术的实际结果并没有那么富于戏剧性。在几年时间里，叶芝的性欲和诗歌热情（他向来认为两者彼此关联）都“神奇”复活，直到那场最终将他送进坟墓的疾病来临。我觉得本书无权讲述叶芝晚年的情事，但他在生命中的最后阶段确有几次恋爱。叶芝夫人了解这种爱情对他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身为诗人妻子的角色，更多地选择支持他的爱情而非阻挠。“在你死后，”她曾这样告诉他，“人们会书写你的爱情，但我什么都不会说，因为我会记得你是多么骄傲。”

除了茉德·冈之外，她有时也会对我提到叶芝带入他们婚姻的另一桩负担，也就是他与他父亲之间一生的紧张关系。在叶芝看来，他父亲对他的影响大得难以估量。这种影响从他小时候就开始了。当时老叶芝突然注意到威廉不会阅读，便亲自教导他，并且经常使用体罚。其他几个孩子——莉莉（Lily）、洛莉（Lollie）和杰克（Jack）——则可以自由发展（尽管老叶芝总是会自己接待那些上门拜访的年轻人，让女儿们得不到结婚的机会）。威利才是他特别关注的对象。他对这个儿子从里到外了解得清清楚楚，只需要用一句话就能戳破他自我保护的盔甲。这种压力包括大量身体上的惩罚，至少在叶芝进入少年时代前如此。杰克·叶芝曾在他和哥哥的共同房间里见证父亲的野蛮。当时他对威廉大喊道：“记住了，在他道歉之前，不要和他说一句话。”老叶芝经常斥骂儿子直至深夜，原因可以是他的中学成绩，可以是他不愿去圣三一学院，可以是他在神秘主义活动上挥霍自己的天分，甚至包括1903年他将自己的出版商换成菲舍尔·昂温（Fisher Unwin）的决定。直到老叶芝在1908年前往美国并留在那里，直到于1922年去世，父子之间的争吵才得以结束。老叶芝与乔治·叶芝曾于1920年在纽约相见，并相处愉快。他也非常欣赏儿子受这桩婚姻启发而写出的诗——它们符合他关于艺术必须植根于经验的理论。

老叶芝一直认为儿子的固执来自他身上波利克斯芬家族——也就是他的母族——的基因，好像这种性格在叶芝家族中从未出现过一样。然而没有人比他本人更加固执：无论是他要成为一名艺术家的坚持，还是他消除威廉心中顽固的玄学冲动的决心，都体现出这一点。到了晚年，他变得比从前更能恬然欣赏儿子的成就，会说：“老普里阿摩斯本人不怎么样，但他有赫克托耳这样的儿子。”他为儿子所做的，是让他得以接触那些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被过早否定的观念，并在二十世纪使用它们。其中一种是：诗歌与艺术是高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真理形式。老叶芝对这一观念加以改进，明确认为二者与生活不可分割。另一种则是：一个人既不应像佩特（Walter Pater）那样认为经验有其自身的价值，也不应让经验变成道德或宗教原则的附属品。他应该追求的，是老叶芝称为“存在的统一”（Unity of Being）的东西——在这种统一里，个性（personality）的所有特点才能谐然而鸣。

他的儿子在这些理论上追随他，不过又在其中增加了大量额外的复杂性。老叶芝过于担心儿子会将神秘理论用在一切事物上，但他其实不用如此焦虑。叶芝在《灵视》中建立的体系本身就有一种反体系的色彩。这个体系表面上是决定论的，却包含大量自由意志成分。尽管偏好存在的整体性，这个体系仍然在世界里为圣人对自我性（selfhood）的摧毁⁽²⁴⁾留出了位置。关于个性和历史的教条陈述与一种认识论意义上难以捉摸的神秘之间有一条边界，而叶芝的体系正好位于这条边界上，并让它整个振动起来。根据叶芝夫人的说法，叶芝对它有时相信，有时怀疑。叶芝在这个体系的一个部分中（即第十七相）描述了他这样的人——他们总会超越自身所在的体系，如同爆开的豆荚。

叶芝的晚年时光令人哀伤——他一直心怀重获新生的愿望，却又受到病痛的打击。在去世之前三年，他曾对妻子说活着比死去还要艰难。在更加接近终点的时候，他又曾表示：“一定要将我葬在意大利，因为在都柏林的话人们会举行葬礼，还会让伦诺克斯·鲁宾逊⁽²⁵⁾当主祭。”她告诉我叶芝需要一百年才能完成自己的作品。我的猜测是：他要钝化自己所见的两种在世界上永恒作用的力量——其中一种认为现实如同潮汐般变动不居，另一种则认为现实有如蜂窝或鸟巢，坚韧而稳定。“让万物消逝。”《踌躇》中的一位世界征服者如是说，而在《灵视》中，叶芝又不无称许地引用了艾索尔特·斯图尔特即兴而唱的一首歌：“主啊，请留下些什么。”这些力量与他在《哈伦·拉希德的恩赐》中加以对比的两种爱的形式是相关的，一种嘲笑永恒，另一种却追求永恒。1938年5月，他为伊迪斯·沙克尔顿写了一首四行诗。在诗中他提出了一种“对一切的解释”：

无物从乌有流入乌有。

同样的话也回响在他的两部晚期剧作中：《炼狱》（Purgatory）中的老人在剧终时说道：“两次杀人，都是枉然。”而《鹭鸶蛋》（The Herne’s Egg）中最后一场演说里则有这样一行：“大费周章，却一无所获……”然而，在他的另一件晚期作品、题为《螺旋》的诗中，叶芝又坚持认为整座楼台都将从“任何丰富又黑暗的空无”中得到重建。他可以将无物想象为既空无，又蕴蓄。我认为，他越来越痛切地见证了两种冲动之间的碰撞：一种想要抛弃精细的区分、细微的情感和分门别类的事物，另一种却想不惜一切代价留住它们。在他的封笔剧作《库胡林之死》（The Death of Cuchulain）中，最后的合唱发问：

难道，那些让人非爱即憎之事，

才是他们唯一的现实？

此时叶芝已经开始构建一种超越《灵视》的理论：关于物质世界千变万化的装饰其实只是精神以及精神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系的投影。这也许正是他生前未能完成的探索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批信件中，有一封既是对怀疑主义的屈服，同时也是对它的最后反抗：“人可以呈现真实，却无法认识它。”

叶芝夫人的观点与叶芝本人的相当不同，足以保护他，使他免于陷入自满。大多数时候，她都尽力让他最后的诗作成为可能。她了解他痛苦的灵魂，也明白他可以荒唐而难于相处，也可以机智而善解人意。她还知道，叶芝可以一时夸大其词，一时又改变主意，并帮助他避免过许多愚蠢的举动。正是因为她的缘故，叶芝才得以塑造出其主要诗作中的象征和观念体系。她丈夫有一种总是能让她意外的特质。因为我未曾提到这一点，她便向我指出了它。那是一种异于常人的、关于事物将来会在人们眼中如何呈现的感觉能力。叶芝心中很可能知道：她会在他故事里处于中心。如果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她对他也是一样。

在写完这本幸而得到她肯定的书之后，过了一些年，我又为叶芝的友人詹姆斯·乔伊斯写了一部传记。我询问叶芝夫人我是否可以将这本书题献给她，她也没有反对。“我是该写‘献给W. B.叶芝的夫人’，还是‘献给乔治·叶芝夫人’，还是献给‘乔治·叶芝’？”我问道。她的回答是：“这该由你决定。”我最后选择了“献给乔治·叶芝”，以明确我希望自己在本书中成功呈现出来的东西——她的独立、她的敏锐，还有她的幽默。与叶芝的婚姻既壮阔美丽，也处处布满旋涡，而她以一种镇定自持，一种宽宏，还有一种近于高贵的态度走完了这段旅程。

R. E.

牛津大学新学院

1978年6月27日

---

(1)　Rathmines，都柏林南部的一个郊区。——译注

(2)　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The Hermetic Order of the Golden Dawn），详见第七章。——译注

(3)　本书中vision一词在指通灵式的冥想行为或这种冥想能力时，多译作“灵视”，灵视所见则译作“幻象”或“异象”。参见第九章（原书126页）。——译注

(4)　原文为J. B. Yeats。本书中凡需要区别叶芝父子二人姓名处，J. B. Yeats或John Butler Yeats多译作老叶芝。——译注

(5)　Willie，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昵称。——译注

(6)　出自《土星之下》（Under Saturn）。——译注

(7)　《哈伦·拉希德的恩赐》（The Gift of Harun Al-Rashid）。——译注

(8)　作者在讲述（广义的）神秘主义内容时使用了mystic、occult、esoteric和hermetic等不同词汇及其变化形式。这几个词的含义各有侧重，在需要区别的情况下，译者分别译作秘契／神秘、神秘、秘传／隐秘和秘术，不一定妥当。——译注

(9)　出自《1916年复活节》（Easter 1916）。——译注

(10)　Dorothy Shakespear Pound（1886—1973），英国艺术家。她是小说家奥利维娅·莎士比亚（Olivia Shakespear）的女儿，也是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的妻子。——译注

(11)　automatic writing，一种据称可以在无意识状态下写出语句的心灵能力。相信者认为写出的内容源于潜意识或超自然世界。科学界和怀疑者则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暗示作用。——译注

(12)　Djinn，前伊斯兰教时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神话中对精灵一类超自然存在的称呼。——译注

(13)　Gort forge，位于爱尔兰戈尔韦郡的戈特。——译注

(14)　《哈伦·拉希德的恩赐》。——译注

(15)　Giraldus Cambrensis（约1146—约1223），英国历史学家、教士“威尔士的杰拉德”（Gerald of Wales）的拉丁文名字。——译注

(16)　George William Russell（1867—1935），笔名A.E.，爱尔兰诗人、艺术家和神秘主义者，叶芝的好友。——译注

(17)　“模式”原文为patter，应为pattern之误。——译注

(18)　“他”原文为her，应为him之误。——译注

(19)　“vestige of an ancient flame”，语出《埃涅阿斯纪》4：23——迦太基女王狄多用“我能感觉到旧日火焰的余烬”（agnosco veteris vestigia flammae）来描述自己对埃涅阿斯的爱情。——译注

(20)　出自《郑重的誓言》（A Deep-sworn Vow）。——译注

(21)　General Boulanger（1837—1891），即法国军人、政治家乔治·布朗热。他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领导一场短暂而声势浩大的威权主义运动，几乎颠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译注

(22)　Malta Fever，即布氏杆菌病（brucellosis）。——译注

(23)　Steinach operation，奥地利生理学家欧根·施泰纳赫（Eugen Steinach）发明的一种输精管半结扎术，旨在消除疲劳、减缓衰老和增强性能力。——译注

(24)　应指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关于破除自我性以获得超越的想象，参见布莱克《耶路撒冷》（Jerusalem）5：22。——译注

(25)　Lennox Robinson（1886—1958），爱尔兰剧作家，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后期的领袖之一。——译注